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川北穷人真可怜，一年没有半日闲。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吃和穿......缴不完的税，纳不完的捐。空把苍天怨，两眼泪不干。”这是旧时川北穷人的真实写照。

    何锐，原名何桂芝，1917年出生于川北旺仓坝木门的一户贫困人家。她的出生，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喜悦，而是为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感到发愁。谁曾想到几十年过后，她竟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开国女上校。父亲何庆阳、母亲何李氏依靠租种地主老财的田地为生，好在祖上为他们留下了两间茅草房，勉强能够遮风避雨。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若风调雨顺，平民能够勉强糊口，如果遇上天灾，再加上人祸，他们的日子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现实就是那样无情：1912年秋，大水，旺苍坝三街可行船,东河沿岸，田庐冲毁十之六七，人畜多淹死；1913年大旱，秋禾无收，瘟疫大作，人畜多死亡；1919年迭遭大雨，河水泛滥，沿河农田、房舍多被冲毁；1924年夏旱，岁大饥，斗米万钱，民食树皮、草根，饿莩载道。军阀割据时期，旺苍坝属于四川军阀田颂尧管辖。防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田赋、傍粮捐、子弹捐、马路费、种烟捐、月儿捐、被服捐、火线捐、壮丁费等近百种，农民苦不堪言。

    不仅如此，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更像大山一样压在穷苦百姓头上。土豪、地主以各种理由压榨农民。当农民交不出捐税时，团练便下乡拴、打、吊、押，并加拴钱、打钱、吊钱、押钱。

    那时，旺苍坝一带农民多是半耕半佃，每年收成十有七八被地主收去，自己只剩二三成供养全家，入不敷出。还有部分农民因借债纳税而陷入高利贷的苦难深渊，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庆阳一家也不例外。

    何庆阳租种了李姓地主5亩坡地，收成三七分，自己累死累活只得三成。他早出晚归，妻子替人做点针线，如遇上好年成，搭点野菜树皮，勉强能够糊口。可天不随人愿，旺苍坝连年灾荒，粮食欠收，加上各种捐税，不到半年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山上的野菜树皮也被吃得尽光。为了年幼的孩子，只能到财主家里借，明知是利滚利，驴打滚，但为了生存，不得不借。生下来，就得活下来，这就是生活。

    连年饥荒，早就债台高筑。有一年，鸦片烟税实在想不出办法，何庆阳被吊打，还要交吊打税，他在床上躺了几天。屋漏又遭连阴雨，大的两个女儿给财主放的一头小牛犊从山上跌落摔死，财主开出天价要何庆阳赔偿,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房子赔了出去。房子在，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房子没了家就没了。何庆阳一家决定外出逃荒，不是实在过不下去，谁愿背井离乡？

    二

    何庆阳夫妇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洒泪告别家乡，举家前往陕西宁强（羌）逃难，那年何桂芝只有6岁，她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他们从旺苍坝经国华、盐井、万家沿路乞讨，正是春耕季节，沿涂田地少有人耕种，杂草丛生，良田荒芜，到处断壁残垣，饿殍遍地，发出阵阵恶臭，路上逃荒的人扶老携幼，络绎不绝，惨不忍睹。路上哪里能讨得到饭?就连树皮草根也都吃得差不多了，经过几天的艰难乞讨，何庆阳一家来到邻近的宁强毛坝河。那时陕南虽然也天灾不断，但兵祸不多，境况稍微比川北好些。

    一连几天奔波，孩子饿得走不动路，全家疲惫不堪。何庆阳夫妇求爷爷告奶奶，领着孩子到处作揖磕头，好不容易在毛坝河讨了几顿饱饭。何庆阳一边讨饭一边打听用工的主户，他们的要求很简单：愿意当牛作马，只要东家能够一天管两顿饱饭就行。人一旦没有饭吃，只有一个欲望，就是如何能够填饱肚子。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个简单的愿望也很难实现，因为绝大部分人自己的衣食还得不到周全。

