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撰写《我的革命历程》一书中记载：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王林作为“七大”代表全程列席会议。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大会通过新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一年在德、意法西斯崩溃以后，日本法西斯陷于孤立。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的人民军队对日军发动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共毙伤和俘虏日伪军十二万余人，攻克城市五十三座。与此同时，美军也加紧了对日军的进攻，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教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8月9日100多万苏联红军在4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对侵华的日本关东军予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10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苏蒙联军越过内蒙古沙漠，进入热河和察哈尔。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军队发布命令，命令我抗日部队向日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坚决予以消灭。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出六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军投降;命令对我军收复的城镇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坚决执行延安总部的命令，向日军举行全面大反攻。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沿北宁路向东北进军，配合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解放了全东北。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包围了北平、天津和保定。华中和华南解放军也进行大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面对这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本年也发生了一些与这美好形势很不和谐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说是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共冶一炉，实在让人们心存疑虑，愀然不悦。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事件的深刻背景，人们对已经取得的胜利非但不能高兴，还会为我们祖国的前途深深担忧了。

    根据错综复杂的严重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严重性、艰苦性和复杂性，在先前一批东北工作队在王鹤寿同志率领下到达东北并顺利展开工作后，于1945年9月又在党中央各部门抽调了100多人，由李富春负责（李富春同志并未随队行动)，任命刘秀峰为队长，我为副队长，组成奔赴冀察热辽工作队。

    我们是中秋节以后出发的，队伍沿着长城向东行进。我们有时在山沟里穿行，有时需要爬过几道山梁，才能找到正路，然后继续前进。我们进入山西，经过雁北地区。这里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本来生活就很艰苦的当地农民，经过连年的战争，生活就更加贫穷了。因此，我们行军中途住宿，主要是住在寺庙里。如果找不到夜宿之地，必须要分散住在农民家的时候，在我们临走时，也要把一些衣物、粮食送给房东农民。深秋时节，这里异常寒冷，秋风瑟瑟，松涛阵阵，我们奋力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直走得大汗淋漓筋疲力尽。我们经过了吕梁山、云中山、恒山等山脉，经过了雁门关、紫荆关等关隘，到达了张家口。队伍稍事休整后，又继续行军，经过怀来、延庆、怀柔最后到达热河地区，历时两个多月。

    我们的队伍到达热河的时候，根据当时的形势，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从重庆给我们发来指示，让我们这支队伍“稳住热河，插向冀东。”我们在热河地区的围场等地成立了几个县，建立了政权机关并在这一带开展“土改运动。上级同志找我谈话，让我留在热河工作。当时，我认为冀东的情况我比较熟悉，我愿意到冀东去。这样，我被分配到河北省乐亭县去搞“土改”。刘秀峰与其他同志就留在热河工作了。以后我又被分配到冀东十三分区专署做副专员(后为专员)兼民生贸易公司经理。

    民生贸易公司是冀东贸易总公司下属的一个贸易公司。冀东贸易总公司是人民解放军冀东军区办的贸易公司，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军饷和购进军用物资。我们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为支援兄弟解放区。我们与山东解放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山东缺乏粮食，我们就将玉米和其他粮食用船运到山东，从山东换回书籍和布匹。我们还从山东买回大量的金子，然后再将这些金子卖到国统区，在这样的贸易中我们赚取了大量的利润，从而保证了我军军饷的正常发放。

    有一次我们从山东买到一批金子，为了运输安全，我们将这批金子分别装到了十几袋盐中去，由一位叫宋谦的同志领着一连人负责押运。在经过平山线路南铁路的时候，宋谦他们与敌人发生了摩擦，在战斗中，他们将这十几袋盐连同金子都丢失了。但在很短时间内，我们通过地下党内部的关系，就又要回了这十几袋盐，这样金子也全部被找了回来，及时保证了我军的供应。

