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1Q84》中文简体版5月25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该书首印数达到120万册。而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一本可以在日本有如此大的影响。笔者王锦思认为，中日两国的文学交流从古代中国完全顺差转为当代的逆差，的确值得深思和努力。

    中日两国的汉字大都同字同文不同音，汉语和日语语法系统各异，但是两国因为共同使用汉字而拥有许多共同的审美观念。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地位崇高，更深受日本人喜爱。古诗可寄托情感，陶冶情操，使人们获得高雅的享受。日本遣唐使与唐代诗人交流聚会，作诗吟诗助兴，结下了深厚友谊。

    有关唐诗创作的规则、音律的书籍在中国早已失传，《乐书要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国学者竟以为是日本人伪造的。日本在唐诗作者分类等领域的研究上超过中国，遣唐使空海创作了6卷汉诗文评论集《文镜秘府论》。日本人所作的汉诗艺术成就突出，严谨合律，修辞精当。

    汉诗吟诵是以半念半唱的方式，随着诗体的平仄、节奏、内容、意兴，按照一定的调式抑扬顿挫，并配以琴声和舞蹈，显得神韵完美。日本人流露出“此艺唯有日本有，中华早已无传人”的感慨。日本每个城市都有吟诗节，吟诗者500多万人，800多种派别，500多个协会，3所吟道学院。日本人吟诗常见的形式有七绝七律，自我表现者陶醉激昂，集体合作则气吞山河。

    1996年9月，上海旅游节举行汉诗吟诵大会，日本参加者是中国的3倍。而掌握吟诵的中国人大都在60岁以上，年轻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普通朗诵，少年儿童仅是背诗，这其实违背诗词吟诵的标准要求。

    清末，日本学者川种郎编撰的《中国小说戏曲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戏曲历史著作。他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也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日本学者盐谷温创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建构了四分法框架，成为后世中国小说史的标准，鲁迅因为借鉴之创作了《小说史大略》，被人讥为“抄袭”，由此引发了一场辩论，直至八九十年后的今天，仍时有余波泛起。

    新中国成立后，在“左”倾政治的干扰下，巴金等大师精力衰退，缺乏反映社会现实、具有思想穿透力与美好倾向的辉煌大作，人物脸谱化、概念化。改革开放后，“人的文学”复归。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作家心浮气躁，迎合流俗，鲜有能流行百年的精品。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评选依据是艺术质量、人物主题结构、语言等方面的独创性，还要勇敢地致力于探索、关注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许多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偏见，缺乏公正性。其实，泰戈尔、海明威等大部分获奖者基本代表了世界文学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最高水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克努茨·安隆德克维斯特认为，除日本外，亚洲文学还没有达到在自己特定范围内具有真正意义的艺术心理和语言水平。施蛰存等中国作家也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不如20世纪30年代，更不如日本。

    比起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中国文学奖更是远远经不起考验。1997年，茅盾文学奖授予尚未印刷的修订本《白鹿原》，明显违背评奖原则。其他获奖的如王火的《战争和人》等都很难代表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获得一致好评的《曾国藩》却被排斥在外。鲁迅文学奖获奖篇目过多过滥，评奖缺乏透明度，矛盾是非太多，俨然变成名利场，腐败传闻甚嚣尘上。

    有人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条罪状是政治偏见。殊不知中国文学也曾经充当政治的俾女，空洞说教，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被视为“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