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男，原名马千木，重庆市忠县人，生于1915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地市级的枣阳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省委级的鄂西特委副书记，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滇南党组织负责人，成都工委副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及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2024年3月28日，著名作家马识途在成都去世，享年109岁。马识途与巴金、沙汀、艾芜、张秀熟并称“蜀中五老”，因小说《盗官记》被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而被国人熟悉。

    一、马识途的引路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年仅16岁的马识途（时名马千木），重庆忠县人，追寻立身救国之道，一二·九运动后卷入抗日救国大潮，1936年9月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37年8月，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马千木与女友刘惠馨等同学逃离南京，来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1933年9月，已转学到上海浦东中学的马识途，依旧参加到浦东中学示威游行的队伍中前往南京请愿队伍。1938年3月，马识途在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当天，他将自己的名字“马千木”改为“马识途”。经过董必武介绍，马千木和刘惠馨从武汉来到黄安七里坪，参加由方毅主持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游击干部培训班。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湖北省委在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一个深山破祠堂里办的党训班快要结束了，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钱瑛专门赶来了解学员情况。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几十个d随便围火坐着，曾去苏联学习过的钱瑛同志昂着头，带着大家唱了一支《国际歌》。在以后的几天，作为组织部长的钱瑛找许多学员谈话，也和马识途谈过话，他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都向往着去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她笑一笑说：“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组织分配吧。”一九三八年二月，马识途分配到汉口职工区委汽车司机工会去工作，并且介绍他入党。入党后，钱瑛交给马识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武汉的汽车司机工人中发展一名新党员，这个人要在政治上绝对可靠，驾驶技术要十分精良。因为他是要调去为周恩来副主席开车。这是一个紧迫任务，组织要求马识途必须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年青的马识途光荣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很快，马识途便与领导武汉工人工作的武汉职工区委书记王致中接上关系，并顺利打进武汉市汽车司机工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观察与交流，马识途发现一个叫祝华的年轻司机不仅思想上有革命倾向，而且为人朴实、喜欢学习、追求进步。在交往过程中。经上级党组织的考察和批准，马识途为祝华办理了入党手续。祝华入党后的第三天,马识途奉命通知他到长江局报到，并告诉他的工作是为我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开车。马识途对祝华讲：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严肃的任务，你一定要仔细小心。祝华没想到自己刚入党，党组织对他这个新党员竟是如此信任，他十分兴奋，答应一定不辜负党的希望。从此以后，祝华一直跟在周恩来身边，转战南北，为保卫周恩来的人身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不久，马识途奉命与胡绳、王翰、曹荻秋、张执一等同志一起前往襄樊李宗仁所在的第五战区，准备发动当地民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马识途在到达襄樊后，便被鄂西北省委排到枣阳担任县工委书记。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 1938年帮助胡绳办《大众报》撰写通讯等文稿。在鄂北时还担任胡绳主办的《鄂北日报》的战地记者，撰写战地通讯。正是凭着这个记者证，马识途第一次到抗日前线随县进行了战地采访。马识途看见一串串炸弹在战壕前落下，火光四起，泥沙飞天。在前线，马识途还曾看到过这样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场景：一个中国军人在阴湿的坑道里，在没有战斗的时候，他竟然用一个废炮弹壳做花盆，在里面放上泥土，种上了野花。这个场景，马识途一生都铭记着。他明白那个战士所想的是：虽然正进行着惨烈的战争，但他却渴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这片土地上和平的岁月。在前线战壕前，“怒放”的还有马识途的爱情。1939年底，经组织批准，马识途与曾经的同学、后来的同志刘蕙馨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小小的家。这个家，另一个秘密的名字是鄂西特委的交通站。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马识途后来奉命前往湖北恩施担任鄂西特委书记。恩施是当时湖北临时省会，湖北省政府和陈诚的第六战区都设在那里。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陈诚也在鄂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鄂西特委交通员向仲亚和秘书郑新民相继被捕叛变。1月20日，因叛徒出卖，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与鄂西特委秘书、妇女部部长刘蕙馨（马识途妻子）被国民党逮捕，马识途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随母入狱。当时，马识途正在利川巡视地下党工作，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但整个恩施地区党的组织需要他紧急做出安排，或撤离或隐蔽……同年11月17日，刘蕙馨与何功伟被敌人枪杀于恩施五峰山下，女儿下落不明。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何功伟、刘惠馨的英雄事迹。6月7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何功伟、刘惠馨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殉难者》社论，中共中央青委赠送挽联：“努力解放事业而遭杀害，乃整个民族创痛；坚持革命立场至于殉节，是全体青年楷模。”根据钱瑛的指示，马识途转移到昆明，化名马千禾，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他的名字很快消失在特务的视线之中。随后，马识途担任西南联大第二支部负责人，参与领导西南联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钱瑛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反共逆流中把西南各省地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隐蔽起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耐心等待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吴翠兰出生不到一个月，刘慧馨便遭遇了逮捕。但无论怎样折磨刘慧馨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顽强意志，始终未曾屈服。当敌方意识到无法动摇刘慧馨的决心时，其注意力随即转向了她尚在襁褓中的幼女。历经一年多的僵持，国民党当局在穷尽所有手段后，最终决定对刘慧馨与何功伟实施秘密处决。在湖北恩施方家坝后山的五道涧刑场，刘慧馨抱着孩子枪毙后，其中一位周姓妇女深受感动。在人群散去后，她迅速将孩子带走抚养。由于刘慧馨的坚定立场，反动势力此后也未再追查这个孩子的去向。吴翠兰随父母——两位邮电工人迁居武汉，平安度过战乱时期。1959年，她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这所院校如今已发展成为知名的北京理工大学。命运似乎早有安排，吴翠兰未曾料到，与她母亲一同壮烈牺牲的何功伟烈士竟是她母校的校友。更令人称奇的是，她被录取的专业正是母亲当年在大学的机械工程专业。这段奇妙的缘分，令人感慨不已。1964年，吴翠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北京工业大学的学业后，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军入伍。凭借出色的学识素养，她在部队技术部门长期任职，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的军工、国防和航天事业。

