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藏界，真真假假的故事层出不穷。最经典的莫过于潘家园的“北魏陶俑”事件和内蒙古的“金牌”事件。

    1994年，北京潘家园的古玩地摊上，突然出现了一批“北魏陶俑”，引起了文博专家的注意。因为此前，河南才发生大规模盗墓事件，地摊商贩又说这批陶俑正是河南来的。于是专家就掏钱购买了几件，带回去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专业人士一起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批陶俑是珍贵的到代文物。为了不让珍贵文物流失，需要马上进行抢救性保护！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出乎寻常地很快做出反应，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古玩市场上出现的北魏陶俑。 

图1   陶彩绘骑马男俑，北魏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故宫用了10万元买了两批，国家博物馆花了80万元买了三批。在那个人均工资只有三四百块钱的年代，90万元算是很大资金了，一时间潘家园闹得沸沸扬扬，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争相购买，陶俑价格不断攀升，乐坏了摆地摊的商贩。就在专家们庆幸终于保住了文物的时候，这些东西在市面上又不断冒出来，这时候大家才觉得有蹊跷。为此国家文物局会同公安部门、文物鉴定专家组成专案组查明此事。根据潘家园商贩说，这些东西是河南邙山南石山村一位叫高水旺那里来的，于是，专案组直奔高水旺家。高水旺也不僻忌，承认东西是自己卖出去的，还说，我这里还有很多。待专案组成员跟随高水旺到后院，看到货物架上摆满了这些东西，全都傻眼了。之后，高水旺才慢慢地把这些东西的制作过程告诉他们。

    高水旺从17岁开始就钻研仿古技艺，有一股匠人精神。他制作的陶俑能让专家“争相抢购”，仿制的唐三彩不断的获得国家金奖和银奖，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其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北魏陶俑”事件发人深省，一个普通农民做的艺术品，让那么多国家顶级专家都吃了药，真是贻笑大方！此事说明，了解文物的来历非常重要。

    与此相反，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把珍品当假货的故事。

图2

    1996年，一个位于乌兰浩特市索伦镇索伦屯的李姓农民，临死前拿出一枚金黄色的金属牌（图2）给儿子李献功。李献功十分诧异，和父母朝夕相处了几十年，此前根本就不知道家里还有这样一件东西。

    原来，三十多年前，老李夫妇在河里挖取沙石时，意外发现了一块泛黄的金属牌子。这块牌子上面还有难辨的古文字。老李夫妇看不懂，村里许多人都看不懂。于是老李夫妇便把这牌子藏在了家里地窖，一直保存，谁也不告诉，甚至连自己儿子都不知道。三十多年过去了，老李也从壮年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这块在阴暗潮湿地窖中静静待了三十多年的牌子却依旧金光灿灿，没有一点锈迹。

    继承了这块金属牌没多久，李献功因为做生意失败而欠下了大笔债务。走投无路的他，想起了这块父亲传下来的金属牌，琢磨着能不能卖了还清点债务。

    李献功先是找到乌兰浩特市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刘振春，刘振春又找到收藏金属器物品与古玉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张国林。两人虽然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觉得是块好东西，决定以12000元买下。可当时只付了2000元定金，后来，李献功觉得不止值这个钱，反悔了买卖没有做成。

    一次，李献功偶然看到辽宁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他心中一动，觉得这金牌有可能比自己想象的珍贵，于是他又带着金牌赶到了辽宁。李献功交了100元鉴定费，找到了栏目组的几位专家。满怀希望老专家会告诉这个牌子的真实情况。谁知道几位专家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最后却无奈摇头道：“100元鉴定费还你，鉴定不了”。

    后来，他找到当地一家金银首饰加工店，准备让店主熔了做首饰卖。可店主很可恶想坑李献功，被他朋友识破，买卖没做成。

    李献功没有办法，已经被债务逼到走投无路的他只好乘上呼和浩特的火车，几经周折找到一家历史研究所。没想到被直接拒之门外，只能偷偷的把金牌照片和文字拓片放到他们那里。

    差不多花完所有路费的李献功感到无比的郁闷，晚上在旅店喝的酩酊大醉。第二天一醒，便直奔车站踏上了回家的火车，却忘记了还压在旅店褥子下的这块金牌。

    回家之后，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有人登门找到了他，告诉他有专家看到了他金牌的照片，确认这是一块元代圣旨金牌，想要收购。目前，全世界发现的元代圣旨牌仅十多枚，几乎全部是银、铁制成的。而金制的圣旨牌还没有发现过。此时李献功已经离开旅店一天多了，听了这话，他欲哭无泪，发疯似的赶回了那个旅店，撩开褥子后意外发现金牌竟然还在。

