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思：那么，L先生，您认为红十字会在管理基金问题上应该有什么作为呢？

    L：上面所说，耿谆与两次“扣费风波”无关。但是不代表红十字会不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反思和提高工作的水平。我相信包括耿谆在内的所有同胞都希望红十字会通过郭美美事件的教训，把国家的慈善工作组织的更好。但是这种希望应该建立在善意的基础上，不应该采用攻击和诬陷的方式。红会的工作人员更要牢记，红会是由我国国家领导人任名誉职务的国家慈善机关，要把红十字会的“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的精神发扬得更好。

    关于基金的发放，是艰难而复杂的事情。说艰难，是因为时光过去60多年，当年劳工多是被日本军队抓捕，为不牵连家人很多劳工信息不实，所在地又分布在广大农村，所以联系非常困难；说复杂，是因为劳工本人多已去世，很多遗属已经是第三辈人，很多后代只知道老人被掳往日本，具体在哪里做苦役并不清楚。而且法律关系复杂。如果家里5个兄弟，有一个信息不确定这钱也不能发给。所以11年时间发了500多人，那400人怎么找？能不能找全？谁也不知道。因此更需要要做好“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会”的管理。真的不希望出现人们所说“钱乱花”的事情。

    随着中国劳工索赔事业的进展，还会有其它的劳工事件的解决基金（这些基金更应该出现的应该是赔偿基金或补偿基金）委托官方机构代管。不论哪一家官方机构管理，从一开始就应该严格、谨慎，并使公众有知情的权利。因为，这样的基金虽然受益人仅是数量有限的劳工和遗属，但它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心系，其性质根本属于公益；同样也因为，这样的基金沾染的是苦难劳工的血泪，容不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乱花乱用。

    锦思：对，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也是这种期盼，希望红十字会的工作做得更好。

    结束了与L先生的对话，使我对这两次“红会扣费”风波有了一些了解，也希望相关人士进一步了解详情。无论是公众还是国家慈善机构，都应该理性思考一下，怎么传承老人所倡导的“上善若水”、“大爱无疆”的精神，以及如何有效地把对日索赔工作推向深入，取得实质性进展。红十字会只有告诉人们实情，才能重新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