    几经转折，禅家岩冷水沟一户地主收留了何庆阳一家。何庆阳下地干活兼看家护院，何李氏做家务，三个大点的孩子放牛打柴，只管饭，不给钱粮。他们是下人，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烂衫,住的是柴棚，阴暗潮湿，一家人挤在一起。寄人篱下，就是这个样子。日子虽然苦点，但总算安顿了下来,孩子们脸上慢慢有了血色。

    虽然贫困，但人穷志不短。父母教育孩子做人要正直，一定不能贪图别人的东西。何李氏勤劳、善良、性格刚强。她自己忍饥挨饿，把省下来的饭菜分给丈夫和儿女，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加上过于操劳，积劳成疾，不久她就病倒了，因为没有钱医治，病情越来越重。东家看何李氏病重干不了活，于是辞退了何庆阳一家。他们走投无路，住进了冷水沟附近一个岩洞里，何桂芝和姐姐轮流照看病重的母亲，父亲为别人打短工挣点吃的。全家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亲人口吐鲜血,无奈地离开他们。那年何桂芝9岁，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她恨透了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上世纪50年代，何锐从西安回宁强把母亲的遗骸迁到茅坪沟新场上和父亲合葬到一起。

    何李氏去世后，何庆阳万念俱灰，他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为了几个年幼的孩子，必须努力活下去。何桂芝经历了母亲的死亡后，更加痛恨那个人吃人的社会。

    后来，何庆阳一家流落到茅坪沟,新场上一个王姓大户收留了他们。何庆阳为东家煮酒熬糖，大女儿给王家做了童养媳，并改名何文。他们把何桂芝送到石坝子地主杜长安家做童养媳，那年她13岁。

    历经一番磨难，何桂芝愈发坚毅刚强，她认定没错的事决不低头。婆家让她缠脚，她硬是不从，因此挨了不少打骂，受到非人的虐待。有一次，婆婆为了制服她，把她捆起来，还把裤腿扎起来，裤子里放一只猫，然后拼命地抽打，打得猫在裤子里乱抓乱咬，抓得她两腿鲜血直流，但她坚持不服软，不求饶。

    最终，何桂芝实在忍受不了虐待，从婆家逃了出来，靠背柴卖草艰难度日。

    三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川陕边,经汉中城固、西乡、镇巴到达川北,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粉碎敌人“三路”围攻后，部分红军陆续到达宁强关口坝、茅坪沟等地打游击。同年8月,红31军一部1000多人进驻关口坝。

    1933年8月下旬,红军某部在关口坝街上建立了宁强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并先后在王家院子、羊巷子、唐家坪等地成立了村苏维埃、游击队、赤卫队、代耕队、少先队等组织。

    1934年初,红军在关口坝成立中共宁强县委、宁强县苏维埃政府,隶属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给宁强县委、县苏配备干部40名，均随军驻进关口坝。县委书记暂由川陕省工会委员长李维海同志兼任。还建有保卫局、政治部等机构。在茅坪沟的王家院子设立了红军医院、公安局，玉皇观建有兵器修配厂。

    红军的到来给何桂芝的人生带来了转机。艰苦的劳作使瘦弱的她不堪重负。有一次，她捡吃了地上不干净的水果，上吐下泄，姐姐把她送进了红军医院，经过几天的调理，慢慢好了起来。红军医院看病不要钱，还管饭，医生、护士格外亲切，领导也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在交谈中，护士了解了何桂芝的身事，很是同情，便报告给领导。何桂芝留在了红军医院煮饭，她勤劳能干，空闲时间还帮忙照顾病人，打扫卫生，也慢慢学会了简单的护理。在这里，何桂芝第一次被人尊重，第一次体会到人人平等。她的性格渐渐变得开朗起来，爱说爱笑，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恢复了一个孩子本能的天真。偶尔唱唱自己喜欢的山歌，歌声悦耳动听，常常迎来阵阵掌声。医院好些护士和她年纪差不多，大都以姐妹相称。她们有时教何桂芝一些革命歌曲，也教她读书写字，刷标语。何桂芝聪明，也很刻苦，不几天她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认“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帮助穷人的。”

    在红军医院的几个月时间里，何桂芝看到了一种新气象：红军人人平等，关心、爱护穷苦百姓，他们打击土豪劣绅，为穷人分田地，分浮财，是真正的救世主。她也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医院领导知道了她对革命的热情后，开了介绍信，让她到关口坝红军政治部报名参军。