    除了与山东解放区建立贸易关系之外，我们与大连地区也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大连地区是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我们在大连建立了一个贸易机构，对内叫冀东军区驻大连办事处，对外叫某某公司。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们派去的干部，也有少量在当地聘用的人员。我们把冀东解放区出产的玉米、小麦等粮食运到大连，再从大连买回军用物资，如炸药、汽油、润滑油等等。同时，我们也购买一些民用物资作为掩护，如棉、麻、食油等等。在河北乐亭县以南大清河入海口那个地方有一个港口，我们就是从那里将物资装上船，从海上直运大连。我也将解放区出产的一些药材通过大连运到香港出售，然后从香港再买回我们需要的西药、军用器材，如照相机、望远镜等等。在大连我们还购买了不少金条，金条大的廿两一条、小的十两一条。我们的工作人员将金条一条条绑在腿上，然后再穿上高腰皮靴，再穿上大衣，用这种方法将黄金带回到解放区银行。大家也利用大连的方便条件，为我军定购军用物资，如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使用的上面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茶缸，就是我们在大连搪瓷厂，为我军定购的。我军驻大连办事处也收购苏联军人散兵游勇私人出售的武器，如手枪、冲锋枪等等。我们还从大连军工厂私下购买炮弹等物资运回解放区。在海上运输物资，我们也遇到过国民党军舰的检查，由于我们的物资伪装得好，押运人员化妆成商人，再加上沉着冷静、应对自然，一次次化险为夷。当然，也有被敌人识破的时候，物资被查没，人员遭伤亡，损失也不小。

    1946年9月份以后，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遭到冀东全体军民的奋力反击。1946年底至1947年底，从沈阳过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又对我冀东地区进行拉网式的扫荡。由于我军的主力部队都在平山线路北，十三专区的武装人员少，没有战斗力，在敌人的攻击下，专区机关和长芦盐业管理局机关的几十人被迫撤退到了沿海地区。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白茫茫的一片。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南堡，是个渔港。沿海都是渔民搭的草席棚子，这些席棚子是渔民夏天临时落脚的地方。一到冬天渔民都走了，这个地方连个人影也见不到，非常荒凉。这里的南面是茫茫无际的渤海，北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泥潭沼泽地。如果是在内陆地区，这沼泽地遇到严寒的冬季结冰人也可以在上面通过，但在这个地方由于是沿海咸水沼泽地，冬天也不结冰，人一踏进沼泽就有灭顶之灾。在这时，敌人又从东北面追上来，距离我们只有三四里的样子，情况十分危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急中生智，将渔民草棚中的一些长木板抬来，垫在烂泥一般的沼泽中，这种木板每块两丈多长，我们在泥潭的木板上前进，到木板的头端时，再将后面的木倒到前面来，同志们就是这样的前进。速度不快，但是大家镇定有序，操作起来齐心合力，等敌人追到沼泽边时，已经与我们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临近沼泽地方的木板差不多全部被我们拿光，他们也只好望泥兴叹，无可奈何。敌人向我们开枪开炮，炮弹打进泥里二三尺深，然后炸开，溅得我满身是泥，幸好并未炸着我们任何人。由于在我们的人群中还夹杂着不少逃难的老百姓，如果我们对敌人进行还击，肯定要伤害到老百姓，所以敌人向我们开枪开炮时，我们并未还击，敌人见此情景，以为我们是一群老百姓，也就不再开枪开炮，使我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前进，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踏过了沼泽地。当出了沼泽地，一清点人数，发现连庆溥和另一位女同志李惠还没有出沼泽地，又派了两位同志去沼泽地里找到她俩，并将她们背出来，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被敌人追赶了三天，同志们都未吃过任何东西，再加上在沼泽中挣扎劳累，一出沼泽地，有些人就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我们几位领导一商量，决定休息一会儿。大家把随身带着的食物拿出来，分着吃了以后，就动员大家继续赶路。当时连续几天都天降大雪，真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原打算走到柳树圈再休息，但是大家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只好找了一个小村庄住下。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十多户人家。又是远离城市的荒村僻壤，如果遇到敌人，很利于回旋转移，所以决定在此处休息一两天。这天夜里，派了岗哨监视，就让大家美美地睡了一夜。负责后勤的同志向当地农民买了三口猪，天一亮，就杀了猪，将肉切好，放在锅里加上水，放入葱、姜、蒜，烧火炖肉，本想让大家美美地吃上一顿好饭。有一个同志叫李春强，他带了一个望远镜，不管白天黑夜，他时不时地总要举着望远镜望上一望，因此同志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千里眼”。这次他住在村子前面的房子里，同志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有了千里眼，给我们放哨，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体息了!“我们炖肉时，“千里眼”躺在床铺上，举着望远镜向远处观看，突然他猛地坐起来大声说:“敌人来了!”有的同志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他很严肃地说:“真是敌人来了，快报告王专员!”接到报告，我来到前村，从李春强手里接过望远镜望，果然是敌人来了，我命令同志们赶快撤退。就这样，炖肉没有吃成就走了，又一次逃过了敌人的包围。