    直至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一次与钱瑛的谈话中，这位老领导灵机一动，建议借助公安系统进行查找。随即，他们便与湖北方面取得了联系。在获取重要情报后，湖北省公安厅迅速组建了专项调查小组。经过长达12个月的深入摸排，调查人员依据现存目击者提供的证词，成功定位到吴翠兰继父母位于武汉的居所。这一发现随即被通报给身处首都北京的吴翠兰。经过二十年的漫长等待，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女儿重逢。马识途找到失散20年的女儿，一时传为佳话。在四川省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动员下，马识途以亲身经历为题材撰写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尚未完稿就开始在《四川文学》《成都晚报》上连载，一时洛阳纸贵。《清江壮歌》完稿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两家同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和四川作协专家对书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马识途到北京修改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付排，再派人把清样送到成都，等马识途审定后即可付梓出版。这位烈士子女历经岁月，最终延续了父母未竟的事业。刘慧馨烈士安息在恩施五峰山革命烈士陵园，若得知女儿如今取得的卓越成就，想必也会倍感欣慰。 

    二、马识途的朋友、学习榜样

    1941年1月，中共鄂西特委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26岁的马识途毅然报考昆明西南联大。1941年，他考进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后，在著名教授门下接受文学创作的科班训练，曾同张光年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新地》，并化名发表小说和杂文。正是在西南联大，马识途和闻一多先生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师生”。 1942年9月，马识途与中共云南工委建立组织联系。1943年，在中共云南工委的领导下，马识途与齐亮、何功楷等人建立起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

    1944年因一个偶然机会，马识途在昆明与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们成为了朋友，并建立了一条“国际统一战线”。那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马识途去昆明南屏街逛书店。那一带恰好也是美国飞虎队成员周末常去的地方。店员不懂英语，无法与两个美国士兵沟通。恰在这时，马识途说：“如果你们愿意，我倒可以为你们提供服务。”美国士兵非常高兴。边喝茶，边聊天。马识途认真地给他们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的英勇抗战，这引起了美国士兵极大的兴趣。回去后，马识途便与何功楷研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通过这条战线他们可以将中国真实的情况告诉美国民众。很快，他们将这个情况上报云南省工委。就这样，通过这条“国际统一战线”，美国飞虎队成员贝尔、海曼、华德、帕斯特渐渐成为了马识途、何功楷、李储文、张彦等人的好友，这些美国大兵慢慢地了解到中共在华北真实的抗战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与追求民主的主张。后来，还热情地邀请马识途、李储文、张彦等中国朋友到昆明美国军营去讲演，为他们的战友介绍华北抗战情况。这个演讲很成功，效果非常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调整和健全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钱瑛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中央上海局组织部部长，是周恩来领导蒋管区隐蔽斗争的主要助手。1945年7月，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分配到滇南工委工作。1946年7月，南京局安排他回到四川，担任成都工委副书记。抗战胜利后，正是由于马识途、齐亮、何功楷所组成的西南联大党支部的努力工作，西南联大的进步民主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素有“时代的鼓手”之称的闻一多先生也积极投身其中。“四烈士永远安息在民主堡垒里了。我们活着的，道路还远，工作还多。杀死烈士的凶手还没有惩办，今天我们在这里许下诺言了：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追还这笔血债，追到天涯海角。我们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代还要继续追，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的。”这是马识途1946年7月15日，最后一次现场聆听闻一多先生的讲话。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云南大学大礼堂，主持在那里举行的好友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当闻一多和他的长子闻立鹤从会场离开步行回家时，国民党特务终于拿出手枪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在马识途眼中，老师闻一多先生不仅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教授，更是一个真诚的“民主斗士”，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把老师闻一多视为自己一生学习的榜样。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从事党政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院长、省建设厅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61年，马识途创作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首次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日报》及《武汉晚报》上连载，并一再在四川、成都及中央广播电台连播，颇有影响，于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印20万册出版。2004年，他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亲身经历，将他20年（1931～1950）的战斗生活写成60万字的《风雨人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名《在地下》出版。2005年，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十二卷十三册的《马识途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