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桂东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井冈山土地法》在桂东进行试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桂东正式颁布；红四军主力在桂东回师井冈山；500多名桂东优秀儿女参加红军上了井冈山。仅从这些红色历史事件，足以说明桂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桂东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土地法》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历史地位和作用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从这里开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从这里铸成，井冈山革命精神在这里诞生。巍峨五百里井冈，以其彪炳千秋的不朽伟绩浓墨重彩地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桂东坐落在江西、湖南两省边界，与井冈山同处罗霄山脉中段，相距只有百来公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的革命斗争中，桂东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前哨(毛泽东1928年3月30日晚在桂东沙田万寿宫召开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负责人会议上指出)，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桂东进行土地革命试点，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出台提供了宝贵经验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然而，在1928年前的中国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仍占统治地位，占人口一半以上的无地少地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承受着地主老财的剥削。1927年9月至192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和发动了百余次武装起义，斗争烽火遍及13个省，创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其中主要的就有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着各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要充分调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特别是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把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任务总方针之一。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开创革命根据地紧密结合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亲自深入宁冈、永新一带做社会调查，写出了《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他认真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为：“大体说来，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湘赣边界的茶陵、酃县两县相差不远，约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为此，1928年2月首先在宁冈等地开始分田。

    1928年3月28日至4月6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桂东沙田一带建立桂东红色政权和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试点。4月2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晒布堆召开土地革命的群众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演讲，他揭露了封建黑暗的土地所有制，宣传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革命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会后，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在县委书记、主席陈奇的带领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全县各乡村，广泛开展宣传发动，组织积极分子和农运骨干，帮助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先后有20多个乡村工农兵政府没收了地主恶霸的田地，制定了比较具体的分田方案，实施插牌分田。具体做法是：一种是由乡村工农兵政府制作木牌或竹牌，丈量土地后，按人口统一造册，以户为单位号牌插牌；另一种是由农民自己做好牌子，写上自己的姓名、地址、面积谷石，按毎人一样的稻田计量插牌，不足或多余的面积由乡村工农兵政府统一调整。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穷苦大众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此，桂东老百姓还将共产党毛泽东领导打土豪分田地编成了歌谣传唱，即：“打倒土豪分田地，穷人从此脱深渊；革命红旗猎猎响，桂东如今亮了天。红军到了东边山，山上穷人真喜欢；打倒土豪分田地，有吃有住又有穿。”充分表达了桂东农民分得了土地后的喜悦之情和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

    1928年8月，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二十八、二十九团进入桂东沙田、普乐后，帮助建立了普乐东水乡苏维埃政府。东水乡中心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继续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做法是：按每户人口以原佃户和自耕为基础，谁佃耕或自耕的田地先分给谁，经调整分配后再将多余部分分给其他穷苦农户，分田与插牌同步进行。为了推动打土豪分田地工作，朱德、陈毅在普乐东水及时召开了桂东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执委会议。会上，学习了毛泽东在沙田打土豪分田地的创举；介绍了沙田、东水插牌分田和打土豪分财产的具体做法；作出了“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意见。此后，东水乡中心苏维埃政府派出多支工作队，分赴桂东全县各乡村开展建立红色政权和打土豪分田地工作。

    1928年4月、8月桂东两次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是：一、没收地主的土地，烧毁田契。二、以村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分配土地。三、先分后补，即先分给无土地的贫苦农民，不足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或农民协会进行统一调整。四、插牌分田，即在木、竹牌上写上姓名、地名、面积，插牌到田块。这两次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为之后《井冈山土地法》的出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总结了一年多来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决定制定土地法。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并由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正式颁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制定的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从此诞生。《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毛泽东在桂东沙田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纪律保障

    中国工农革命军在创建之初，队伍的成份较为复杂，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而且还有少数游民无产者、部分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自然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等。同时，也由于工农革命军创建不久，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加上“左”倾盲动错误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一些人纪律性不强、作风不正、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随便拿老百姓东西、借东西不还、打骂士兵和百姓、缴获东西不上交、乱烧乱杀行为等现象仍然存在。比如：部队打下茶陵后，缴获的许多财物，不是拿走了就是丢掉了，在老百姓中影响很不好；部队在江西荆竹山行军途中，战士肚子饿了就随便扒老百姓的红薯吃；部队进入桂东四都的东水、西水，在烧土豪的房子时，殃及了旁边穷苦百姓的房屋。打土豪时，误将老百姓新媳妇的嫁妆当做土豪劣绅的财物被没收。同时，有时也曾出现过在抓土豪劣绅时抓错人的现象。所有这些，虽说是个别现象，而且对有些已发现了就很快得到了制止和纠正，但仍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老百姓的不安和不满。加上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的造谣、恐吓，以至一时在老百姓中造成不理解、不支持、躲避的情况。1928年3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刚进入桂东沙田圩时，只见店铺家家关门，户户落锁，大多数居民都躲进了深山和乡下。面对这种情况，工农革命军立即组织宣传队，深入到周边农村进行宣传发动，通过书写标语、贴告示、进山喊话等方式，反复劝说老乡回家，老乡们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中，沙田圩才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

