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共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功绩已为不少文章和作品披露，但是，身为傅作义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外发言人，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阎又文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所做的工作，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鲜为人知，有时甚至被人误解。在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读读阎又文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故事。

　　投笔从戎历经艰辛奔赴延安

　　阎又文是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人，自幼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因为家境并不宽裕，几次面临辍学，但是他白天打工挣钱，晚上坚持读书，并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阎又文接触到马列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他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邢西萍（徐冰）、杜任之、张友渔及进步教授温建公、周北峰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并担任该学会刊物《中外论坛》的编辑，参与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列理论等工作。1935年，阎又文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

　　1937年暑假过后，阎又文回到太原时，忻口已经不保，太原陷入混乱。在薄一波、程子华及彭雪枫等人的影响下，阎又文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于是回到晋南联络同学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但没等游击队组织起来，日本军队就占领了晋南重镇临汾，打到了家门口。他只好和9名同学西渡黄河前往西安，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准备从那里奔赴延安。当时，日寇层层设关，肆意追杀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只要抓到，不是被活埋，就是被吊死。一路上，阎又文既要躲避日寇的追杀，又要克服身无盘缠的窘迫。他被迫卖掉了衣服和被褥，勉强果腹，但依然坚定地渴望奔向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然而，他们因为走得急，到达西安后，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盘缠所剩无几，结果被困在西安，哪里都去不了。这时，阎又文碰巧遇到老同学樊长荣。樊长荣是傅作义派到西安来招收青年学生的。阎又文听他说傅作义的部队驻在山西临县，去那里必过延安，就决定随他们走，以便解决交通和食宿问题。

　　阎又文终于到达延安，但是在延安他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利用他和傅作义同乡的身份及其他有利条件，到傅作义部队从事抗日工作。

　　助傅抗日为解放战争提供可靠情报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派出政工人员帮助傅作义部队建立政治工作系统。1938年，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担任团政治部主任时，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才华出众，文笔锋锐，阎又文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傅作义亲令调任阎又文当其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贯彻傅作义整军经武的大政方针。贯彻社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阎又文辅佐傅作义组织并实施了一系列抗击日寇的战斗。其中著名的有袭击包头、绥西会战及收复五原等战役。阎又文曾在战斗中负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弹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在蒋介石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中共后套特委遭到破坏，撤回延安。由于情势危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阎又文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牢记党对隐蔽战线工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努力工作，辅助傅作义抗战。

　　由于阎又文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和傅作义几乎形影不离，成为傅作义的得力助手，被大家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同时，在傅作义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和军令的制定中，阎又文也起到重要参谋和得力助手的作用。他将傅作义交办的一切任务都完成得很圆满，因此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傅作义的高级将领和部属也都对他敬重有加。阎又文在傅作义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日后完成中共交给的一系列重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此时阎又文仍然是傅作义的秘书，同时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又称宣导室）副主任及傅作义部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在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积极准备打内战之时，中共中央急需了解绥远傅作义部的态度和战略意图，派王玉到傅作义总部所在地归绥（今呼和浩特）寻找和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阎又文。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之后，王玉向阎又文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从现在起受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西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与王玉单线绝密联系，不允许与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解放战争爆发后，1946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阎又文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图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中共党组织作了详尽汇报。这对解放军在后来的绥东战役中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底，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也跟随傅作义进入北平。此时，他已是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鉴于华北的形势和阎又文的重要地位，他的组织关系转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

　　1948年5月辽沈战役前夕，按照李克农的要求，阎又文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军事力量，以及傅、蒋关系等许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对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全局的决策和布局以及酝酿平津战役作战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10月底，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李克农要阎又文在两个星期内上报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计划。接到指示后，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把该计划的详情告知中共中央。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原打算让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入关。由于接到阎又文这份重要情报，得知国民党华北军队可能西撤绥远，或由津塘南下与蒋介石会合。如果傅作义的60万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毛泽东断然下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入关，切断敌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并作出了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华东解放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便稳住华北敌军。阎又文的情报对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及缩短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左右沟通促进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后，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阎又文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耐心地给傅作义谈形势，讲政策，消除其疑虑。他建议傅作义与中共秘密谈判，选择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并曾代表傅作义出城谈判，会见叶剑英。这些对傅作义最终选择和平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个关键时刻，阎又文几乎每天一份书面汇报，向中共中央反映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如此出色的情报工作，被华北野战军聂荣臻司令员赞叹为：你们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如此准确及时，在战场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的作战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多方努力下，经过多次谈判，中共中央和傅作义最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共识。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委托，阎又文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放的具体方案，并由阎又文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下午6时30分，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阎又文代表傅作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协议。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避免了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而且保护了古都免受战火破坏。同时“北平方式”也对其后的湖南程潜和云南龙云的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2月22日，阎又文随同傅作义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赞扬傅作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并商谈了对傅部数十万军队的改编方案。阎又文参加了这个改编方案的起草工作。在西柏坡，罗青长单独与阎又文进行了彻夜长谈。阎又文还与傅作义一起和周恩来、杨尚昆等人合影留念。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绥远方式”。阎又文又开始辅佐傅作义配合中共着手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工作。中共与傅作义各出3名代表，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阎又文为傅方3名谈判代表之一。在两个多月的谈判过程中，阎又文以他的特殊地位为绥远和平协议的达成作出了贡献。

　　4月1日，阎又文为傅作义起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表明了傅作义的政治态度:“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当时正值世界和平大会召开，据参加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该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宣读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整个会场都沸腾了。

　　6月8日，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在北平举行，阎又文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傅方代表之一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了傅作义、阎又文及傅方其他谈判代表。

　　1949年8月下旬，由于国民党的破坏，绥远和平协议的落实遇到困难，起义迟迟不能实现。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傅作义并请阎又文同去。毛泽东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亲自赴绥远解决有关问题，使中共中央的方针尽快付诸实施。阎又文随同傅作义前往。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成功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阎又文负责起草了《绥远起义通电》稿。

　　绥远起义后，阎又文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绥远军区的民主改建运动中，为了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近十万国民党旧军队改造成人民解放军，阎又文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付出了超常的精力。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个人影响力，对这支部队的成功改造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