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一位刚20岁出头的谭姓小学教员，来到武汉的一所军营报名从军。不知是不是临时起意，在填写报名花名册时，他将原名“世铭”改为单名“政”。

    这个年轻人便是谭政。那个“政”字，成为他一生奋斗与风骨的真实写照。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投笔从戎刚满半年，谭政就跟随部队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然而，革命斗争充满艰辛。当这支受到严重挫折的队伍摆脱敌人围堵时，最初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不足1000人。

    队伍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在人群中，谭政目睹了一位“又高又大的人”站出来给官兵作讲演。激昂的讲演一下驱散了人们的沮丧与失落，令他也情不自禁地拿出笔纸记录下来。谭政是何其幸运，因为他此时见证的正是毛泽东同志带领这支队伍走出至暗的一刻，也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史上一次闪光的瞬间。大概从那时起，谭政便追随着这道光明，与政治工作结下了缘分。

    严格来说，谭政第一个政治工作职务是红1团政治部的宣传员、分队长。彼时，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刚上井冈山，迫切需要站稳脚跟。而要让当地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就要开展好革命的宣传工作。红军打到哪里，谭政满怀热情干宣传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有人回忆那时谭政的样子——身着军装，身上斜挎着一支盒子枪，胳肢窝底下夹着一捆写好的标语，大街小巷张贴。

    1928年2月，因工作表现出色，谭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秘书，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整理文稿。在从事秘书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谭政亲眼见到毛泽东是如何思考和处理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错综复杂的问题。他后来曾回忆毛泽东的工作状态——“所有问题的提出与回答，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落实到文字，写成稿子，不知需要多少次的反复。常常听了些意见，毁掉重写重抄……”正是这段宝贵经历，培养了谭政实事求是、亲力亲为、注重调研的作风，为他日后开展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四军初入赣南时，部队筹粮筹款异常艰难，而革命军队的纪律也绝不容破坏。时任红四军第31团团党委秘书的谭政提出“打收条”的办法：部队使用群众物资必须付款；如无现款，就向群众“打收条”，写明所耗粮食数量，承诺日后偿还，群众亦可凭收条至苏维埃政府抵交公粮。这一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的做法，后来在红军中广泛推行，既解决了部队的现实困难，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1929年冬，红四军准备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谭政受命参与会议材料的准备。谭政跟着毛泽东深入各部队做调研，茅草屋、大树下……都成了让基层官兵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的地方。调研结束后，谭政将座谈、调查得来的情况归纳整理，并附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为毛泽东起草具有深远影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反“围剿”期间，年轻的谭政已成为军政治部主任、师政委。长征开始后，他担任红一军团第1师政委。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尤为可贵的是，即便在条件极端艰苦、作战异常频繁的长征途中，谭政始终保持“动笔”的习惯，每月撰写总结报告与政治报告，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政治工作。一些重要战斗中，这位年轻政委亲赴前线冲锋陷阵，使他在官兵心中享有崇高威望。长征中与他搭档的第1师师长李聚奎曾评价谭政：“你别看他有点书呆子气，实际上这个人很含蓄，很坚韧。”

    坚韧是对革命事业的坚韧，含蓄则是对个人光环的含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军开始受到世人关注。一些国内外媒体来到根据地采访红军将领，而谭政却极少在记者面前露面。后来他女儿谭星明看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好奇父亲这个老红军为何没能在书上留名。谭政回应女儿说：“接受斯诺采访的战士们，可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劳、让后人记住他们，他们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革命，了解红军。长征路上，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但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一颗谦虚的心里，始终流淌着对革命事业无限担当的热血。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急速扩充，人民军队在快速壮大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隐忧。此时的谭政已经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察觉到有些可能导致“政治工作应有的职权与地位被忽视、被抹杀，影响政治工作威信”的问题后，他很快奔走到基层，再作深入调研。在一些会议上，谭政毫不客气地指出部队存在的“朝气太少、暮气太多”“官兵隔阂、不团结”“剥削意识、腐化思想”等突出问题。由于掌握情况具体充分，几乎每一个点出的问题，他都能清楚说出实际的事例，分析背后原因。

    揭露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这是让政治工作树立威信的路径，让革命走向胜利的路径。以调研为起点，谭政参与领导了边区留守兵团的整风运动。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整风”，部队里各种不良现象得到有效纠正，边区政治工作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新景象。谭政又把相关经验与个人多年对政治工作的思考总结形成了一份政治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就是我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政报告》。他在报告里这样意气风发地写道：“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

    为了不让太阳的光芒被遮挡，谭政对军阀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极其警惕，认为“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革命性”。在其一生留下的数百万字政治工作文献中，有许多他与不良风气作斗争的注脚。他总是反复告诫周围的人“一切只具有外表而无内容的东西，或者仅仅追求数字，不管质量好坏的观点态度，在我们政治工作中，没有任何地位，都应当受到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