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另一半邓颖超同志。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没有人知道的往事。
那是1928年的12月间，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顺"，清朝政府曾将北京设为顺天府，"直"，河北曾叫直隶省。当时中共领导的地下"顺直省委"所辖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再加陕北，是个范围很大的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妆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不过反动当局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反动军警们的目的只是想抓从外地来的会议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遇之中。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给他带一封信给三伯。
周贻谦的小舅子钱能训曾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以至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共产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对他的同情和怜爱，才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口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个字幅放置于车前。一边想一边就让车停到一个书画行前。周贻谦和书画行的人很熟，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四个，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
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三伯父寓所后，周贻谦再一次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无生啊！"
周贻谦听了，沉默无对。只好说："那就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只是山高水险，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分热爱。
四把骨灰撒滨州 亲山近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是撒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的。
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生前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热爱和怀念。无论是他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还是他留学日本记下的念娘日记，都无不充满对生他、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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