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境往往受到环境的影响，一个明亮宽松的展馆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而阴冷黑暗的布置则往往令人感到压抑。同理，各种展品亦拥有不同的感染力，它给参观者带来的视角效果和心理反应也是不同的。

    2016年10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有一件展品（图1）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红军某部指导员送给伤病员的御寒衣。这件御寒衣千疮百孔，是由无数块不同颜色缝补起来的棉背心，立时让人感到心酸又敬佩。万物皆有语，静静地看着它，我们能想象红军长征时是何等的艰难，后辈们要继承发扬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难，前仆后继的精神。看，这就是展品带来的感染力。试想，如果这件背心是全新的，品相非常好，其展览的效果又将如何呢？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仅难以让人驻足停留，甚至还会误导参观者，以为红军长征时的生活条件还挺不错。毫无疑问，这就违背了办展的初衷，失去了展品本身的意义。

图1

    纸制品的展览也很有讲究，为了渲染一种艰苦环境的气氛，也经常使用破破烂烂纸质文物。但由于纸质类文物，有怕见光线，容易氧化变质的特性，在展出纸质重要文物时，大多数博物馆采用复制品。根据博物馆精通文物复制的人说，复制有虫洞的纸质文物非常困难。大的虫洞还比较好处理，可以用刀片人工挖洞，但非常小的虫洞，目前还没有办法人工复制。  

    正因如此，很多人便以自然虫洞，作为鉴别收藏品真假的一种方法。这其中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原因是很小的虫洞无法人工复制。但现在不同了，制假者也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方法，企图让你无法辨认真假。        

    乱花渐欲迷人眼，这就是收藏市场经常演绎的把戏——魔高与道高互相竞技。当人们发现一种鉴别假藏品的方法后，制假者会根据你的发现，改进他的制假方法，满足你鉴别真品的各种要素，重新让你上当受骗。所以，收藏市场究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人能说清楚，都是一种暂时现象，甚至是一场博弈。

    下面举一个例子，有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部发行的米票（图2）。这张米票的面额是五斤十两，是中央苏区发行数量非常少的一个品种。不少红色粮票收藏爱好者都缺少这种面额的米票，能拥有一张便是莫大的荣幸，确实是件可遇不可求之物。

    根据史料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苏区内部粮食问题很突出，虽然都是赣南闽西的山区，但各地之间出产粮食也不平衡，有的不够吃，有的有富余，因此粮食差价也比较大。据1933年5月10日《斗争》报统计，长汀县稻谷每担为18.2元，而万太县、公略县仅为6.6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虽然这种剪刀差通过建立苏区粮食调剂局进行了调剂平衡，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为解决红军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出差执行任务就地供应粮食问题，中央政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名义发行了各种面额的米票，由此开创了共和国政府发行粮票的先河。这批米票有八两、九两、拾两、十一两、一斤、一斤二两、壹斤四两、一斤六两、五斤十两、六斤四两共10种面额。

    正因为这种五斤十两面额的米票发行数量少，且还是陈潭秋、张鼎丞双人落款的版式，因此显得更为珍贵。珍贵的文物在收藏家眼里看到的是价值，在制假者眼里看到的却是价格，毫无意外，这些米票也就被制假者瞄上了。

    这张米票从外观看陈旧感很强，格式与真品无异，上方有6位数红色编码，中间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人民委员部”公章，下方有粮食人民委员部陈潭秋、张鼎丞落款私人小方章。尤其是那么多自然虫洞，给人的印象是真品无疑。据了解，不少人曾经上当受骗，甚至还有混迹收藏江湖几十年的老藏家，也难逃其厄运。

图2

    那么，这张五斤十两米票究竟是不是真品？我们用一张福建省博物院馆藏真品米票（图3）来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图3   福建省博物院馆藏真品米票

    首先来看看号码。图4是真假苏区米票号码对照情况，上方是假票号码，下方是真票号码。整体看，假票号码的字体比较矮比较胖，真票号码比较长比较瘦。尤其是“4”字与“6”字（倒过来就是“9”字）特别明显。另外，五斤十两面额的米票目前没有出现“5”字头的编号，都是“00”字头的。“5”字头意味着此种米票的发行数量超过五十万张，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图4