    几天后，何桂芝和茅坪沟的杨步超等几十名热血青年拿上介绍信，高兴地来到关口坝红军政治部报名参军。登记完了信息，领了一套新军装，一双新草鞋。首长握着她的手说：“何桂芝同志，祝贺你，你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了！”何桂芝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茅坪沟红军医院是何桂芝的人生转折点,为她后来在各级医院担任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何桂芝参加红军后，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学习文化。她对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反复练习，直到掌握其要领，摸爬滚打，从不叫苦。除开吃饭、睡觉，她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训练和学习上。

    新兵训练不到两月，她就要和大部队向川西转移和中央红军会师。临行前,何桂芝回到茅坪沟新场上向父亲、姐姐 、弟弟妹妹辞别，并立下“革命不成功，永不回家乡”的誓言。上世纪五十年代何锐回到茅坪沟，得知父亲和妹妹早已离开人世。没有在父母面前尽一天孝,这是何桂芝永远的痛。

    为了阻止红四军进入川西和中央红军会合，在四川广元转头铺，敌人前堵后追，红军和敌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何桂芝看到几个与她一起参军的战士相继倒在血泊里，开始她有些害怕。班长命令她们这些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用手中大刀将受伤的敌人砍死，何桂芝一连砍死了四五个敌人，她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不久又强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省四大名川之一，发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而南，到了广元与白龙江汇合，水势陡然增大，江水受两岸悬崖峭壁的挤压如脱缰的野马，扬起一个又一个高高的浪头，咆哮奔腾，一泻千里。当时川军在四百里的嘉陵江防线上共部署了53个团。红军渡江很顺利,何桂芝将自己的干粮和草鞋分给受伤的战士，还为他们包扎伤口。

    顺利渡过了嘉陵江，部队官兵都很高兴。何桂芝兴奋地唱起了宣传队新编的快板书“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一位高大魁梧的首长问到：“小鬼，你唱的是啥子意思哟？”

    何桂芝笑着解释道,“羊子是杨森，冬瓜是田颂尧，猴子是邓锡侯，矮子是李家钰。”

    首长和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

    何桂芝爱说爱笑，又乐于助人，战友们都很喜欢她,几个女战士和她十分要好。

    到了川西草地，战士们十分开心，有人提议进行摔跤比赛，大家都举手赞成。何桂芝身手敏捷，动作麻利，大多数人都不是对手，开始她一对一，后来一对三，赢得阵阵掌声。

    何桂芝乐观豁达，性格直爽，大度，喜欢开玩笑。有一次最要好的一个姐妹和她开玩笑把她的名字“何桂芝”喊成“何鬼子”，触碰了她的底线,何桂芝当时就冒了火和那个姐妹理论，正巧一个女首长碰上了，了解原委后，批评教育了她们，并和蔼地对何桂芝说：“我重新给你改个名字吧。”思索了一会儿，高兴地说到:“有了，以一敌十，锐不可当，就叫何锐吧！”

    大家都拍手叫好，何桂芝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不停地道谢。她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红军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

    五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后，何锐被编入妇女独立第二团。她曾在押送土匪途中果断将准备逃跑的土匪刺死,受到上级嘉奖。在金川,何锐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

    金川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及再次北上时期总后方之一。红四军曾两次到达金川。第二次占领后，随即开辟了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四方面军在金川驻留近10个月，留下很多革命遗迹和动人故事。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工作。在长征途经四川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民族实际的相关政策，广泛有效地宣传民族工作。

    四方面军主力来到金川、丹巴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帮助少数民族建党建政，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组建地方民族武装，发动群众筹集物资。何锐奉命负责少数民族工作。

