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的罪恶和内幕，长期以来外界无人知晓，直到1949年12月，在苏联伯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才揭开了它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这支细菌部队设有细菌研究部和细菌制造部，专为进行细菌战而研究和培养鼠疫菌、霍乱菌、坏疽菌、炭疽热菌、伤寒菌及其他病菌，生产能力曾经达到每月300公斤(浓缩菌团)鼠疫菌、400~500公斤霍乱菌和700~800公斤伤寒菌，完全具备了发动大规模细菌战的能力。从伯力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供词中得到印证，当年日本关东军将大批抓来的犯人秘密押往731部队的监狱，他们之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反日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教员，还有苏联、蒙古、朝鲜的战俘，他们在这里成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惨遭折磨，没有一个人能生还。据战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的供词：仅在1940~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因此而丧生。这显然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

　　我的心情变得十分郁闷，历史的回顾像沉重的铅块堵在心头。接下来，我的神经更是备受折磨。我被带到一所中学，长条形两层楼的校舍原来就是在“四方楼”的基础上翻盖的，大体上保持原貌。时间是可怕的，它无情地改变了一切。如今到处是歌声笑声读书声的校园，却是阴森可怖的731部队总部。我走向操场东北角，那里高耸着两座烟囱，是当年的发电所和锅炉房，也是731部队总部唯一保存比较完好的遗址。

　　平房一带，731部队总部主体建筑物，大部分在日本鬼子撤退前夕被有计划地毁掉，当年比较分散的日本军官住所和军人俱乐部，尚有保存，只要留心仍然能找到一些遗迹。多年来当地建设施工，不断发掘出埋藏于地下的细菌部队的遗物和罪证。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累累白骨，一家机器厂盖宿舍楼挖地基，挖出的白骨装了三卡车。我在区办公室看到，工人们在车库里挖下水道时挖出的注射针管、培养皿、实心玻璃棒和褐色玻璃瓶，以及标有“大日本”字样的酒瓶。这儿位于总部大楼“四方楼”的内侧，正是细菌部队的实验室。这些注射针管和实验器械，肯定是杀害中国人民的凶器。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撤退前夕，把大批带菌的实验动物和大批病菌放出，致使平房一带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那是1946年6月，当时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立即从哈尔滨市各医疗单位抽调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奔赴疫区。赵成林教授当时是哈尔滨防疫所细菌室主任，他和所长崔其盛教授头一批来到平房，经过检验，证实流行的瘟疫正是可怕的鼠疫。由于疫情来势凶猛，加上战争时期，药品奇缺，连磺胺这样的药都很少，因此很短时间内许多人被夺去了生命。赵成林教授说，日本鬼子在逃跑前夕把大量培育的带菌鼠放出，这些带菌鼠在野地里与野生鼠接触，通过跳蚤为媒介，造成鼠间鼠疫。经过一个冬天的冬眠，第二年春天便导致了人间鼠疫。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又一个罪行。

　　回到北京，我又查找了苏联出版的中文版《伯力对日本战犯审判》，其中731部队头目的供词进一步印证了我的采访内容。我迅速整理成文，公诸于世，以铁的事实粉碎日本法西斯的徒子徒孙们的谎言，回击日本朝野一股嚣张的篡改侵华历史的邪恶势力。

　　我的文章题目是《在细菌杀人工厂的废墟上—访日本“731部队”遗址之一》(1982年8目25日)和《鼠疫的灾难—访日本“731部队”遗址之二》(1982年8目28日)，分两次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国内媒体最早关于“731部队”的报道，日本对此反响强烈。不久，我得知，哈尔滨的平房建起了揭露日本“731部队”罪行的博物馆，而当初接待我采访的韩晓同志担任了博物馆第一任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