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曾任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在他身处逆境时，他依旧关心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1933年冬，他特地到长汀县四都红军后方总医院视察。在四都期间，他不辞劳苦、深入基层，一丝不苟、关心备至，详细调查、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至今还在四都传为佳话，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生动教材。

    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被王明一伙打成“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开展了所谓“反动罗明路线的斗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还搞扩大化，波及到党内其他同志。他们诬蔑谭震林“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待机用来向党进攻”，并撤销了谭震林的一切职务。

    谭震林虽然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污蔑和排斥，但他满怀对革命事业的忠贞情怀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恩怨，仍旧襟怀坦荡、赤胆忠心地为党工作。

    谭震林在完成了打通连城交通线的任务以后，中央组织局分配谭震林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干班学习。

    1933年冬，谭震林提出要到长汀县四都乡视察红军后方总医院。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则指派同时在校学习的学员李宽和，陪同谭震林到长汀县四都乡红军总医院去“视察”，实际上是要借此继续考察谭震林究竟到四都干些什么？

    谭震林光明磊落，在既没有警卫员、也没有陪同，仅只有一位学员跟随的情况下，谭震林牵着一头骡子就出发了。

    从江西瑞金到长汀四都，走的是红色交通线，全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大约80里山路。谭震林有时骑上骡子走一段路，但大多是步行，与李宽和边走边谈话聊天。

    太阳落山的时候，谭震林和李宽和到了四都后方总医院。当时四都后方总医院收容了大约300多名伤病员，他们分住在祠堂里和老百姓的家中，都受到精心的护理。

    谭震林到达四都后方总医院的第二天，后方总医院的领导和伤病员把他作为中央代表来欢迎，特地举办了一场欢迎会。后方总医院的领导，要求谭震林给他们作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于是，谭震林向医院的工作人员、伤病员、还有当地区、乡苏维埃政府和地方党的干部，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谭震林首先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接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谭震林指出，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和当前面临的斗争任务，要求大家提高信心，坚持斗争，并勉励伤病员们好好治疗养伤，早日痊愈，恢复健康，重返前线杀敌立功。谭震林的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给大家以莫大鼓舞。

    当时，四都地区正流行疟疾和痢疾，不少人受到传染而患病住院。谭震林不怕传染，不顾劳累，挨家挨户地看望伤病员，亲切地向他们问寒问暖、征询意见。希望他们安心养伤，有什么困难，组织上一定会帮助解决，鼓励他们早日伤愈归队，继续战场上立功。不少伤病员，看到红军首长如此关心他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夜已经很深了，在油灯下，谭震林还和医院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及区乡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交谈着。谭震林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记录，还和大家研究如何办好医院、医治好伤病员。在四都总医院的三、四天时间里，谭震林没有一天空闲过，他问病情，谈工作，成了全院上下的真正知心人。四都红军后方总医院的领导和伤病员，在谭震林的关心鼓励下，一致表示， 要办好总医院，让更多的伤病员能够住院治疗，让更多伤员得到良好医治，尽快重返前线参加战斗。

    谭震林结束了四都后方总医院的视察回到瑞金后，组织部领导不找谭震林汇报视察情况，却把“陪员”李宽和单独找了去，查问谭震林在四都搞乱写什么“活动”，想要查出点什么“问题”来。谁知，李宽和通过这几天“陪同”谭震林视察四都总医院，谭震林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以及对伤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李宽和深受感动，他从心里觉得谭震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领导。于是他对组织部领导说：“谭震林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深入细致，爱护下级，不怕疾病传染也不顾自己劳累，到来医院就伤病员交谈，同医院领导商谈工作……”

    那位组织部问：“除了这些，还有些什么？”李宽和说：“我是如实地汇报，不会拐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组织部领导板起面孔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你回去吧。”

    从谭震林视察四都总医院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谭震林不计个人恩怨，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崇高精神风范。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谭震林旧居——四都下赖村赖氏景礼公祠

    李宽和，福建省清流县长校镇人，湖南省军区离休老红军。
    1930年6月在福建省宁化县上曹坊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8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8年4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对外称永兴支队）政治委员。后任冀鲁边区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政治委员。
    1945年上半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期，为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后任东北军医大学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三局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
    1962年晋升为大校军衔。
    2001年5月28日凌晨2点10分在长沙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