    针对上述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他想到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义的兴衰成败，想到了秋收起义以来建军的经验教训，想到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失败的教训，想到了工农革命军存在的种种问题。4月2日，毛泽东彻夜不眠，他将自己曾经讲过的，但又未系统成文的军纪，进行了反复的修改、补充，完善，将在江西荆竹山雷打石讲过的“三条纪律”改为“三大纪律”，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将在江西遂川李家坪讲过的“六项注意”第一项的“还门板”改为“上门板”，第二项的“捆稻草”改为“捆铺草”，第五项的“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改为“借东西要还”，第六项的“不打人骂人”改为“损坏东西要赔”，从而形成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4月3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湘赣边区游击队员、沙田一带的农民赤卫队员，整齐列队站在沙田墟后的老虎冲三十六石坵。毛泽东身着灰布军装，在桂东县委书记陈奇的陪同下，站在稻田的田埂上，他首先向大家总结了建军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革命特点，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的重要性。随后，他扳着手指逐条逐句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解释强调指出“没有纪律就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没有人民的支持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他要求大家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团结奋进，步调一致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正式颁布，标志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建立以来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纪律规章，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为我国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是纪律建党建军思想的历史开端，开辟了一条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成功之路。

    三、毛泽东在桂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挽救和保存了红军主要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之时，中共湖南省委于1928年6月26日派代表杜修经、杨开明携带省委指示信来到湘赣边界，指令红四军离开宁冈大本营，“立即向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红军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毫不犹豫地执行”。省委指示信还明确规定：“泽东须随军出发，特派杜修经同志为省委巡视员，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显然，湖南省委是以杜修经为特使，以杨开明为替班，取代毛泽东边界特委书记的领导地位，从而确保省委“出击湘南”计划的实施。

    对于湖南省委这种强硬的指令性指示，令毛泽东、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很为难。毛泽东为之叹道：“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而且每次都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要我们毫不犹豫地执行，不从则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理。”为此，6月30日晚，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了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湖南省委来信及行动方针。会上，毛泽东从目前形势、敌情、经济、伤员等方面，阐述了红四军主力不宜去湘南的理由，建议以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的名义起草一份报告，请省委重新考虑，收回成命。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和建议，获得了与会大多教人的支持。最后，会议决定：红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建立和巩固根据地。

    7月4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商会楼起草了报告，向湖南省委陈述了红四军不能去湘南的六条理由，整个报告讲究分寸，笔调委婉，有胆有识，有理有节。报告还着重强调：“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上述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形势，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可惜，这份有理有据的报告，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置若罔闻。

    就在毛泽东上书后没几天，敌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湘敌吴尚部两个师乘红军主力远在永新之机，于7月9日从茶陵、酃县侵入宁冈砻市，并向新城推进。为此，红四军军部当即决定：朱德等率二十八、二十九团西进，袭击湘敌老巢酃县、茶陵，迫敌回援，以解宁冈之危。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伺机而动。

    7月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就在这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当晚，原由湖南农军编成的二十九团，因离开湘南半年之久，思乡心切，借口湖南省委有要红四军进攻湘南的命令，瞒着军委和上级军官，私自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决定“杀回老家去”，部队开往湘南。

    朱德、陈毅闻讯后，立即赶往红二十九团做说服劝阻工作。同时，派人去永新送信给毛泽东。红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目无组织纪律，根本不听朱德、陈毅的劝阻。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仅不出面劝阻，反而极力怂恿二十九团去湘南。期间，杜修经曾骑马从酃县沔渡赶到茅坪报告，未见到毛泽东，只见到杨开明，杨开明当即表态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哪里，我跟他说。”杜修经连夜赶回二十九团对官兵说：“走！”在这种情况下，朱德、陈毅见无法劝阻，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只好默许部队下湘南。

