时隔一个世纪，辛亥革命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我们走进档案馆、博物馆、资料室，在翻阅一份份发黄的珍贵史料中，对当时报刊的宣传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

　　随着1901年“报禁”、“言禁”的开放，中国的报刊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期。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矛盾激化，各种政治力量通过报刊政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并与敌对思想作斗争。在当时，报刊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了革命而办报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报刊也成为反映民意、影响舆论和指导舆论的最佳利器。

　　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阵地，浙江的报刊对革命舆论的宣传不容忽视，《浙江潮》等报刊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有力宣传了革命思想，开阔了民众眼界，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雨后春笋——革命报刊遍及全省

　　清朝末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在革命派的共同努力下，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报禁”得以有限度开放，国内外华人群体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的热潮。浙江是辛亥革命中心地区之一，所办报刊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省各地。

　　清光绪23年（1897年）1月20日，由瑞安人陈虬创办的浙江第一份革命报刊《利济学堂报》在温州诞生，这份刊物虽以利济医学堂的学报形式出现，却致力于报道国家的政治形势，鼓吹变法维新，介绍西方国家先进事物。《利济学堂报》只存在了一年半，但发行遍及浙江全省和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连香港、澳门也有订户，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杭州，出现了《经世报》、《杭报》、日商《杭报》、《笑林报》等报刊。其中，创刊于1894年冬的日商《杭报》是我省最早的日报，当时之所以在日本驻杭领事馆登记注册，是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查与管制，经办者均为中国人。这些报刊存在时间都不长，但表明开始多点发展，且从洋人办中文报向国人自己办报过渡。

　　光绪27年（1901年）5月，《杭州白话报》正式创刊，最初旨在“鼓吹新政”，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2年后，光复会会员孙翼中从日本回国主持《杭州白话报》，该报开始转向革命，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腐败吏治，多次揭露慈禧太后向洋人献媚的丑态，报社成了光复会的舆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可以说，辛亥时期浙江革命力量迅速壮大，离不开《杭州白话报》的宣传鼓动。

　　1903年到1904年间，浙江出现了《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西湖报》、《萃新报》等，其中不能忽略的是由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张恭领头创办的《萃新报》。

　　出身书香家庭的张恭从小聪颖过人，12 岁时就在金华县童子试中夺魁，23 岁就读杭州紫阳书院时结识了一批民主革命人士，见识大开。1902年，张恭得中举人功名，却全身心投入了反清斗争。当时，金华连续3 年灾荒，他筹谷100 担发起成立“积谷会”，随后成立“龙华会”，成为省内最具影响的反清地下组织。他还组织戏班子“张恭大班”，以巡回演戏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在革命活动中，张恭意识到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的“文明报”对革命事业必不可少，《萃新报》因此诞生。该报运用社论、时论丛谈等形式，旗帜鲜明地鼓吹民族革命，宣传爱国民主主义和共和思想，呼吁国人“跳出黑暗界，步行红日中”。

　　张恭的积极活动激怒了当局，光绪32年（1906年），严州知府禀请浙江巡抚，以“出语狂悖”的罪名查封了《萃新报》，这就是历史上的“浙省报馆被封之第一遭”。次年，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事失败，秋瑾也在绍兴蒙难，与徐锡麟、秋瑾一起策划武装起义的张恭被通缉。他在逃亡中自毁面容，辗转于各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武昌起义后东南光复才获得自由。民国元年（1912 年）10 月5 日，张恭病逝于金华，年仅36 岁。

　　这一时期，浙江还创办了《觉民报》、《浙江五日报》、《浙江日报》、《西湖报》、《醒钟报》、《宁波新报》、《浙江白话报》、《白话新报》、《绍兴公报》、《四明日报》、《善报》等。

　　石破天惊——“苏报案”激发“浙江潮”

　　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和革命，多以报刊宣传为先导，辛亥革命也不例外。1903年，《苏报》“大改良”，先后介绍、刊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言辞激烈地宣传革命、反对改良。正因如此，《苏报》遭到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镇压，邹容、章太炎被捕，报社被查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设立的文字狱，是辛亥革命前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它让人们看清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和腐朽没落，促发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

