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周恩来与贺龙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相知相惜。此后，他们志同道合，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1969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并肩战斗40多年的这对亲密战友生死两隔，一时仓促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三移住所，力保贺龙

　　1966年12月25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入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夫妇安排的临时住所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康生、江青还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他们分别跑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就没有安宁过。为保护贺龙夫妇的安全，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不料，造反派们很快探听到了消息，他们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当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家中西花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过来住。由于白天目标太大，他们只能趁深夜时采取行动。

　　1967年1月11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贺龙夫妇终于搬入了西花厅。在这段日子里，贺龙目睹了周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往往天快亮了才回来。他心里惦着总理，也是一夜夜地睡不着。每到黎明前，贺龙就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时值隆冬，天气寒冷，每天早晨见到总理拖着疲倦的身躯从汽车里走出来，贺龙心里都难受极了：他既担心总理的身体，又为自己不能为总理分忧而焦虑。

　　周恩来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他体恤贺龙的心情，无论工作再紧张，再劳累，他还是抽时间去看贺龙，劝他安心休息。有时实在太忙了，他就利用吃饭的时间，让工作人员把饭菜拿到贺龙住处，以便利用这短暂的时间同贺龙说说话。

　　1967年的形势不容乐观。林彪和江青一伙加快网罗贺龙的“罪证”，妄图将其彻底打垮。在这种情形下，力保贺龙的周恩来无疑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在这种危难时刻，他仍旧挺身而出。

　　1月19日下午，由于“文革”的火焰已烧到中南海，周恩来和李富春代表中央同贺龙谈话。本来还约了江青，但江青非但不来，还指使其爪牙在约定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问贺龙：“林彪说有人向他反映，说你讲他长征中的坏话，有这事吗？”贺龙想了一想说：“我只是在延安时曾问过某人，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

　　“林彪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等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贺龙表情十分严肃，他的心情很激动，但依旧很认真地听着。周恩来接着说：“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听到这里，贺龙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心里的愤怒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想自己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而今天却要蒙受这种造谣和诬陷！他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舌，几次想站起来说话。

　　周恩来向贺龙摆摆手，有意地制止了他。他太了解贺龙的脾气了，知道他一定会拍案而起，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周恩来凝视着贺龙，眼中充满了信任和无奈。他仿佛洞悉一切似的，亲切地对贺龙说：“你什么都不用说。毛主席不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护你的嘛！”

　　接着，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诚挚却又怀着深深的忧虑，说道：“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沉思一下，周恩来又接着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就告诉我。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打打太极拳。”

　　听着总理在这么危难的情况下还故作轻松地为自己打算着，安排着，贺龙的心里极不平静。想不到他如今有家不能回，有力不能出，偌大北京城里竟没有他安身之处！望着总理日益瘦削的脸颊和深陷的眼窝，他好几次想开口，喉咙里却像哽住了一样，说不出一句话来。天下大乱，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总理一个人身上，他那日渐消瘦的身躯如何承受得住啊！贺龙怎能够安心，在这个时刻为了个人安危而躲起来？

　　像是看透了贺龙的心事， 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坚定地看着他，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不久我们就会见面了。”稍停了片刻，他又接着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

　　贺龙哽咽着握着周恩来的手，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总理，你教育了我们两代人。”他明白总理现在的处境也很困难，自己若留下来，非但不能为总理解忧，反而会连累他。秋天，还好总理说秋天就能再见面，贺龙的心里稍稍有了一点宽慰。

　　周恩来和贺龙带着对秋天的期望就此分别，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此行道路坎坷，荆棘载道；更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40年亲密战友的最后一面。

    再见之时，阴阳两隔

　　1967年，贺龙到京郊山区的象鼻子沟后，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对性格刚烈的贺龙来说尤为难熬。但是一想起总理的临别嘱咐，他的心情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他听总理的话，每天都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十分认真地练起了毛笔字。而周恩来在这段期间，更是不断地派人看望贺龙，带去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问候。

　　贺龙记着总理的话，他盼望着秋天，就像久旱的农夫企盼着甘霖一样。

　　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着。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转眼到了秋暮，西山的乔木落叶填满了沟壑，可周恩来还是没有来接他。他想到，从不失信的总理是不会爽约的，可见，总理的处境也令人堪忧了。带着这种不安的心情，贺龙时刻惦记着总理的安全。他无法从别的渠道打探消息，就每天抢先看报纸，如果看不到周恩来的活动报告，就会心情沉重，寝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