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苏区文物收藏爱好者，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有限。由于缺乏对历史事实的深入调查，无法充分挖掘手中文物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难以彰显它们应有的珍贵性。这实在令人遗憾，而我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对着这些珍贵的文物叹息。

    2023年12月，由瑞金市档案馆组织编写的《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迹·百件苏区档案背后的故事》（江西高校出版社2023年12月版第213--217页）中，收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纪念馆钟同福先生撰写的《送夫当红军》一文。文中提到，2018年2月13日，我在公众号“红藏视界”发表的《众目睽睽，央视镜头前出现……》一文中，记录了钩墙队员在中央电视台摄影组拍摄时，于墙缝中钩掏寻找苏区文物，并当场发现了胡春秀的通行证和一枚“送夫当红军·光荣”的五角星布章。基于这一线索，钟同福先生于2023年6月前往瑞金市叶坪镇山岐（通行证上写为“淇”字）村，采访了黄姓理发师及其他村民，并将采访了解到的情况整理成文。

图1

    《送夫当红军》全文如下：

    2018年1月6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百年金融》栏目摄制组在瑞金拍摄寻找苏区文物的外景时，一位红色收藏家在沙洲坝大布村一扇墙的墙缝里钩出来一张苏区瑞金叶坪胡春秀的通行证（图2）和一枚“送夫当红军•光荣”的五角星布章（图3）。这两件文物的出现，让胡春秀送郎当红军的故事更加真实生动。

图2

    自1929年红四军来到瑞金大柏地打了一次大胜仗后，红军多次打败盘踞在瑞金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靖卫团。

    1930年春夏之际，瑞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建立起各区乡农民协会。这些农民起义中，涌现出一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山岐村的石头古和胡春秀夫妇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农会建立后，他们积极参与分田运动，维护农民利益。

    这年6月，瑞金各区、乡开展了第一次分田。这次分田根据《兴国土地法》确立的基本原则：首先对豪绅地主、公堂庙宇占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各村分配的数量多少不等，一般每人分得土地1.25亩至1.5亩，最高的分得2.5亩，最低的分得0.8亩。这次分田由主持分田的单位(一般是乡苏维埃政府)颁发耕田证。

    这次分田时，正值早稻插秧之后、收割之前，所以又称“分青苗”。在区、乡、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具体工作由贫农团或仍由农民协会负责。有的地区还成立了“没收分配委员会”,共同负责丈量土地，注意好坏土地和远近土地的搭配，按照插标、公榜、发证等流程有序推进。

    废除债务也是分田斗争中的一大内容。各地贫农团在开展农民债务调查基础上，对不同性质的债务作了不同的规定：将贫苦群众所欠豪绅地主及公堂庙宇的债务，一律废除，并将一切借据当众烧毁；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的债务应全还；工农贫民欠商家的交易账，也必须全还；工农穷人间的来往账，革命前的由区、乡政府裁定全还、半还或免还，革命后的应全还。

    山岐村的石头古是一个穷苦人，受别人欺负，租地主的田种，一年辛苦到头交了租谷后都不够一年口粮，以前每年青黄不接的四、五月间，就要借谷子吃，借谷吃要借一担还三箩。

    石头古的父母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成了孤儿的他只能给地主放牛，给别人做长工。

    红军来了后他与胡春秀结婚，家里分到了几亩田。他们从打土豪中翻了身，所以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情很高。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他们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红军，非常热情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

    1930年5月下旬，长汀古城靖卫团团长胡子垣率两营兵力攻打瑞金，一度得逞。6月7日，红四军回到瑞金，将敌人打跑。8月9日，九堡的土豪钟运标、钟子先、王立煊勾结万田的红军叛徒袁国标，连夜进攻九堡，烧毁祠堂。杨子光、周昌仁带领安治、武阳、九堡三支游击队千余人赶往九堡，将钟、袁反动武装打败。会昌“五区联防”队长欧阳江也向梅坑起义队伍进攻，被杨斗文率兵击溃，欧阳江左眼被打伤。

    1930年9月，红二十四纵队奉令攻打赣州，离开了瑞金。1931年5月，红二十六军再度攻占瑞金县城，恢复革命政权。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组织动员苏区的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壮大革命武装力量。

    瑞金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掀起扩红竞赛高潮。瑞金各地到处回荡着《十送我夫当红军》的歌声：

一送我夫当红军，我夫出去放落心。
家庭一切我会管，唔要我夫来挂心。
二送我夫当红军，当起红军要决心。
家庭观念要打破，真心向外杀敌人。
三送我夫当红军，红军任务十分紧。
帝国主义要打倒，它系我们大敌人。
……

    真正当家做主的广大工农群众，怀着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豪情壮志，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图3