    原来是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包祥教授看到了金牌的照片，非常惊奇，上面的巴思巴文他太熟悉了，随口读出了金牌上的巴思巴文，他用音标标注为蒙古文，并且用汉语进行了翻译：“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 ”。这块圣旨金牌实际上是元朝皇帝给传达圣旨的人的信物。包详教授筹集了6300美元，从李献功手中收下了这块金牌。之后，放进了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此事也曾经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传的神乎其神。

图3

    2024年1月14日，广州中晟拍卖了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圆纸币（图3），以28.75万元成交。拍卖成交之后的1月21日，我在微信公众号“红藏视界”发表《贵有贵的道理》一文，介绍了这张纸币稀少珍贵的情况。可文章刚刚发出，就有人给我发微信说：“洪老师，这张‘A1934’年纸币就是一张高仿品而已。已经发现几十张了。目前为止，所有没有蜂窝底纹的壹圆，一律视为仿品。”之后，他又提供了一张PMG40的“A1934”年纸币图片，说这张没有底纹的也是高仿品。并且说前面那张28.75万元成交是一个骗局，建议我把文章撤下来。

    我看到微信很震惊，问他有没有确切的证据，他回复微信说这批高仿品大概有30张左右，恰好躲过PMG当班的评级师，被混进评级合子里去了。

    我问他有没有那30张无底纹纸币的实物图片，他说没有，原来“快手”里有视频，现在找不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这张币有些怀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正面没有底纹；二是号码不明显；三是背面图案比较模糊。

    就凭这三个方面，否定由国际著名鉴定评级公司评定的纸币，我总觉得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客观地说，PMG是当今全世界钱币鉴定评级一流的公司，特别擅长纸币的鉴定评级。他所鉴定的纸币出错率是非常低的，同时把两张非常珍贵的“A1934”年版壹圆纸币，都错误判断而装进合子，是不太可能的，没有那么巧合的事。

    看了我的文章之后，2024年1月31日，胡建东先生在其微信公众号“沧桑正道”，也发表了《藏品共赏：我是苏币冠A纪年第4张无底纹888豹子号》一文，叙说自己收藏412888号“A1934”年版壹圆纸币无底纹的情况。胡先生是江西省瑞金市本地人，退休前是瑞金市某国有银行的行长，长期以来热心于中华苏维埃流通货币的收藏于研究。他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有较高的鉴赏水平。出于职业习惯，他对于纸币的真假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况且，他还说这张纸币是二十多年前收集到的，不可能是假币。

    中国著名的纸币收藏家王宣瑞先生，收藏了大量的红色货币，其中包括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我与他曾经一起应中国钱币学会的邀请，在遵义市举办红色政权货币展览，他的藏品令参观者无比感叹。在我与他微信交流探讨无底纹纸币时，他说：“十五年前我就发现这无底纹的了，一直在观察，没有下结论”；“我的观点：从纸质、印刷等分析，应该是老旧之物。起码新假的说法，不能这样轻易下结论”。

    其实，我收藏的那张395241号无底纹纸币也二十多年了。那时候，还没有人知道“A1934”年版纸币的珍贵程度，交易市场与其他苏维埃国家银行壹圆纸币同品同价，谁会去单独制作这种带“A”冠字的假币？只是在我2011年9月《红色货币》（解放军出版社）一书出版，把它列为国家银行纸币“四大珍品”之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我与胡建东先生都是在二十多年前收集到的，并非是近几年弄到的。

    加上胡建东先生这一张，从目前公开资料显示，无底纹“A1934”年版壹圆纸币发现有4张，其号码(图4）分别为：395241（笔者藏品）、404463（PMG40评级币）、412852（广州中晟拍品）、412888（胡建东藏品）。

