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讴歌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无数先辈为了富国兴邦为此作出许多探索和尝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周恩来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生前虽然没然没有明确提出“对外开放”这一概念，但他个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国外曾长期工作生活的经历于我党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他关于对外开放历史必然性、必要性的阐述，关于对外开放原则的论述，关于对外开放具体形式、途径的探索，基本上构成了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框架。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所起作用受到了一定局限，但新中国对外开放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说，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对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理论先导作用。

　　一、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

　　周恩来的学生时代，放眼看世界的思潮不断地促进着社会开放意识的生成。1913年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仿照美国教育制度建立起来的南开学校是一块思想开放的教育场所。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周恩来开放意识的初始阶段就是在这个学校生成的。他阅读了严复翻译的《法意》、《民约论》、《原富》、《天演论》等大量西方学术名著。资产阶级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精华部分是周恩来开放意识生成中可贵的乳汁。周恩来进入南开后外语突飞猛进，以后又学习掌握日语、法语和德语，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种开放交流的工具。1916年，周恩来在《试论奢靡二说》中，回顾和分析了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指出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禁锢人民思想，严重地抑制了人民聪明才智的发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必须学习外国先进东西，才能促进本国的发展。他竭力主张中西文化结合，吸收外来新文化，改造中国旧文化。同时又告诫在国外的青年学生，对于一切文化、主义、思潮，不要盲目吸收，要避免“被动的熏染力”，发扬“主动的观察力”。①周恩来早期知识结构中的广阔性、多样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他一生中的思想开放、性格开放的基础。
　　周恩来走出国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后，他拥有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更加博大而精深，更加广阔而开放的新境地。在战后充满革命生机的欧洲，他发展成为一个放眼全球，胸怀解放全人类宏愿的革命志士。他的革命生涯开始于对欧洲社会的考察和报道。《益世报》上的五十六篇近25万字的旅欧通信是他开放意识达到新境界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还阅读了大量原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的开放意识中也大量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血液。他具有了全球观点看问题的眼界，成为拥有国际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南京中共代表团、北平军调部及各地执行小组、解放区救济总会从事了大量外事工作。1938年4月，中共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设置国际宣传组。其任务之一是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与外国友人进行联络。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叶剑英代表南方局宣布正式成立对外宣传小组，不久，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外事组积极开展工作，冲破了国民党一党办外交的局面，并获得英、法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同情和支持。19世纪40年代初，周恩来与在重庆的美国官员接触中一再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在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同意，遂成立“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这是中共第一次和美国政府建立的直接的、半官方联系。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此为中共外交之真正开始。为专事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央决定设立军委外事组。周恩来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军委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国共《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后，由国共美3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正式成立。1947年5月1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正式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下设研究处、新闻处、编译处。中央外事组几乎囊括了从北平、南京、上海等地撤回的外事精英人物。1948年4月，中央外事组迁至西柏坡，主任改由周恩来兼任。此外，一些干部、留学生、华侨长期在海外以各种身份从事革命活动，这也是由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民间外交和首脑外交实践对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系统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首脑外交为例，周恩来首脑外交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特使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顾问、国会正副议长和国会中的党派领袖、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的负责人。凡单独来访的皇室成员、总理夫人及其子女，一般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从1949年10月至1975年9月，会见外宾次数共6620次。周恩来访问过亚洲11国、非洲10国和苏联东欧8国，共29国64次②。在访问中周恩来对外国优秀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自然会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二、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的的基本内涵

