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泽东对“哈军工”的另一个正式书面批示。其速度之快，充分说明毛泽东对这所筹办中的大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陈东平案件”发生后，毛泽东要求“哈军工”再报来一份更详细的关于高干子弟表现情况的报告，并要求：要把学员的家长是谁也写清楚

　　陈东平是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儿子，1960年7月进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学习，平时表现极差。在1962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陈东平主动与敌特机关通信联络，情节严重，案件已经查实。1963年3月18日，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到“哈军工”向该院党委通报了有关情况，并与陈东平亲自谈了话，又顺便了解了一些“哈军工”高干子女的情况。院党委一致同意总政副主任萧华对陈东平的处理意见：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实行劳动教养。

　　4月16日，蔡顺礼把总政保卫部起草的《关于陈东平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送到萧华手中。报告说：“陈东平案件”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从陈东平本人来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自来红”的优越感，妨碍了他的思想改造；对家庭的依赖思想，使他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生活上的堕落，使他走到政治上的变质。他在领导、群众和父母面前是一个模样，背着他们又是另一个模样，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态度，是他的“病症”得不到及时诊治的重要原因。难怪他自己也说：“真正害了我的，就是自己的不老实，耍小聪明，嘴说漂亮话，心想肮脏事，我吃这个亏吃了十几年，一直弄到现在这个地步。”

　　从家庭方面来说，主要是管教不严，对其缺点多半采取原谅态度。从小学到大学，他有许多应该跌跤的地方，但都没有跌跤，都被保护过关了。在这方面，家庭也是有责任的。学校在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方面，负有主要的责任。从小学到大学，竟没有一个地方认真地帮助陈东平解决过思想问题；对他违反道德纪律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加以追究和处理，也没有进行认真的批判，皆不了了之……

　　萧华看罢报告，神色凝重，摇头叹道：“真是个严重的教训啊!”沉默片刻，他又问蔡顺礼：“给陈东平这个宽大处理，不会有问题吧?”

　　蔡顺礼说：“鉴于他能主动交代问题，对所犯错误及其思想根源反省得比较彻底，有悔改决心，所以考虑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戴反革命帽子，团内开除团籍，行政上开除军籍、学籍，劳教两年。”

　　“好吧!”萧华拿起笔来，批示道：“此件送总理、小平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同志一阅。”这份报告，除了如萧华所批示的送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阅示外，后来也发给了军内各大单位党委和公安部。

　　4月中旬，总政治部给毛泽东送去了一份特殊的报告及其附件，即《关于陈东平案件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和两个附件：《军事工程学院部分干部、学员座谈陈东平案件的反映(资料之一)》和《军事工程学院学生中高干子女的一些情况(资料之二)》，

　　毛泽东在仔细阅读关于“陈东平案件”的报告后，吩咐秘书：打电话给总政，要求“哈军工”再报来一份更详细的关于高干子弟表现情况的报告。他随后又补充说：要把学员的家长是谁也写清楚。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陈东平案件”在他的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样的娃娃能当中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阶级斗争不抓行吗?

　　在总政工作组的参与下，“哈军工”的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各系的高干子女座谈会都开得很热烈，是几年来最为敞开思想和开展自我批评最好的一次。

　　不久，“哈军工”上报了《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关于在院学习的高级干部子女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

　　在学院的学员中，军队将军以上及地方省委书记、中央各部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子女(包括一部分非直系亲属)，男的有160人，女的有72人，共计232人，占全院学员的3．3％。……这些高级干部子女在学院的表现，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政治思想进步，尊重组织，联系群众，生活作风俭朴，学习积极努力，因而成绩优秀或良好的，约有63A,占27．2％。

　　第二类：思想作风表现一般，或虽有不少缺点但能注意改进，艰苦学习精神不够，或因学习方法不善而学习成绩不够良好，但尚能及格，约有126人，占54．3％。

　　第三类：思想落后，学习成绩很差，生活作风特殊，接受教育很慢，约有43人，占18．5％。其中部分人因学习基础太差，又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工程技术方面无培养前途，将会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淘汰。

　　报告里列举了毛泽民烈士之子毛远新、罗荣桓之子罗东进、粟裕之子粟戎生、罗瑞卿之子罗箭、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周文龙之子周海燕、炮兵学院院长高存信之女高莉莉、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解方之子解延风、驻芬兰大使甘野陶之女甘川文、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李夫克之女李曼俊，这些都是在群众中有良好影响的品学兼优的高干子女。

　　报告中说，导弹工程系的高干子女最集中，在该系又集中在两个专业里。原因是认为高干子女政治上可靠，而将他们过多地分配在尖端绝密专业学习。事实证明，凡是干部子女过于集中的学员班，上述问题就多。有的高干子女原来表现并不坏，但由于互相影响，而表现变差。

　　5月下旬，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军的高级干部都看到了总政转发的这份材料，“哈军工”高干子弟中的问题被全方位曝光。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指示“哈军工”要交一份详细报告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