图4

    不可否认，由于利益驱使，收藏市场确实出现过不少假壹圆纸币。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

图5

    图5是比较早出现的壹元券假票，也有人认为是当年的老假票。这种假票比较容易辨认：一是看号码，号码很粗壮，距离比真票的宽；二是看列宁头像，图案呆板不生动，尤其是两个眼睛，圆鼓鼓怪吓人的；三是看颜色，颜色比较新鲜亮丽。再就是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几个字都是歪歪扭扭的。

图6

    图6是2010年左右出来的假币。这种假币也很好辨认：一是号码非常粗壮。二是放大看图案过于清晰。制假者忘记了苏区纸币是石印印出来的，制作石印的印版是按照铜板模样，人工临摹上去的，图案那有这么清晰？

图7

    图7是新近几年出来的壹元假票。这种假票若从图案和纸质上看与真币是分不出高低了，尤其是制假者还在纸币上盖了一个“信丰县财政局核销”的印章，太迷惑人了。其实假的就是假的，不管它怎么相像，不管它怎么做旧，总是会露出马脚的。这种假币的号码与真币号码比较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是号码排列的长度比真币的短（图8），真币号码的长度是23mm，假币的号码只有20mm，短了3mm。二是号码“2”、“5”、“7”三个字与真币的字体差别比较大，真币“2”字下横，“5”字和“7”字头部弯曲度都比较大；而假币的弯曲度比较小，尤其是“5”字头部的一横基本上是笔直的，没有弯曲度。

图8    上方为真币号码，下方为假币号码

    研究发现，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通纸币的号码都是一样的，包括大、小、长、短都一致。我曾看过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馆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号码机，从外观看，它与现代号码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这种机型的号码与现代号码机所盖的号码有较大的区别：“1”字比较细长；“2”字的底下尾巴翘的比较高；“3”字的下部转弯比较大，也不太圆；“4”字的中间空白比较小；“5”字上部一横左边粗右边细，尾巴往上翘；“6”字下部转弯比较窄；“7”字横的下方有点弧度，转角的头翘的比较高；“8”字里面两个空白不圆；“9”字上部转弯比较窄；“0” 比较细长。

    从目前发现的4张无底纹“A1934”年版壹圆纸币号码看（图4），号码的长度及其字体的特征，都与真币的号码是一样的。

    至于为什么这4张纸币没有蜂窝状底纹，号码不明显以及背面图案比较模糊，应该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

    自从1934年4月28日广昌战役失败之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敌人步步逼进，中央苏区范围由原来全盛时期的60个县，到1934年9月缩小到仅剩7个县。十余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生活供给非常困难，中央财政只能靠多印纸币来勉强维持。

    史料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从1932年7月1日开始发行流通货币，到1933年8月底，14个月总共发行200万元纸币。可从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还不到14个月，却发行了600多万元的纸币，是前14个月的3倍还要多。

    1934年，国家银行印发的壹圆纸币从000001开始到999999的号码已经编印完了，只好在“1934”之前增加一个“A”字，成为“A1934”年版，重新由000001开始编码（“A1934”年版石印印版原件现保存在中国钱币博物馆）。这说明“A1934”年版壹圆纸币是主力红军长征前夕最后印制的一批纸币。最后这批纸币除了纸张使用特别薄之外，印刷质量也特别差。正面图案的底纹有些颜色非常淡，有的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底纹；号码也不明显，有点迷迷糊糊的感觉（见图4、图9）；背面图案大部分都比较模糊。

图9    最大号“A1934”年版纸币，

    （见《中央苏区货币文物图鉴》第114页）

    为什么这些现象都出现在“A1934”年版，且编号在“39”字头以后的纸币？因为那时候中央苏区面临五倍之多的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财政部要求纸币的印制速度当然是越来越快。有史料记载，后期中央印刷厂为了加快纸币印刷，实行三班制，日夜不停。试想，在拼命“赶”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纸币那能顾得了那么多“质量”问题！会出现无底纹的纸币，也许是底纹油墨用久了，因为匆忙“赶”制，忘记新添至使颜色越来越淡，直至一点都看不清油墨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