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就曾评价道：在现代作家中，唯郁达夫的古诗词作得最好。

    郭沫若也曾对当时的日本作家说：“郁达夫是一个极聪慧的人。”

    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更是一个铁铮铮的革命斗士。他，用优秀的小说感化人们，用实际行动引领人们，只为抵抗从那“伊豆的舞女”讲述过“源氏物语”的日出之国变异而成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怪兽---日本军人。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他为追求高尚，立身处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谨慎、处处小心。但也并没有因此，幸免于难。

    郁达夫具有超乎常人的人文魅力，更具有世人难以企及的道德风范，这是我们的共识。然而，他并非完人，也有缺点或错误。在我们指摘其缺点时，应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不足。只是我们在对待比我们优秀的人时，往往是仰视对方的，以致于无形中便将他们的优点放大了，也会鸡蛋里挑骨头，执着于他们可有可无的缺点。不过，这也是人性共通的弱点。

    郁达夫的一生，即使用现在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去衡量的话，也是一个标准的楷模。但他的一生始终是悲剧。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以讲真话著称于世，也因此横遭冷遇。作为一个男人、丈夫，追求爱情的自由、浪漫，却始终纠结其中，三次婚姻哪次是幸还是不幸，只有当事人懂得。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斗士，在生命的余晖中看到了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的即将成功的曙光，却没有见证胜利的真正到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欣慰的遗憾呢！

    古来的艺术家，也许都是孤独的人，也许都是伤感的，也许都是怀旧的……也许是郁达夫先生怀念富春江“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的闲适；也许是他厌恶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郁闷不但捞不到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等文明的享受，反而连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都要跑上十几里路才能得到的痛苦；也许是他提早有了一般中国人人到中年时的寻找归宿的想法；也许是想暂时避开昏暗恐怖的政治前沿阵地，淡然的抒写内心的彷徨；也许是为经济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不论出于何种缘由，1933年4月25日，农历4月初一，星期二，郁达夫携带家眷移居杭州，在大学路浙江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63号，租赁了一幢朝西的两楼两底的中式楼房。虽然避居杭州，但是郁达夫对中国的现实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积极参与各类革命活动。在杭州的生活在郁达夫一生中，也许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期吧。“风雨茅庐”也许是最持久的凭证吧。郁达夫住在‘风雨茅庐’时，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而他和王映霞的爱情故事也被传为佳话。可以说，他的故居再现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辉煌，也经历了时代的风雨。郁曾说“住房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觉得分外可爱。”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也曾回忆道：“她（王映霞-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那深绿色的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中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