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本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

    军舰在太平洋上共颠簸了48个昼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颠岛的荒岛上。这个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所罗门湾之间，四周都是上十米高的树，荒无人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海军占领，日军在岛上建了许多补给仓库。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我的3位蒲圻老乡向寿山、雷炳林、刘炳秋，连累带病，于1943年前后死在岛上。我与难友含着眼泪，秘密地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日本投降后又把尸体移入国际公墓安葬。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我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就点头同意。日本上士猛扑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在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新不颠岛海岸。岛上的中国战俘获知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

    1946年12月底，我等31人被国际红十字会送回国。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组织人到港口迎接。在上海住了一些时日，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才感觉国民政府当时对八百壮士鼓噪一时的宣扬不过是为粉饰国民党坚决抗日的门面而已，从此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们好些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坚决要求解甲归田，经过斗争终于得以成行。上海市政府也就顺水推舟给了我们一些路费，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阔别十载的家乡鄂南烟墩。

    解甲归田，解不了拳拳军旅情、悠悠爱国心

    “八百壮士”500多人里，我们湖北赤壁籍的战士不少，我知道的就有22人，邻县的通城更多，有200多人，附近的通山县也有一些。

    赤壁有个民俗，城乡老人亡故都要丧鼓坐夜。赤壁孝歌中就有一首唱到了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全过程，并点名道姓地唱出了雷炳林的英雄事迹：“花开千朵共一枝，单表八百好儿郎。东洋鬼子攻上海，孤军奋战守四行，苏州河畔租界地，千人万人仰头望，谢晋元是真好汉，宁愿战死不投降，蒲圻壮士二十多人，一个更比一个强，有个好汉雷炳林，家住蒲圻随阳乡，人穷无奈当兵去，男儿有志闯四方，八十八师当下士，以一当十莫敢挡，四天四夜不眨眼，杀得鬼子直喊娘，有的脑袋开了花，断手断脚跑得慌，日本鬼子干瞪眼，面对勇士无主张，挽出洋人来劝说，孤军退到租界上，叛军刺杀谢团长，可怜英雄一命亡，日本鬼子虎狼心，又把炳林送外洋。三九寒天又挖煤，身死国外魂归乡。”

   1947年7月，我脱去一身戎装，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故里。突然回来，儿时的玩伴都已成家立业，见到高大却瘦削的我都格外的惊诧：“雀儿哥，我们都认为你早没了，没想到你还在外边荡了这么多年。”

    因家贫如洗，失亲少助，加之年龄已大，身体负过伤，刚回乡的我讨不起一房亲，只得倒插门去一寡妇家作上门女婿，这时对方已有三个小孩，二女一男。可是，好景不长，女方不多时染病西去，我很快成了三个孤儿的养父，既当爹又当妈，拉扯三个孩子过了几年。

    1955年春，由好心人牵线，我又与隔村小我20岁的王移宝喜结连理，相亲相爱。不几年，金玉、满秀、银水二女一男相继出世，活泼可爱，懂事乖巧，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后来，孙子出世时，我执意要给孙子取名为“田靖”———我一生经历的苦难坎坷太多了，我希望我的孙辈后人再不要重复那种漂泊流离的生活，要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曾有人以高价想收购那枚谢晋元纪念章，我生活虽然困难，但再高的价位在我眼里也不算什么，钱花完了什么也没了———这枚纪念章一直跟随我到过澳洲，它是我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再穷也不卖像章！（田际钿 口述 余玮 整理）

    田际钿最后的人生路

    田际钿的儿媳沈伟珍告诉我们：“197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听说台湾当局发行了抗战英烈纪念邮票一套六枚，谢晋元团长作为六英烈之一成为其中一枚邮票的纪念人物。老人晓得这消息后，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套邮票。可是我们花了好多精力，也没法让老人的梦想成真。”而今，我们目睹了老人昔日珍藏的那枚纪念章，正面中央是谢晋元团长的头像，头像上方铸有“谢团长纪念像”六字，下书“孤军营敬制”，背面刻有“No112”编号字样。这枚纪念章与已逝的主人似乎在一道悄悄追忆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听沈伟珍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几位战友见报道后，登门与公公叙过旧，战友们常常一见面，便泪水纵横。

    “八百壮士”幸存者田际钿一经发现，全国各地不少读者向老人致函问好、求字留言。广东省台山市原人大副主任何仲儒在慰问信中还夹寄了20元钱，并请老人为其创办的曹峰诗社献诗赠句。老人接信后以“诗”抒怀，且回寄了10元钱以资助诗社。1989年3月，地方民政局与地方志办等单位向市委、市政府联名为田际钿申请补助，田际钿获得了“在乡复员军人”、省民政厅“优抚对象”身份，每月享有定补25元。

    沈伟珍告诉我们：公公在澳洲服苦役期间，饮食粗劣，饥一顿饱一顿，有时饮用水也没保障，海水不能喝，就喝马尿，那时就得了严重的胃病，以致在家里总要放些零食，老人胃痛时不吃饭就嚼些零食。

    1998年9月，老人发现腹部有一个大肿块，疼痛不已，经家人送到医院检查，诊断为“疝气病”。医生要求开刀动手术，媳妇便急忙回家筹钱。可是老人也跟着回来了，原来他不同意动手术———“自己一大把年纪了，上了手术台，哪晓得还能不能下来？”病情发展很快，老人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躺了一个多月，他再也没像以前一样挺过去。

    当年农历八月十八清晨，抗日老英雄田际钿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