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重庆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

　　在重庆，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毛泽东1945年到重庆谈判时，曾经“宴请”过她；董必武1946年离渝东迁时，曾代表共产党赋诗答谢她；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曾邀请她赴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曾赞颂她是“革命妈妈”；邓颖超1985年到重庆时，在她的墓前亲手献上一束鲜花；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房东——红岩女主人饶国模。

　　创建“大有农场”

　　饶国模，又名绍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铜梁县云露乡，现重庆市大足县国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国梁乡就是因为纪念她的二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饶国梁而得名，现在大足北山公园还塑有饶国梁的塑像。

　　饶国模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自主结婚，先后在威远和铜梁家乡等地小学任教。

　　就在这段时间，丈夫刘国华在官场中沾染了腐朽陋习，在外纳小并向饶国模提出要娶二房，饶国模毅然与之分居。她变卖了在城内曾家岩的“知还山庄”，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了荒谷红岩，苦心经营她的“大有农场”，并盖了一栋小楼栖身，此后饶国模逐渐成为重庆有名的实业家和农场主。

　　共产党选择了红岩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重庆刚成立不久并秘密设在办事处内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决定在市郊寻觅新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和办事处钱之光、周怡等人。他们经过认真比较和考虑，决定就在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内安营扎寨，建立公开对外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周怡等人专门到“大有农场”与饶国模商谈在她的农场内修建办事处时，饶国模对中国共产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欢迎。她激动地对钱之光说:“我是到处想找共产党都不得其门而入，你们今天到了我的家门口，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恰好这时饶国模也正准备在自己的农场内修建房屋，便迅速地与钱之光达成协议:由办事处出资3000元，饶国模负责具体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后，办事处无偿使用三年，三年后若需继续使用，每年再付给租金若干。

　　饶国模迅速地从老家铜梁请来了工人，购买了材料，在农场内一块向阳的坡地上动工修建起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

　　饶国模真是把共产党、八路军当作了自己的家人。进入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市区更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而这时，南方局和办事处也同样处在这种危险的境地之中。为了让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躲避日机空袭，饶国模主动腾出农场内的部分房屋，让南方局常委博古、董必武和夫人何莲芝等人先期搬进“大有农场”内居住。当饶国模得知八路军办事处被炸毁的消息后，连夜做好了接应准备。办事处的机要工作需要一个安静、保密和安全的环境，饶国模就把山沟对面的一处房屋腾出，让办事处把机要电台设在那里。1939年8月，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大楼就竣工落成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把这栋不受他们欢迎的房屋编为了红岩嘴13号。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都搬进了这栋刚刚建成的楼房。公开的办事处设在一楼，南方局机关及其领导人住在二楼，机要科和秘密电台设在三楼。

　　楼房就要交付办事处使用了，按照事先的口头协议，办事处需与饶国模签订一个租房合同。但是，当钱之光去与饶国模商量这件事并归还建房款时，饶国模却第一不收建房款，第二也不愿签什么租房合同。她是真心诚意欢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到来，并愿意把这栋楼无偿提供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而且随便住多久都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红岩有幸留英杰，英雄借此可为家”，她对办事处的入住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周恩来和钱之光、周怡等人经过认真分析商量，拟定了一份租房合同，并把租金故意定得高高的，带上3000元建房款，去见饶国模。在周恩来和钱之光的再三说服下，饶国模才勉强收下了建房款，并在租房合同上签了字。但后来饶国模不但没有收取办事处分文房租，相反，在办事处困难的时候，还经常给办事处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后来，国民参政会也来大有农场里修建楼房，这份“合同”还起了“借鉴”作用。

　　饶国模成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房东后，她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楼房建成后不久，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从贵阳来到重庆。两位老人身体不好，年事已高，办事处的住房也十分紧张。饶国模见状，主动邀请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屋里去。她让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住到她的小楼二楼上，与她隔壁，便于照顾。周恩来的父亲，则安排住在办事处西边百多米远的农场的一排房舍里，那里空气新鲜，非常安静，便于休养。饶国模还时常陪两位老人在农场内转转，给他们讲一些四川的“龙门阵”。1940年11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不幸病逝，饶国模忙着张罗后事，并把自己在小龙坎福园寺的一块地皮拨出来，安葬邓颖超的母亲。1942年7月，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在红岩中风去世，饶国模照样忙前忙后，把周恩来的父亲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以后只要是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有同志病逝，饶国模都让他们安葬在小龙坎福园寺的墓地里。1978年邓颖超在北京家中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办事处的年轻人多，大家逐渐结婚成家，有了孩子。邓颖超找到饶国模，想借个地方办个托儿所。饶国模二话没说，马上腾出办事处大楼西边山坡上的几间房屋给办事处办托儿所用。

　　办事处每天吃饭的人多，想学习延安，自力更生，自己种点蔬菜，饶国模又在农场内专门拨出了几块很好的菜地，让办事处的同志种瓜种菜，改善伙食。

　　每当春暖花开或中秋月圆之时，饶国模总要邀请南方局和办事处的董必武、钱之光、龙潜、孔原等人到她家楼上或院坝里坐坐，观花赏月，品茗把酒，诗词唱和，十分愉快。她和龙潜、孔原等人还成为了很好的诗友，常有诗词唱和。在1948年川东地下党最困难的时候，饶国模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共产党，以“从老家请来收苹果”的名义安排在自己的农场内，暂时隐蔽起来。

　　一天，几个国民党军警特务来到饶国模的农场里检查，本想在她的农场里找出一点饶国模“通共”的嫌疑，但见20几位游击队员头戴破草帽，衣衫褴褛，头顶烈日，满头大汗地在坡上干着农活。饶国模则打着遮阳伞，挥舞着小手绢，大声地呵斥着这帮“农场工人”还在偷懒，没有卖力。当一个国民党军警头目正在饶国模面前打量这批“农场工人”时，华蓥山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中共川东临委书记邓照明正扛着锄头从她面前经过，饶国模假装嫌他走慢了，狠狠地一脚把他踹开了特务的视线。国民党军警找不出破绽，只好走人。在饶国模的掩护下，川东八县地下党的领导人还在红岩开过会。

　　在这一时期，饶国模向地下党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市委常委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并分配她担任重庆市妇女联谊会理事，让胡其芬转告饶国模。遗憾的是胡其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党的决定告诉饶国模，便被捕了。饶国模失去了与党的直接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已被批准入党。

　　南方局和办事处走后，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又搬到了红岩村，饶国模又办起了红岩小学，安排一些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党员同志担任教师，专门招收一些进步人士的子弟。新中国成立前夕，饶国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她到铜梁老家等地躲避了好几个月，直到1949年11月30日，饶国模才终于迎来了重庆解放的日子。

　　回渝后，饶国模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和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七一”纪念日前夕，饶国模向党和人民政府献出了红岩和福园寺等地的房产，真正实现了她“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美好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