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记录》（江西省档案馆藏）

    1927年4月9日，民国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记录上记载着若干“讨论事项”，其中一项记载，“南昌公安局局长戴石浮、副局长傅良弼辞职，讨论继任人选问题”，并决议“戴石浮、傅良弼辞职均照准，所遗公安局局长一缺即委第三军教育团团长朱德接充”。这份藏于江西省档案馆的原始会议记录，纸面虽已泛黄，墨迹却依然清晰。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经合法程序出任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不仅使他掌握了一支重要的城市武装力量，更为几个月后南昌起义的成功发动埋下了关键伏笔。

    受命入赣：军官教育团里的革命火种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前往江西南昌，转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

    朱德到南昌工作，有着特殊的历史因缘和人脉基础。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一带的第三军是云南部队，其总指挥朱培德，军长王均、金汉鼎，师长杨如轩、杨池生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此后又在滇军中长期共事，朱德从一名见习生成长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与他们“交谊很深”。朱德正是凭借这一层特殊的历史关系，得以顺利进入第三军，他一到南昌，朱培德便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当时由于工作需要，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是保密的，对外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军官教育团设在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学员分两部分：大部分是第三军的现役下级军官，编为第一、二营，共700余人；另有第三营是学兵营，主要招收省内中学生及部分来自上海的青年，共400余人。从表面上看，军官教育团的创办是朱培德为整训部队中下级军官、提升军事素质而采取的一项常规举措，然而在朱德手中，军官教育团超出了常规军事培训的范畴，成为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发展革命力量的秘密基地。

    朱德在办学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远见和组织才能。在教育内容上，他将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设置了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政治课程，经常邀请曾天宇等共产党人前来讲课。在组织建设上，他深知，仅仅培养军事技能远远不够，必须使这支队伍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回忆，军官教育团“有共产党组织这一点是公开的，但党的组织和活动则是带秘密性的，党组织在进步的学员中发展了党员，最初，每连发展有一二人至四五人，到学期结束前，每连即发展到十数人，在一营有的连甚至达到全连学员的三分之一左右”。共产党员陈奇涵担任军官教育团参谋长兼党支部书记，负责党的工作。

    朱德还将军官教育团的革命影响从校园扩展到社会。他多次派学员分赴万安、泰和、吉安、萍乡、抚州、九江、德安等县市，协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开展工农运动。他本人也经常到农民运动训练班、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讲课和指导工作，军官教育团由此成为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革命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兼任局长：以合法身份掌握城市武装

    1927年4月7日，朱培德正式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两天后的4月9日，江西省政府临时省务会议通过了任命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的决议。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更替——原局长戴石浮、副局长傅良弼辞职，朱德接任。但这一任命绝非偶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的李世璋后来回忆：“正好朱培德又是朱德的好友，于是被朱培德聘请到了南昌，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省会南昌公安局长。”

    朱德接任公安局局长后，利用这一身份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他在全局干警大会上告诫大家要“切实负起责任，保护民众，尽快恢复南昌的秩序”。与此同时，他迅即从公安局拨出100多支枪，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大队。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关键时刻，共产党掌握的每一支枪都弥足珍贵。

    朱德在公安局的工作作风，给当时的下属留下了深刻印象。曾在公安局监印室工作的鲍玉柱回忆：“朱德同我们大家讲了几次话，谈的都是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要进行革命，他说：在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时，大家要多吃些苦，多做工作，要时刻想到人民大众。”在公安局行政课任课员的胥光和回忆，朱德在就职典礼上告诫全体官警，“要努力工作，不要找人讲话，也不要找人写八行（即介绍信）来作保障，你们能不能在这里继续工作，完全决定于你们自己的工作努力不努力”。

    朱德兼公安局局长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获得了一个职务，更在于党通过他合法掌握了一支城市武装力量。这支力量虽然在南昌起义中只有少部分人参加，但公安局的警察和消防人员熟悉地形，了解情况，其情报价值和掩护作用不可低估。其间，朱德奉命率军官教育团前往赣东抚州一带剿匪，在临川、贵溪、崇仁一带打击地主土匪武装，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并派军官教育团的干部担任抚州公安局局长、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等职，还留下了一批学员在农村工作，使赣东的农民运动在白色恐怖日益逼近的情况下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临危受命：南昌起义前的秘密准备

    1927年6月，朱培德公开转向，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宣布停止全省工农运动。朱德得知消息后主动辞去公安局局长职务，并将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单位外，绝大部分都作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配到赣江流域的各县和铁路线上，从事工会、农协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朱德还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学生到朱培德手下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所部去，这部分学生在南昌起义中和后来二杨在井冈山与红军交战中，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不久，朱培德以“礼送”的名义要求朱德离开南昌，朱德经九江转往武汉。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况熟悉、工作条件便利，中央派他先期返回南昌，为起义做准备。7月21日，朱德秘密回到南昌。他趁朱培德已去庐山之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同驻南昌的原滇军军官频繁接触，并通过各种关系详细了解南昌市及周边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他精心绘制出标明军事要点的南昌市区图，对敌军驻地的碉堡、火力点以及进攻路线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当晚住进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朱德立即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敌情：驻南昌城内外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团，加上零星警卫部队，总兵力约1万人；第三、第九两军留驻南昌的几个团长大多是跟随朱培德的，很难争取过来；军官教育团留下的第三营三个连和公安局可争取的警察、消防人员约四五百人，人数虽不多，但由于熟悉当地情况，对起义有不小的价值。周恩来后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所起的作用，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