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岁的年纪,本该是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时节。然而,当同龄的女孩还在为一条新裙子雀跃时,她已穿上了宽大的军装;当校园里的读书声正琅琅时,她的耳畔却充斥着炮火的轰鸣。于枫,这个瘦小的名字,就这样被历史的洪流卷入了抗美援朝的硝烟之中。
三浦里的冬天是极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脸,雪地上常常留下一串小小的脚印,那是于枫背着药箱在伤员之间奔走的痕迹。兵站医院的“手术室”不过是几块木板搭成的棚子,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纱布簌簌作响。她常常要连续工作几天几夜,手指冻得发紫,却仍坚持为伤员清洗伤口。那些伤员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最令她心碎的是那些冻伤的战士——她永远记得那个四川籍的小战士,当他的绷带被揭开时,那双脚竟连着靴子一起脱落了。小战士没有哭,只是呆呆地望着自己消失的脚,而于枫的泪水却砸在了雪地上,融出一个个小小的坑。
敌机的轰鸣声是死神临近的预告。那天,她和战友麦莲花在河边清洗敷料,阳光照在结冰的河面上,折射出刺眼的光。突然,天空传来熟悉的嗡嗡声,她们还未来得及反应,机枪的子弹已经扫射下来,打得冰面碎屑四溅。她们扑向一块大石头后面,麦莲花把她护在身下。她能感觉到战友剧烈的心跳,能闻到火药混合着血腥的气味。当敌机远去,她们从石头后爬出来时,发现刚才站立的地方已经布满了弹孔。
长津湖战役后,伤员像潮水一样涌来。手术台不够用,就直接在地上铺块布;麻醉药短缺,就用毛巾塞住伤员的嘴。于枫记得一个腹部中弹的排长,肠子都流了出来,却还紧紧攥着一枚染血的勋章,喃喃地说:“给我娘……”她一边缝合伤口一边流泪,排长反而安慰她:“小同志,别哭,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那天晚上,排长还是走了,于枫蹲在帐篷外,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抽泣。第二天清晨,她又挺直了腰板走进手术室,眼睛里布满血丝,手上的动作却依然稳健。
最艰难的时候,医院的血浆用尽了。看着一个个生命在眼前消逝,于枫挽起了袖子。她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脸色苍白如纸。“抽我的吧,我是O型血。”她躺在简陋的担架上,看着自己的血液缓缓流入战友的血管,然后眼前一黑,晕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好几件军大衣——那是伤员们硬塞给她的。
战争结束后,她荣立了集体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可每当有人提起这些荣誉,她总是摇头:“功劳是那些长眠在朝鲜的战友的,我只是替他们活着罢了。”她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又在中央民族大学创建了新闻专业。离休后,她笔耕不辍,写下了《抗美援朝前线兵站医院纪实》,洪学智将军亲自题写了书名。书里没有渲染自己的事迹,而是记录了一个个普通战士的面孔——爱说笑话的炊事班长老李,总偷偷把口粮分给伤员的卫生员小王,为保护伤员而扑在手榴弹上的教导员……“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她总是这样说。
九十岁高龄的她躺在病床上,军博的工作人员来收集史料。她虚弱却坚定地叮嘱:“不要夸大我的功绩,一定要实事求是。”来访的记者问她,当年那么小的年纪上前线怕不怕。她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沉默了一会儿:“怕,怎么不怕?但身后就是祖国啊!“说完这句话,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她提着马灯在伤员之间穿梭时的样子。
如今,我们习惯用“最可爱的人”来称呼那些志愿军战士。可这个词在于枫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她不是教科书里的符号,而是一个在十三岁时就被迫长大的女孩;她不是被神话的英雄,而是一个会为伤员流泪、会因恐惧颤抖、却依然选择坚守的普通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医院的窗台上摆着一盆不起眼的野花,是护士从路边采来的。于枫常常望着它出神。这花长在石缝里,风吹雨打却依然开着。就像那些年在朝鲜的日子,再苦再难,生命总能找到绽放的方式。
当我们的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当我们的城市华灯初上万家团圆,请不要忘记,这样的安宁是有人用十三岁的肩膀扛起来的。于枫和她的战友们,就像暗夜里的星辰,虽然微弱,却照亮了一个民族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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