    其次来看看公章。图5左边是假票公章，右边是真票公章。从公章本身的形状和印文看，真假公章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说明制假者使用了电脑仿制雕刻技术。但很多人不知道，苏区米票的制作方法与现代做假方法不同。苏区当时印制米票时，公章是“套印”的，所以，公章很工整，左右两边的五角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图5右边的公章。而制作假票的人是先把米票的黑色部分印好，之后再手工加盖公章。由于手工盖章容易出现印章水平位置的偏差，制作出来的假米票，绝大多数左右两边的五角星是不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要吗左边高右边低，要吗左边低右边高。看看图5左边这个假盖章，就是左边低右边高。希望收藏爱好者牢记：公章凡是左右两边的五角星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肯定是假票。

图5

    第三来看看使用区域印章的区别。图6左边是假米票上盖的“长汀县”条形章，右边是真米票盖的“长汀县”条形章。左边的假印章很清晰，右边的真印章比较模糊。大多数制假者在盖印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随手一盖，印文非常清晰。这也是判断真假印章很重要的方法，碰到印章非常清晰的苏区文物，就要注意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苏区文物，由于保管的特别好，印章也很清晰，但这种现象非常少非常少。凡碰到印章非常清晰的，都要从多角度去分析，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图6

    第四来看看落款私章。图7左边是假米票的两个落款私章，右边是真米票的两个落款私章。细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左边这两个落款私章都盖反了，林伯渠下方盖了个张鼎丞的私章，张鼎丞下方盖了个林伯渠的私章。制假者也太急功近利了吧。其实，苏区米票落款的两个私章也是与公章一起“套印”的，是固定的，不可能出现盖错印章的事情。

图7

    从这张假米票的情况看，虫洞的真实性真是太诱惑人了。据熟知内情的人士透露，制假者在制作好米票后，特意放到专门的缸子里，拌上饲料，放入“书虫”让其去咬。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这虫洞就浑然天成了。谁曾想，假米票上居然有真虫洞……这些骗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是不少藏家付出沉重代价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略举几件真虫洞假文物的实例，旨在抛砖引玉，促使同仁们想出更多的鉴别方法，尽量让藏友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图8是一张“红军临时借谷证”。这张票有不少自然虫洞，但仔细看，一是没有编号（所有这种票都是有红色6位数阿拉伯数字编号的）。二是中间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公章。三是下方在借谷子具体地方处少了一个红色四方形边框。四是在“人民委员会主席和粮食人民委员”下方，不是盖的“张闻天、陈潭秋”两个人的私人小方章，而是盖了个“中华苏维埃政府查验委员会”方形公章，牛头不对马嘴。赝品无疑。

    图9是一张“入党誓词”。虫洞较多，还盖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事情，怎么盖了个政府的公章？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是赝品无疑。

    图10是两张“结婚证”。多处虫洞，形象逼真。中间有一个“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圆形公章。这个公章虽然字体不错，但印文排满了整个印面（图11左图）。而真结婚证印章里面“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印”几个字是四方形排列的（图11右图），且印章的边线圆圈比较粗。再仔细看，作为骑缝章，整个印章很清晰，但骑缝处的文字却没有对整齐，比较明显的是上方“结”字和底下繁体字的“号”字，都是左边低右边高。这就表明这两张“结婚证”是印刷好之后，合并在一起加盖的公章，而不是盖好公章之后两张才裁开来的。苏区的结婚证是先印制好三联张，在中间骑缝处盖好公章，然后把一张裁开后给男方，一张裁开后给女方，最左边实际上还有一张相同内容的（看骑缝文字可知），是留给政府婚姻登记机关存档的。此结婚证赝品无疑，板上钉钉。

图11

    图12是“吉安苏维埃政府布告”。由于自然虫洞很多，持有者振振有词“保真老吉安苏维埃政府布告”。右下角还盖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章。想想看，“吉安苏维埃政府布告”怎么可能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公章！再仔细看看布告内容的字体，完全是现代电脑字体，苏区时期根本就没有这种字体的印刷品。落款是“吉安苏维埃政府”，这个“吉安”是县？是区？还是乡？看不出来。就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虽然有很多自然虫洞，能算老东西，能保真吗？

    图13是一张“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虫洞众多且很自然，字体风格也有苏区文物的风韵，给人以真品的印象。但认真一看，此布告印刷在某种表格的背面。落款公章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或者政治部的印章，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师政治部”的印章。据史料记载，发布布告的1929年6月，红四军正在闽西作战。当时红四军只下辖4个纵队，而且第四纵队还是在6月下旬刚成立的，根本没有下辖第五师。所以，别看此布告那么多逼真的虫洞，也是假货一件。大概率是制假者用真布告电脑扫描后，缩小了尺寸印制在废弃空白老账簿的背面之上，放在大缸里用虫咬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