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恩来的和谐思维及其实践—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①他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其执政思想与行为模式有很多的几千年中华传统的和谐思维基因。纵观周恩来总理执政的思维方式，不仅兼收了西方文化的民主性、法治性、对立性、竞争性的辩证思维，而且是更多地体现着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平衡性、求同性、协调性的和谐思维方式，来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据周恩来的秘书顾明同志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常说，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争取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又是为了什么呢？是要建立和维护一个团结稳定、和谐民主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外交内政的目的，换言之，就是争取一个世界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创建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富裕，为了文明”。③
　　周恩来和谐理念在外交内政实践中的突出贡献
　　周恩来将“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原则灵活运用于统一战线和外交领域。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和”是对立物的结合，是有原则的“和”，是调和，而不是调和主义。恩格斯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而不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他们相互作用，由于差异性包含在同一性中，才具有真理性。”④周恩来将和谐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并成功地加以运用。建国初期，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是对“求同存异”的具体阐释。周恩来把“求大同存小异，”的方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始终，不仅求大同存小异，甚至为了大同也存大异。只要统一战线的各方，在基本点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尽管还存在很大分歧，周恩来都尽力联合这些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以求得目标一致下的和谐。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上，还成功地运用“求同存异”的政治协商艺术，提出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位日本记者对周恩来炉火纯青的外交艺术由衷地赞扬说：“‘求大同存小异’这一引人的警句，也许是如实地概括了周恩来外交的独特风格。”⑤
　　周恩来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成功争取大批爱国人士回国。周恩来于1956年特意请程思远向李宗仁及其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转告“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周恩来说：我们赞成中国一句古话“和为贵”。欢迎李宗仁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李宗仁归国后，得到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及各方面诚挚而周到的接待，对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所有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回归了大批的海外爱国人士，特别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
　　周恩来以“小球转动大球”的太极思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两国关系和人民交往隔断了20多年。为了尽快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以太极思维推进中美关系解冻，那么，是让美国官方先来，还是让美国民众先来？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让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弧旋球的旋风下迅速转动起来。1972年2月21日，当蓝白色的总统坐机降落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站在舷梯下迎接前来访问的尼克松总统时，无数镜头记录下这一震憾世界的外交事件。当美方表示不能放弃阮文绍等“老朋友”时，周恩来指出，中国有句俗话，会掌舵的人引导航船迎着浪头上，不然将会被浪潮淹没。有远见的人会懂得如何掌舵。如果把所有的老关系一无更改，一切照旧，那怎么能迎接新时代呢？尼克松深被周恩来的思维所折服，当即表示，正如总理所说的，舵手一定要顺应历史潮流。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必须改变。周恩来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使我国外交领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被称为“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和才华，也使外交和谐思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中，周恩来发挥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巨大的“中和”作用。“中和”是儒家和谐思想的高度概括。当“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的危害日益显露后，周恩来出于“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考虑，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全部忠诚、智慧，以其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竭力苦撑危局，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他人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他殚精竭虑保护了相当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坚人才，尽量中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损失，挽回人心，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同时不又失时机地促成时局的转换，促成有利于和谐局面的形成，极大地影响并推进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他在“文革”中，挽狂澜于既倒，历史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周恩来以“执中”的方法，妥善应对和处理了很多的党内矛盾。他在党内，一贯反对无原则斗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对犯错误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忽“左”忽右，反对走极端，具有大智大慧的有原则的“温和性”。尽管如此，周恩来也曾遭到“左”倾极端派的错误批评。譬如在1931年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但被王明、博古错误的批评为“调和路线”，指责周恩来等同志为“调和派”；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在军委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讲了些客观公允的话，会后被误解为“和稀泥”。在“文革”中大批折衷主义的情势下，周恩来在1971年曾和日本友人横路孝弘说过，“中年嘛—尽管其中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⑥当年周恩来被误解为“调和派”、“和稀泥”，如今历史定论已经昭然，还了周恩来的清白和正确。
　　周恩来用“以他平他”的综合平衡法，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统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关系。1953年我国开始“一五”计划建设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所面临的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⑦如何应对？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强调说：“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⑧在“七千人大会”后的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写过一副著名的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铁的事实也使毛泽东进行了反思，他深有感慨地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⑨
　　周恩来以“天人合一”的科学态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高度重视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他通过算账，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63年，他指出，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二是森林覆盖率低，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以此教育大家珍惜资源，合理利用资源。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70年代初，环境污染初发之时，周恩来强调：废气、废水、废渣，要尽量回收，综合利用才好，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不利。为了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周恩来还多次强调要把这一问题列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计划，切实从宏观上予以督导。
　　周恩来和谐思维的形成及其运用娴熟的根源
　　特殊家教和家境给周恩来的文化性格打上温和的烙印。周恩来出身于师爷世家的书香门第，和谐思想是传统的家教。周恩来的祖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师第七》文中说：“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他传授的阴阳之道和天人之道，都是贯穿着一种中正、均衡、和谐、和合、和平的精神。周恩来幼时，仁慈善良、宽容大度的生母万氏给他性格上的影响，使他“天性富于调和性”；温和沉静、礼让贤慧的嗣母陈氏给他文化上的启蒙，使他“求真的心又极盛”；出生劳动人民的乳母蒋氏，教他具有和睦友善、诚实无私的良好品德。破落困窘，屡次漂泊，寄人篱下的家境，“使他自幼就养成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和在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⑩
　　对各种主义、思想、文化推求比较，使中西方优秀文化在周恩来的思维活动中交融汇合，兼收并蓄。周恩来五岁入家塾，直到十二岁去东北入新学。在故乡淮安的七年中分别在周、万、陈、龚等四户家塾馆的多名塾师的指导下，饱读四书五经。周恩来的叔伯辈中有周和鼐、周嵩尧、周家琛等三人在他出生前后中举，如此家庭的书香氛围对于周恩来广泛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久又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在此期间，他阅读了《新民丛报》、《民主报》等进步刊物以及达尔文进化论和与此相关的西方哲学、伦理学论著，使他逐步形成一种通过先进的教育、文化启发人，从而达到社会进化目的的思维模式。在留学日本和参加“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束缚的消极内容，提出了“革心”与“革新”的构想。这无疑强化了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使命感和道德自制力，然而面对旧中国严酷的现实，仍然苍白无力，流于空想。为搞清各种流行思潮的主义问题，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进行深入的推求比较，认定了“共产主义在今日世界上已成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⑽着眼于以“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理”来进行对社会制度本身的根本改造，终于成为了一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卓越的共产主义者。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祖籍绍兴的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⑾这标志着周恩来依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已进行了审视和整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譬如：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维”是古今涵盖，东西横贯的。马克思就曾赞扬魏特林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的理念，进而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周恩来的和谐思维与娴熟的政治协调艺术也来源于中国革命复杂的政治实践。周恩来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文革”期间，所面临的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复杂性，都是举世无双的。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给周恩来提供了和谐思维的用武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外致力于和平稳定、交流协作，对内致力于团结稳定、和谐民主。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以其和谐理念，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鞠躬尽瘁、相忍为党，尽其所能做一些稳定、协调、沟通、服务、纠“左”和平衡的工作，切实化解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成为对“文革”动乱的社会状态进行整合、整顿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努力继承周恩来的“和谐”思维及其实践的极其宝贵的施政经验，为在新时期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谋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