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保密观念极强。他离开办公室，往往亲自锁办公室门，并且自带钥匙。“两弹一星”专委会的机密资料，除周总理知道，我作为业务秘书跟随他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小铁柜，资料看完后，就亲自锁进去，把钥匙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非常严谨。他出国访问，就把保险柜的钥匙用铅印封好，交给邓颖超大姐暂时保存，回来后再把钥匙交还他。

　　关于“九月来信”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党内军内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主张的最有力支持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是统帅和参谋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军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要有人提供资料和咨询，除他自己搞调查研究以外，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来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经过讨论，由陈毅整理出对红四军所作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支持毛泽东，敦促他出来工作，回到红四军，并指示陈毅，宣布这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九月来信”中明确的问题，成了红四军解决领导人之间分歧的重要依据，成了全军建设和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对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后来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张作文：“九月来信”促成了红四军在古田成功地召开了第9次代表大会，从此，红四军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后，许多重大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做出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参与。或者说，有些决策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方案，毛泽东决定的；有些决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制定方案，毛泽东最后决定的。他们两人是配合得最好的。

　　周总理还时刻为毛主席着想，在具体问题上总是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尽量减少主席的负担。记得1969年中苏边界恢复谈判时，有关部门建议由柴成文担任代表团团长，总理担心毛主席对柴成文这个名字不熟悉，不便审批这个报告。周总理就在这个名单一边加上了一段说明文字，介绍柴成文。总理突然转身对我说：“柴成文过去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去问一下。”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柴所在的单位，结果许多人也都回答说不知道柴过去还叫过什么名字。总理又想了一会儿，他说想起来了，柴成文还有一个名字叫柴军武。这样就便于毛主席在审阅时，知道柴成文就是10多年前朝鲜板门店谈判时的我方谈判代表柴军武。

　　是什么力量支持周总理如此忘我地工作

　　军队的事情，周恩来一般都是委托军事秘书去办理。而军事秘书知道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完全是靠三总部等职能部门提供情况和资料。他们常与参谋、干事直接打交道，为什么不经过部长、处（后为局）长呢，主要是怕耽搁时间。周恩来停着笔，正在批文件，你要很快地答复。他所问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军事秘书事先必须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仍如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战斗作风，就是要来得快，准确，严谨。

　　周恩来对所处理的每个问题总要问个一清二楚，否则他就不批这个文件。除要求主管秘书必须做到外，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当事人，对某些重大问题，不管深更半夜，有时将主管部门领导请来。不管你是什么部长，还是将军，晚上也要从被窝里拉了来。因此，有些人对秘书们有意见。陈赓大将就这样被叫来过。

　　周家鼎：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极少有休息时间。邓小平有次在接见意大利一位女记者时说过：“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 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平日里，周总理担心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曾多次告诫我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与人谈话，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

　　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他要求他的办公室要做到24小时值班，说：“我国的夜晚是西方的白天，西半球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我国夜晚。白天，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上班，有些问题反映得很快，工作不会间断。晚上呢，全都睡觉了，我这个总理办公室就要值班，要像雷达一样‘全天候’地工作。”

　　张作文：周总理深夜办公，我刚去时，不太习惯这种作息时间，有些事也不很清楚。记得总理有次让我去问某位部长一件事，我一看表，半夜过了，我就不太好意思去打搅这位部长，没有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总理问我问清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打电话，怕打搅首长休息。总理说：“我还在工作嘛，紧急情况就要紧急处理。”我赶紧给那位部长打电话，把情况问清楚后，报告了总理。从此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凡是周总理交办的事项，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