    何锐带领工作队深入藏区做少数民族工作，她胆大心细，对藏区百姓晓之以理，动之民情，工作开展非常顺利。藏区穷苦百姓由当时对红军的敌对转化为极大的拥挤。

    有一次，何锐带领工作队的几个同志到卓上乡做少数民族工作时不幸被敌人包围。何锐带领大家沉着应战，她一连击毙几个敌人，但很快子弹打光了。包围圈越来越小，嚣张的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队员们和敌人殊死搏斗，那怕战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何锐身先土卒挥舞着大刀连续砍杀了几个敌人，一个牛高马大、膀大腰圆的敌人举着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顺势一躲，但还是慢了半拍，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她强忍疼痛，在另一个队员帮助下杀死了那个敌人，那个伤疤伴随她一生。她率领队员们反复拼杀，从中午战到黄昏，战士们又饿又累，体力渐渐不支。终因寡不敌众，敌人杀死了好几个同志。何锐因救一个战友被敌人用矛刺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身上多处负伤。这时天色已渐黑，敌人的大刀向她砍来，何锐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躲过了一劫。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作鸟兽散。后被藏族老乡发现，及时送往红军医院救治，她因身负多处重伤，已奄奄一息，医生摇头叹息，但何锐却奇迹般活了过来，可能是由于她年轻，加上身体素质好，晚年她回忆那段历史，动情地说是因为她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信念。

    那次只有何锐一人得以生还，因此她内疚难过了好多年。

    何锐荣立个人二等功，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由于那个时代条件十分艰苦，营养跟不上，伤势恢复得很慢，加之后来三次攀爬草地，喋血河西走廊，致使她落下病根，遇到天起变化就疼痛难忍。1972年死于旧伤复发。

    六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为了统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议。

    不久，中央军委又在毛儿盖召开军事会议，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何锐所在部队跟随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领导的右路军北进。

    那时何锐伤势仍然很严重，部队领导找她谈话说她的伤势严重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所以决定让她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急得大哭，恳求说：“首长，部队就是我的家，我死也要死在部队，就让我跟部队一起走吧，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为了不拖累大家，为了表现自己大有好转，强忍着剧痛，她坚持为医院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帮灶、洗菜、做饭，表示自己的伤已经大部分好了。由于她一再坚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只得同意。

    第一次过草地时，何锐的伤势很重，行动十分困难。有时伤口痛得昏倒在地，稍一清醒，站不起来，就强忍着剧痛，一点点地往前爬，15岁的女战友赖清云看着何锐这么重的伤，这么坚强的意志，心疼得直掉泪，强背着她走，有时稍好一点，就把她扶起来一步一步往前挪。赖清云看着何锐说：“姐，我们能走过草地吗？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你的伤又这么重，我们会死吗？”何锐坚定地说：“只要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走，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能走出草地，就能胜利！”到了驻地以后，大家都已吃完饭，有的泡了脚睡去了。除了哨兵以外大家都睡了，炊事班的老班长，还给她们留了一点稀糊糊和泡脚的热水。何锐她们感动得直落泪，她把一双已经打好了的草鞋送给老班长。何锐心灵手巧，沿途割了很多马兰草，歇息时，她手脚麻利地用脚的大拇指勾着，很快就能织出一双又结实又好穿的草鞋，他将编好的草鞋送给那些赤脚的战士。长征途中如果没有草鞋，战士是很难行走的。“同志姐”何锐为大家编织草鞋，深深得到战友们的喜爱和尊重。解放后，许世友、袁克服等将军还常穿着用废布条编织的草鞋，觉得又舒服又不捂脚。

    有一次，遇到敌人追兵赶到，后卫部队为保护她们打阻击，为此牺牲了几个同志。何锐她们泪流满面，一路上到处都是牺牲的同志遗体，敌人残忍地将牺牲的红军战士的人头割下，将四肢砍掉，把木棍钉入红军女战士的下身，真是惨不忍睹。

    战友们互相帮助，相互勉励，为了防止伤口发炎，战友们搀扶着何锐走，休息时还为她清洗伤口。实在走不动就拉着马尾巴走，董必武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树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当得知她是一个重伤号，坚决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里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在董老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经历是何锐终生难忘的，同时磨练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考验了的她决心和跟共产党走永不分离的信念。何锐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在首长和战友的关心帮助下走出险境。