　　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成立前主要的革命小团体之一，同一时期华兴会的成立也与“苏报案”有关，这为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苏报案”和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影响深远，在日本发刊的《浙江潮》也在“苏报案”发生后言论转向激烈，积极宣传反清斗争，中外统治者虽横加阻挠，终不能抗拒时代的洪流。

　　《浙江潮》是爱国主义的产物，革命倾向非常明显。清朝末年出现了一股留学救国热潮，近邻日本成为爱国青年留学首选，到1903年，浙江留学东京的学生已达100多人，他们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因眷恋祖国，于当年2月创办了《浙江潮》。

　　《浙江潮》的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许寿裳等人，主要撰稿者还有沈沂、鲁迅等，每月一期，每期近200页，约 10万字，包括社说、论说、学术、大势、谈丛、日本闻见录、新浙江与旧浙江等栏目，发刊后很快风行国内外，第一期至第四期三次刊行达5000册，并引领了留学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创办刊物的热潮。

　　这份刊物之所以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是因为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推翻清王朝、振兴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以较多篇幅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署名“慧僧”的作者在第二期和第三期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二十世纪之太平洋》，纵论西方势力东渐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东方局势的恶化。在第一期学术栏内，一篇题为《印度灭亡之原因》 的文章从地理、民族特性、外来侵略等方面分析了印度灭亡原因的同时，告诫国人要以此为鉴，防止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

　　可以说，《浙江潮》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和对拯救民族危机的呐喊，表明了青年学生对中国时局的深刻认识，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共鸣。同时，它旗帜鲜明地倡导民族主义，号召民众起来推翻清王朝。仅在第一期“社说”和“论说”栏中，就刊载了《国魂篇》、《民族主义论》、《公私篇》等署名或不署名文章，对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紧迫性作了充分论述。《浙江潮》敢于指名道姓地痛斥清廷统治者，蔑称慈禧只不过是一“淫贱老妪”，“在满洲为亡国妖孽，其一身以外无长物”，是中国人的公敌。通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大批青年学生已经彻底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局限性，坚定了他们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

　　《浙江潮》还致力于传播国外的学术思想，介绍近代科学文化，如鲁迅发表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以古代斯巴达人不惜以身殉国、反抗侵略的精神，激励留日学生和广大中国青年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对宣传新思想和推进革命运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醒狮怒吼——舆论成为斗争利器

　　通常认为，中国报刊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被称作“新闻”的小报，甚至唐代的邸报，但真正能算作报刊鼻祖的当属鸦片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外新报》等一批报刊。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推动维新变法，用报纸作为舆论工具，以期达到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的目的，各地报纸随之纷纷创立。不过，这些报刊与改良运动一样，只是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用报纸宣传复辟，逐渐从改良转变为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联系密切的保皇派。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内外出版了很多革命报刊，倡导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与保皇派展开了长期斗争，双方对垒达十余年之久。

　　由于双方的斗争都是以报纸言论为武器，在政治思潮的激荡中，革命报纸得到蓬勃发展，到了兴中会晚期，宣传革命的报纸已经遍布海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报刊从最初在海外诞生，后来进入国内，受到打压后复归海外，最后又回到国内，这一反反复复的发展过程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致，并在反清武装斗争中给予积极配合，不断将革命舆论推向高潮，使辛亥革命获得胜利。

　　在辛亥革命前后，浙江报业也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引导革命舆论，争取民众的共鸣与支持。这一点，从当时报刊的规模可以得到证明，10年办起了20多份报刊，且多为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所办，宗旨都为“开通民智”，在百姓中普及时事信息，激发爱国热情，反对清廷封建帝制，拥护共和政体，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这在清末专制统治下堪称辉煌。

　　除了发行空前，革命报刊的内容更如醒狮怒吼般震撼人心，内容具有鲜明的立场，言辞极为激烈，洋溢着浓浓爱国热情，鼓动人们参加斗争。《绍兴白话报》办报之初，就明确提出以“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为宗旨。正如当时人回忆所说：“力促人民觉醒，提高革命意志，不免深中清廷所忌。”这些报刊制造的舆论为辛亥革命中浙江光复奠定了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