    7月17日，红二十九团为开路先锋，二十八团保护跟进，部队从酃县沔渡出发，冒进湘南。7月23日，部队到达郴州城外。此时守卫郴州的是范石生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的一个补充团。朱德面对有过君子协定的昔日友军，左右为难。但在杜修经的鼓噪下，部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况不明，致使二十九团腹背受敌，几乎全团覆灭，仅肖克带回一个连六七十人。红二十八团虽有损失，但伤亡较小，建制健全。

    红军大队进攻湘南攻打郴州受挫后，朱德、陈毅率领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余部，分别从资兴、汝城、桂东转移。桂东湘赣边区游击队闻讯后，陈奇率部立即赶往汝城、桂东边界的南洞迎接。8月3日下午，部分红军从汝城进入桂东沙田，并在沙田老墟里与桂东清乡总队展开了一场激战。8月5日，红军又在沙田与清乡总队的两个排进行了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军大队进入桂东沙田、普乐后，在普乐东水老屋里设立了军部，在东水塘下设立了医院，在东水老荷汾设立了兵工厂。8月13日，红四军主力进驻沙田、普乐后，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二十九团余部和军部特务营编入二十八团。部队随后积极开展了地方工作，深入沙田、寨前、新坊等乡村组建苏维埃政府，建立党组织和发展新党员，打土豪分田地。同时，为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湘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陈毅决定抽调人员在沙田组建湘南红军游击队，调二十八团三营党代表唐天际任大队长，并在沙田文昌阁举行了授枪仪式。这支由30多人组成的队伍，在唐天际的带领下，进入桂东西边山彩洞的木梓窝，并以此为中心，在桂东、资兴、汝城等县边界开展游击斗争。8月16日，为了整顿部队，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消除“左”的影响，统一认识和稳定军心，红四军前委在沙田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即红四军第四次党代会。大会由何长工主持，朱德、陈毅、王尔琢及连以上党代表参加。大会认真总结了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失败的教训；控诉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行；对省委代表杜修经提出了质问。会议作出了“加强纪律、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政治纪律决定”。紧接着，又在沙田万寿宫召开了士兵代表大会。会上，回顾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来的大好形势；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和目前困难；认真听取士兵的意见，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最后，朱德指出：“只有重上井冈山才能保存和发展这支队伍，才能扭转目前存在的被动局面。”会后，有500多名桂东地方武装人员和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大大充实了部队的力量。18日，红二十八团一营在陈奇率领的湘赣边游击队的引导下，占领了桂东县城。

    1928年8月15日，毛泽东正在永新西乡九陂村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中途，从为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农民贺礼昌口中得知，红军大队兵败郴州，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灭。会议主题为之一变，紧急商议：决定由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三十一团第一营、特务连会同三十二团坚守井冈山。

    8月16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从江西永新九陂村出发，经酃县与遂川、桂东交界处进入桂东黄洞，8月19日到达桂东县城，与前一天占领桂东的二十八团一营会合，毛泽东等居住在县城唐家大屋。朱德、陈毅得信后，马上赶往桂东县城，于22日晚与毛泽东在唐家大屋会面。见面后，各自交换了在井冈山根据地分兵后的一些情况。

    8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桂东县城唐家大屋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陈毅、王尓琢、何长工、伍中豪、林彪、罗荣桓、龚楚、胡少海、杜修经等。会上，详细说明了各自分兵的情况；批判了“左”的错误路线；回顾总结了冒进湘南的深刻教训；省委代表杜修经作了初步检查和承担了责任；决定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此次会议极不平静，在会议中间，国民党军吴尚部阎仲儒师第八、第九团和程泽润师的第六团共3个团的兵力，加上桂东挨户团，分别向桂东县城发动攻击，将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和三十一团三营从中分开，会议不得不立即中止。毛泽东指挥一营和三营分别占领三台山和城西北山头制高点等有利地形，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在击毙击伤敌人200多人后，部队才撤出战斗。随后，陈奇率领游击队配合红军部队掩护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迅速转移。红三十一团三营撤出战斗后，由伍中豪带领，经桂东寒口、遂川高排，后取道上犹鹅形返回井冈山。23日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转移到桂东寨前墟，在杨岸继续举行会议，会议决定：由杜修经、龚楚等组成中共湘南特委，杜修经为书记，继续领导桂东、资兴、汝城县委及游击队开展湘南方面的工作；取消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组建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带领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8月25日，红二十八团一营由寨前向新坊龙溪转移，与先前来到这里、原驻沙田、东水的二营和三营会合。8月26日，红四军主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率领下，经桂东普乐上庄、下庄、横河十八垒进入江西崇义思顺，后取道江西上犹、遂川，于9月26日到达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