    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何锐的伤势已有好转，但身体还是有些虚弱。一天，她正在途中走着，路边突然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她停下来循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战士，约30岁左右，又黑又瘦，满脸胡茬，饿得奄奄一息，脸色十分难看。何锐很是同情，她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的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何锐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合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也不知道这位同志哥是否活了下来？长征路上，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何锐那时已升任排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追击中，积极扶助伤病员，代其负重，节食以让战友，顽强地越过巍巍昆仑，涉过邈邈草泽，被誉为“军中花木兰，营中女丈夫”。

    七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倒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了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了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地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故事就泪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何锐亲眼见到多年的战友，一起长征过草地的战友，一批一批的倒下去，心如刀绞。后来她突围返回陕北，见到了一些幸存的战友，才知道马匪十分残酷，对红军被虏人员格杀勿论，对女战士强奸、侮辱，分配给匪兵，很多红军战士躲藏在民间，不敢说话装哑巴，怕露出南方口音被杀害。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他们昼伏夜行，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兵，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吃了沙葱，胃钻心得疼，痛得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走完了全程，胜利回到了陕北苏区。

    八

    何锐到达延安后，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女大学习，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认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校一年多时间里，她学习非常刻苦，由于多次负伤，精神也受到很大刺激，得了神经官能症，学习中常常晕倒，醒后继续学习。在延安女大学习期间被评为乙等工作模范和乙等生产劳动英雄。1943年，她调任中央卫生部商店主任。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物资十分匮乏，她以一间破房15刀麻纸起家，不期店遭水毁，她又带领店员设摊贸易，把曾经生意惨淡的商店经营得红红火火。除了满足中央卫生部门诊部200余人的办公福利费用外，还有多余商品出售。边区老百姓和中央机关的人甚至中央领导都来买东西，一直夸“何老板”的商店品种多质量好。由于要经常到敌占区采购做生意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何锐常女扮男装，留着分头，一身男装，带领职工或独自牵牲口深入敌占区。她生性刚强，办事泼辣、干练，在和商户、伪警察、税收官交往中，练就了一身和各种人打交道的本领，同志们都说她是军中的“花木兰”。

    有一次边区机关要进一批办公用品，在集市上遇到警察反复盘查，问买这么多笔、墨、纸干什么？“何老板”巧妙的说是为学校采购的，蒙过了警察。她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采购禁购品、药品的方法，在运回过程中，把药品拆包，放在其他商品中偷运过关。

    为了封锁边区，困死红军和老区人民，通往敌占区的路上设了很多关卡，何锐利用她“大老板”的身份，与他们斗智斗勇，施以小恩小惠，把各种货物和禁运物品安全运回。一路上交了不少“朋友”，凡是“何老板”的货，大都放行，她的商店越做越大。

    一次边区为抢救重病人，急需一批比金子还贵的盘尼西林注射药。好几个单位都没能采购到，首长把任务交给了她，她利用打通好的渠道，按时按量完成了任务，首长非常高兴，称“何老板”不愧是军中的“花木兰”，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什么敌人都能打败。为此和她平时的工作成绩，延安联防政治部和中央妇委授予她“乙等模范工作者”奖章，边区党报还刊登了她的照片，并介绍了她的事迹，这些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和荣誉，也是给她对党和人民无限的忠诚，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表彰。

    九

    在延安，何锐因工作积极、事业有成，商店办得红红火火，又是劳动模范，上了报纸，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加上皮肤白皙，长相俊美也十分惹人注目。一天领导找她谈话，说给她介绍个人，这个人党性很强，革命意志坚决，作战勇敢很能打仗，能做思想工作，已快40岁的人了，还是单身，缺点就是脾气不太好，让也考虑一下，三天后给个信。何锐工作十分繁忙，把这事根本没放在心上，三天后领导问考虑的怎么样了？没什么意见就结婚吧！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何锐的终身大事就领导这么一句话就定了。其实何锐私下里暗暗打听过袁克服，这个人不错，资格很老，参加过黄麻暴动，担任过川陕省委书记，革命意志十分坚决，能上能下，有能力、有水平，是个好同志。一见面，双方都觉得面熟，原来袁克服就是他们渡过嘉陵江时谈话的首长。就这样他们很快举行了婚礼。袁克服很穷，没有钱，简单的婚礼还是何锐用自己的出差补贴买了点烟、酒、糖，吃了顿便饭，请领导和同志们热闹了一下，袁克服的战友们一直开玩笑说，老袁娶了个有钱的“老板”当老婆，以后烟酒钱不愁了。就这样俩口子和和满满、愉愉快快、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生。

