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０年春，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镇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刘秉衡受县委委托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其间，周恩来仔细地询问淮安城里的东岳庙、三思桥、文渠、驸马巷，并谈及河下、板闸。当周恩来陷入思乡情景时，刘秉衡再次请周恩来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１２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５０年了！”他边说边伸出右手比划着。他接着说：“但有好多事要做，只有等有时间再说吧！”

　　而这一等，却等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面对动乱状况，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他拼命工作，苦撑危局。到１９６７年，即“文革”第二年，他基本上无法休息了，甚至连短暂的喘息机会都没有。在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有时连续工作３０多个小时，一般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甚至嘱咐工作人员，在他休息时每１５分钟提醒一次，以免误事。面对身心疲惫的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焦虑，不得已采用“文革”中特有的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请求他注意休息。就连国际友人胡志明，也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着想，每天多睡两个小时。他虽然表示“诚恳接受”、“尽量做到”，但事实上无法做到。到１９７２年，他身患癌症之后依然是不顾一切忙于工作。１９７４年，已经７６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他仍４４天连续每天工作１８至２４个小时，以致多次因缺氧而昏迷。

　　为了维系共和国这艘载有８亿人口的“大船”不致倾覆，进而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至死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哪还有心思顾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