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革命火种与农运浪潮

    1925年夏，商南党组织在双河、斑竹园、南溪等地发动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组建早期农民协会。随着立夏节起义（1929年）、六霍起义（1929年）的胜利，金寨境内先后建立5个县级工农政权及皖西北、豫东南特（道）区苏维埃政权，并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萌芽奠定实践基础。

    二、组织建设：农民协会的制度化探索

    1. 组织发展阶段：从1925年到1929年，分为初创时期和整顿提升两个阶段。一是初创时期（1925年-1927年）：以蔡先芳、詹谷堂等为首的党员，分别在双河、南溪等地建立农民协会，以反帝反封建、减租减息为纲领，发展会员至万余人。1926年春节期间，蔡先芳在双河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张本海等人成立农民协会小组，随后成立农会委员会。1926年3月8日，王凤池、曾昭烈、陶龙壁、王景义等在丁家埠大王庙召开农民协会会员大会，到会200 多人，手拿镛刀、斧头、铁锹、锄头等。会上宣布成立丁家埠乡农民协会，选举曾昭烈、陶龙壁、陶国梁、曾宪成等人为农会委员会成员，曾昭烈任主席。王凤池在会上宣传了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等道理。曾昭烈布置了惩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办农民夜校等任务。1926年6月 22日,詹谷堂、王凤池利用南溪火神庙庙会会期，召开南溪上、中、下三保农民协会会员和农民群众大会，到会 2000多人，选举产生了南溪区农协会领导成员，彭道洲、李平康当选为正、副主席，李玉清、曾宪德等9人为委员。詹谷堂在大会上作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军阀统治阶级出卖中国利益打内战，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报告，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斗争。至1926年秋，詹谷堂、周维炯、王凤池、余海若、杜昌甫等组织领导下，南溪、斑竹园、桃岭、白塔畈、金家寨、麻埠、燕子河等地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1927年春，今金寨县境内大部分乡、村农民协会均建立起来，乡、区农民协会的代表会议，短时间地执行过工农兵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乡、区农民委员会或苏维埃以及区、县革命委员会，呈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气象。二是整顿提升阶段（1928年-1929年）：1928年冬，商南区委对原有8区97乡农会进行整顿，严格入会标准（仅限雇农、佃农等劳动群体），明确五大任务：组建自卫武装、宣传革命纲领、土地分配调查、发展群众组织、开展经济斗争。经整顿，会员精简至6000余人，但纯洁性与战斗力显著增强。当时，商南区委规定入会条件是：雇农、佃农、自耕农、半自耕农、手工业者及个体劳动者，年龄为16岁以上，不分男女，自愿申请，由两名会员介绍，即可加入农会;规定农民协会的任务是:（一）成立自卫武装，维护地方治安；（二）宣传农会章程,实行减租减息;（三)向土豪劣绅派粮派款，赈济贫困农民；（四）进行土地所有情况调查，制订土地分配方案，等等。

    2. 制度雏形：章程与实践创新。一是《农民协会章程》的突破性意义：首次以成文规章明确会员资格（需2名党员介绍或全体大会3/4表决通过）、组织架构（乡—区—县三级代表大会）及职能（土地分配、武装动员、经济斗争），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实践蓝本。二是民主选举与政权运作：在选举机制上，基层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领导层中党员占比百分之50，其余为工农运动骨干，体现“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原则。三是职能行使：通过派粮罚款、土地分配、妇女儿童组织建设等行动，构建起“议行合一”的政权雏形，承担动员、决策、执行综合职能。

    三、制度特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早期雏形

    从农民协会建立、发展历程来看，制定了《农民协会章程》，明确了农民协会参加条件和工作任务，召开会议时进行选举、报告工作等多项议程，规范了选举程序、会员权利义务，建立了层级组织体系，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都具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萌芽态势。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从人民主体性上来看，会员以贫雇农为主体（占比百分之93），通过“一切权力归农会”实践，确立劳动人民政治主导地位，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一脉相承。二是秉承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乡级代表会议到县级政权建设，形成“民主选举—集体决策—分工执行—群众监督”的制度闭环，初步奠定了人大制度组织活动原则基础。三是履行职能的延续性。农会的土地分配、武装动员、经济斗争等职能，直接孕育了新中国人大制度中“立法决策”“监督政府”“民生保障”等核心功能。

    四、历史意义：红色政权建设的先行探索

    在金寨，农民协会的民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发动、组织建设、政策创新三位一体的领导方式，成功将农民自发斗争转化为有组织的民主实践，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探索。“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基层治理模式，其民主选举、代表会议等机制正是苏维埃政权雏形，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也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雏形经验，为后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及人大制度创立提供了有益经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