    这几天，石头古与妻子胡春秀谈论起自己想去当红军的事。胡春秀说，国民党反动派一打回来，他们分到的田又会被地主收回去，所以也要响应号召去参加红军，消灭白军。丈夫虽然对妻子多有不舍，但对她的观点非常赞同。5月12日，他们到瑞东区云集乡苏维埃政府开好了通行证，从山岐村出发，来到瑞金城河背红二十六军所在地。石头古报名参加了红军，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颁发给胡春秀一个“送夫当红军•光荣”的红色布质证章。胡春秀与丈夫短暂话别后，带着这个布章和通行证，回到娘家下肖区大埠，并且把这两件东西塞到娘家的墙缝里，这一藏就是80多年。

    现在，这张通行证上，依稀可见盖有两个椭圆形红色印章，其中一个印章印文较清晰，为“瑞东区云集乡苏维埃政府收发处”14个字。

    钟同福先生经过深入调查后撰写的这篇文章，详细还原了胡春秀通行证和“送夫当红军·光荣”五角星布章的来历与背景，进一步完善了这两件苏区文物的历史脉络。文章不仅印证了苏区群众为革命事业舍“小家”顾“大家”的崇高家国情怀，也生动展现了红军与老百姓之间深厚的情谊，彰显了“军民鱼水情”的革命精神。

    同时，这篇文章使这两件苏区文物——胡春秀的通行证和“送夫当红军·光荣”五角星布章的文物价值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它们不仅是苏区时期革命精神的象征，更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珍贵见证，增添了文物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价值。

    衷心感谢钟同福先生的调查与考证！

    附录：《众目睽睽，央视镜头前出现……》一文摘录

    ……

    这个现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瑞金下肖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位于瑞金市的西南边，离市区大约3公里，现在是沙州坝乡大埠村。在下肖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大厅右边，有一排用土坯砌成的房子，裸露着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墙缝（图4），很适合拍摄演示钩墙情景的外景，导演和摄影师都非常满意。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就在此拍摄。我抬手看看时间，已经是（2018年1月6日）上午9点多了。

图4   钩墙情景现场，打伞者是我，钩墙者是江崇茂先生，摄影者是央视记者

    两架摄像机刚刚架好，导演交代我们如何演绎钩墙时的情形，并叫我们先试演一下看看。谁料想，就在这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开演了钩墙寻找苏区文物的故事。

    这一试演不要紧，真让在场的人都看傻眼了。就在江崇茂先生的小铁钩子伸进第三个墙缝时，江崇茂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真是有东西！”他用小铁钩子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纸团从墙缝里钩了出来，转身拿给我，让我展开看看是什么东西。我接过小纸团，小心翼翼地吹去了表面的灰尘，慢慢将它展开。这一展开，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是一张苏区通行证（图2）。我赶紧用右手扶好雨伞，左手拿着通行证，欣喜地向两台摄像机和在场人员展示。在场的人惊喜万分，一时间欢腾的声音盖过了雨声，满心的喜悦驱走了身上的寒冷。幸福来得太突然，让大家觉得似乎像做梦，包括江崇茂先生，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信手一钩就钩出一件苏区文物。紧接着他继续深入往里钩，又钩出一个用布缝制的五角星（图3）。五角星的一面还写有一些字，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模糊了。我轻轻拍打着去掉粘在上面的灰尘，然后不停地转动角度辨认，好一会儿才看清是“送夫当红军”五个字，逆时针方向分别写在五个角上。中间部分实在难以辨认，既像是字，又像画的一朵花。当转到“夫”为顶端时，才看出是“光荣”两个字。当我把五角星的字告诉大家时，全场齐声一个“哇”字！在别的几个墙缝还钩出头发、“喜迁新居”红纸条、民国“公民证”、伤湿止痛膏等等。足见这里人的风俗，是有把东西往墙缝里面塞的习惯。

    待拍摄工作结束后，我拿着苏区通行证和“送夫当红军”的布章，询问在旁边看热闹的老人。他们认真看了看通行证，通行证所写的持证人是胡春秀，住山淇，往县城去，时间是1931年5月12日。据老人介绍，这周围住的都是姓胡的人。至于这个胡春秀的具体情况他们并不十分清楚，但住的地点山淇他们知道。山淇（村）又名山岐，位于瑞金市的东北部，现在是叶坪乡山岐行政村，离市区大约7公里。通行证上还盖有两个椭圆形红色印章，只有一个比较看得清楚印文，是“瑞东区云集乡苏维埃政府收发处”几个字。从地图上看，山淇、云集、县城、下肖刚好处在一条直线上，相距大约10公里。据他们分析，胡春秀应该是这里嫁到山淇去的，可能胡春秀送完丈夫当红军之后，带着这个苏维埃政府发给她的“送夫当红军——光荣”的证章和通行证就回娘家了，并且把这两件东西塞到娘家的墙缝里，这一藏就80多年。

    真是：光阴似箭，人老物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