　　1、从时代高度论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从国情出发，阐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周恩来早在青年时期，就东渡日本，西渡重洋，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他在1918年2月11日的旅日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③
　　建国以后，周恩来根据我们所处的时代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在一个地球上，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相互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承认“两个并行不悖”的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坚持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不能绝对“一边倒”，积极主张打开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54年他就说过:“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1957年，他在同美国青年代表团谈话时进一步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往来，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④这些论述，在五十年代是十分可贵的。
    到了六十年代，周恩来面对世界科技进步的现实，更加明确地指出:“处在六十年代，技术进步更是日新月异。你有这，他有那，要求交流。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装备。”“所以，自力更生不能叫闭关自守。这在中世纪都不可能，何况现在。”⑤周恩来到了晚年，更加面向世界，放眼未来，坚持对外开放。1973年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千万不要保守，保守了中国就没有希望。”⑥他认为，一个孤陋寡闻，抱残守缺的青年是不会有出息的。总之，在周恩来看来，我国实行开放政策，是时代所要求，历史之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政治上独立了，但仍然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周恩来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一再阐明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1954年，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水平都很低，从质和量看都是如此。”“文艺也拿不出多少东西。”即使对外国人，他也从不隐讳我们落后的事实，而是公开承认落后，激励人们奋起。1955年5月23日，他在同法兰西妇女联盟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谈话时说:“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我们机械化水平距现代化还很远，不仅要十几年，要半个世纪才能赶上先进的国家。”⑦有鉴于此，他大声疾呼:“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⑧指出要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七十年代，尼克松把中国列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周恩来认为，尼克松的估计一半对，一半不对。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到底在国际上能够做点什么贡献，要有点自知之明。他还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十多倍，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21世纪才能达到法国现在的水平。⑨他甚至这样清醒地断言:“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⑩
　　周恩来还对那些不顾国情、妄自尊大，不愿向外国学习的错误思潮和“左”倾干扰，进行过尖锐批评和严肃斗争。1973年2月26日，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1973年经济计划时说:“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写出来，不敢讲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讲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11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实行对外开放，取得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恰好证明了周恩来对外开放思想的历史价值。
　　2、关于对外开放的原则
　　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主张“和平共处不仅要用在政治上，也要用在经济上，文化和技术交流上”○12，他还指出，我们同任何国家的经济合作或者对任何国家的经济援助都是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我们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那么，发展前途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在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中，如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遭到破坏，那么经济合作是毫无前途可言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干扰。
　　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周恩来对国际经济合作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平等互利，就是不能只利于己，不利于人。平等就不是独占，要有来有往，第二，互通有无，第三，其目的是求得全人类的繁荣，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13只有坚持这样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前途才是无限的。他严肃批评某些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缺乏远见，不仅损害别人，而且对自己国家也不利。所以，在他指导下，我国的外贸、外经工作一贯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急人所难，诚心相助的原则。六十年代古巴糖因美帝封锁销路不好，又缺大米，尽管当时我国人民并不需要糖，而且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决定进口100万吨古巴糖，向古巴供应20万吨大米，得到古巴人民的赞赏。周恩来还根据多年的实践，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集中体现了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精神，可以说开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河。
　　独立自主的原则。建国初期，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首先表现在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权。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同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不承认旧中国同外国缔结的一切卖国条约，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作应有的处理，统一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等等。其次，他明确宣布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在同其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始终在台湾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在中美建交谈判时，他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坚持将美国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条约”、把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撤走等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向美国转发电视、电讯等，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求中方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国承担。外交部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周恩来听到后，马上指出，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要维护主权又要圆满地解决卫星租金问题。他要负责交涉此事的同志告诉美方三条约定。请美方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租用费和美国政府的使用费都要合理。这样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顾及了经济效果。
　　诚信原则。周恩来非常重视广州交易会的诚信、质量、信息交流等问题。１９７１年春交会时，有外商反映我们的外贸企业不能认真履行合同。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示：“今年春交会闭幕后，各省市、各总公司的同志不要马上走，要很好地进行总结。有一些外商指出我们不能按合同交货，贸易函电迟迟不复。各省市争着成交，成交后又不认真履行合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这样对外影响不好！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交不行。”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晚，周恩来在广州军区礼堂接见广交会代表。这次接见，周恩来主要强调了要重视出口商品的质量。他批评了一批质量不好的产品，并指示，离春交会还有５天时间，有问题的产品要马上撤，质量问题非抓紧不可。针对当时外贸和生产互相脱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广交会不仅要是一个商品交易的场所，更要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做外贸工作的一定要了解生产情况，做到以外贸促生产。
　　一切从实际出发。早在建国初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他要求学习苏联经验要从实际出发，不要生搬硬套，尽量避免重复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当时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的错误虽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周恩来从我国是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14在对外开放中，为了坚持从实际出发，他甚至不惜承担风险。1960年底，我国口粮奇缺，当时进口粮食是个禁区!但他总揽全局，权衡利弊，毅然决定进口粮食。从1961年到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10万吨，缓解了我国口粮紧张的状况。“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大胆提出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出口好大米，好大豆，换回两倍的小麦。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从1971年到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国家增加外汇收人7.27亿元。

　　三、周恩来促进对外开放的主要实践

　　1、对外贸易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我国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周总理十分注意从贸易上寻求突破。通过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促使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放宽贸易限制。对外贸易部和贸促会等机构在19世纪年代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以日本为例。周恩来始终关注着与日本的经济接触，决定从民间经济贸易入手，以民促官。这和日本的民间要求不谋而合。1952年周恩来指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南汉宸等，要求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和与会的日本代表宫腰喜助等联系，邀请他们访华。经过半个月的会谈，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终于达成。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签定后，中日双方又签定了第二、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一段时期中日民间贸易额逐步增长，特别是从1955年后中日贸易额连续三年超过1亿美元。仅1955年至1956年周恩来就会见日本代表团32次，接见47个代表团。雷任民后来回忆:“50年代，我国一直重视打开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门。”“周恩来密切注意日本形势的变化，部署对日的工作。在贸易方面，指示我们对日签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并通过两国相互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15中日两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贸易形式——备忘录式贸易，开国际贸易之先例。
　　2、关心广州交易会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急需寻找一条扩大对外贸易的渠道。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９５７年１月９日，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新中国第一届大型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鉴于这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外贸界人士建议凭借广东与港澳客商联系密切的优势，在广州举行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流会。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５日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每年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１９５８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流行开来。广交会创办以来，数易会址，曾先后在中苏友好大厦、侨光路陈列馆、起义路陈列馆、流花路展览馆４个会址举办。１９５８年春交会时，广交会迁至侨光路陈列馆举行。同年秋，周恩来在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参观交易会时指出，“展馆太小，应该新建一座大馆了”。起义路陈列馆在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日第六届广交会开幕时投入使用。到１９７０年秋交会，交易会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比以前更加突出：谈判间奇缺，参观与洽谈相互干扰，影响效果。经周恩来批示，国家批准立项“广州外贸工程”，拨专款６０００万元。１９７４年４月建成广州外贸中心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