    1945年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何锐带病请战，组织分配她到冀南军分区司令部四科任副科长，她工作竭尽全力。期间，还协同保卫部门破获科内一潜伏特务案，感召敌人坦白自首。次年，何锐调往东北，她与先期到东北工作的丈夫袁克服会合，当时敌占区根本无法通行，她就女扮男装绕道渤海湾，从朝鲜到达战地东北，她到达东北袁克服驻地后，要求见袁克服，外围警卫十分警惕，立刻把“他”控制起来，当时部队首长的驻地和姓名是绝对保密的，一般用代号代替，这是为保证首长的安全，敌人重点打击的就是领导和统帅机关，特别是首长本人。外围警卫报告说有一个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梳分头穿便服的“男人”，准确地说出首长的驻地和姓名，他们已经将“他”扣起来了，“他”说“他”叫何锐，要见首长。当时袁克服正跟时任东北警备二旅旅长、老战友邓克明商量事情，一听说何锐来了，非常高兴，大笑着说：“快请！快请！那是我老婆！”

    何锐到东北后，任吉东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连降两级，何锐并不在意，她说只要是革命工作，在哪都一样为人民服务。当时股内管理混乱，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带领大伙整顿治理，使面貌迅速改观。她把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上下级都很满意，多次受到嘉奖和表扬。

    由于出色的业绩，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何锐调任湖北野战医院副院长，她常常深入前沿阵地检视医疗救护为改善病员条件做了大量工作。

    十

    建国后，何锐调中央军委直属钓鱼台疗养院任副院长。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授衔开国女将军1人、女大校4人、女上校13人，何锐就是和罗瑞卿、肖华、徐海东等夫人的13个开国女上校之一。丈夫袁克服授为少将军衔。

    何锐随爱人调陕西某陆军任医院院长，袁克服任陕西军区政委。

    定居西安后，袁克服夫妇并不以将校之家自居，他们待人诚恳，勤俭节约，克己奉公，严格教育子女，鼓励他们从军，报效祖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锐曾回家乡宁强县茅坪沟探亲，实现她“革命不成功，永不回家乡”的誓言。革命成功了，她要回老家看望久别的亲人。但离开家乡几十年，早已不知道家人的信息，经宁强县人民政府联系到了家人，家中只剩下姐姐和弟弟，小妹和父亲在她参加革命后已先后去世。何锐从悲痛中把母亲的遗骸从禅家岩迁到茅坪沟新场上和父亲合葬，并立了碑。她在父母的坟前久跪不起，流干了眼泪。父母在那个艰难的岁月生养了她，现在她功成名就，父母却离她远去，还没来得急在他们膝下尽孝，怎不让她伤心欲绝......

    虽然身为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们待人亲切、平易近人，请乡亲们喝茶、吃饭拉家常，拉着乡亲们的手问长问短。她把自己随身所携带的药分给有病的乡亲，还凭着这些年在医院工作的经验，为乡亲们的病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比如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需要到医院去看什么科室等等。乡亲们很信任她，也很喜欢她，至今还在家乡老一辈人中留下了极佳的口碑。

    1964年，时任巴山区三道河公社书记的谢文毓带领猎户上山打猎保秋收，不幸遭受黑熊袭击，谢文毓头部、脸部、手臂多处被严重咬伤，生命危在旦夕。家乡人到省军区联系到何锐，何锐迅速帮助在西安某陆军医院办好入院手续，并联系专家会诊，先后为谢文毓成功实施了手臂吻合手术，面部皮肤移植手术和功能恢复。谢文毓在西安住院治疗半年有余，何锐像家人一样给予关照，还让谢文毓的妻子住在自己家里，谢文毓一家很是感动。

    因为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何锐积劳成疾。1972年，因癌症引起旧伤复发，医治无效去世，结束了她从童养媳到开国上校的光辉人生。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