    还有一次更惊险的经历，也是发生在1947年。我们专署机关的同志们在突击战当中，住在平山线路北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几十个人，只有一个班的武装，战斗力很弱。春节的时候，给同志们发了面，发了菜和肉，让大家包一顿饺子吃。火也点起来了，锅里的水也烧开了，正要煮饺子的时候，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我正巧找到了一张大纸，让警卫员将包好的饺子包上一大包，同时组织队伍往外冲，大家分别从北、东、南三面都冲击过，但这三面敌人围得很紧，火力也很强。最后我们集中火力从西面向外猛冲，结果在西面打开缺口，突围冲了出去。只是在突围的过程中，张振宇专员负了伤，一个战士背着他，几个同志火力掩护，摆脱了敌人的纠缠，最终和大家一起转移到了安全地方。队伍跑了一天多的路程，在一个山村里住下来，这里是安全的，在一个庙里支上锅，烧开水，把纸包里的饺子拿出来，只见饺子都粘在一起。大家一边将饺子扯开放在锅里煮，一边说:“这是饺子改片儿汤了。”就是在这样紧张之后的快乐气氛中，吃了一顿年饭。

    冀热辽人民解放区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它地处东北和华北之要冲。境内有北宁、平古、锦热、津山四条铁路干线，公路、河流纵横通达，并有塘沽、秦皇岛两个通海港口，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更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我到冀东的时候，正是辽沈大战的前夜。上级指示我们，要加紧动员群众，做好破坏交通线的工作，首先要扒掉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使得关内到东北的交通完全瘫痪，从而使国民党不能从此铁路运兵到东北，以便巩固我们的东北解放区。通过训练骨干和动员群众，农民们赶着牛车来参加我们的“破交”工作，我们做到召之能来，来之能干，及时迅速地完成“破交”任务，通往敌占区的交通全部中断，使得敌人的运兵计划不能得逞。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冀东地区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境内除秦皇岛、唐山两市和昌黎、滦县、宁河、武清、以及通县、密云、顺义等几座县城外，广大城乡都已被我人民解放军收复。东起山海关，西迄平津，南临渤海，北至热河，包括五个专区二十六个县，共六百多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已经连成一片。周围与冀中、冀察、东北各解放区紧密相连。

    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各个解放区发动进攻。傅作义部队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了进攻，我们对傅作义的处境也是理解的，他白天来进攻，我军撤退，到了晚上我们再对傅作义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进攻时，傅的部队也撤退，这形成了拉锯战。这样的拉锯战，敌我双方差不多进行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军与傅部也就是在这样拉锯战之中，结束了辽沈战役，迎来了平津战役。

    2018年3月20日，我与我爱人酝酿已久的、带着对舅老爷王林的崇敬心情，由唐山出发乘飞机前往西安，探望我大舅姥爷家的大姨王树贞、和我二舅佬爷王林的警卫员老红军李黠，计划行程10天。我大姨王淑贞出生地：唐山市路北区城子庄（城子），同源王家大院，小学初中就读于唐山淑德女子学校，高中就读于开滦马家沟中学（开滦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后分配到甘肃省化工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增参与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航班由天津直飞陕西省西安市咸阳机场，一出机场就看见大姨家的二表弟在车站出口迎接我们，我们乘车一起前往兰州市省委家属大院大姨家，大姨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表弟盛情款待我们。在兰州市停留的三天，表弟安排食宿全程陪伴，第二天我们一行前往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祭拜我的大姨夫刘硕如。

    据大姨讲，大姨夫曾是甘肃省委书记的一级秘书，后任甘肃省老干部局局长，受省委书记委托撰写《大西北发展规划纲领》，连续在机关工作二十几天，在更换室内灯泡时因过度劳累不慎在凳子上跌下，造成脑出血，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在追悼会上，省委书记亲自主持，并追认为大姨夫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甘肃省兰州市烈士陵园，陵园大门西侧为烈士纪念堂，大姨夫的骨灰盒安放在正中间。祭拜完毕后，我们前往烈士陵园西侧高地上参观埃德加·斯诺纪念馆。

    据说埃德加·斯诺纪念馆是外国在中国投资建设的唯一一座纪念馆。参观斯诺纪念馆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走进纪念馆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型图板，上半部是放大后的影像，左下角是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单人照片和斯诺先生简介，及6张斯诺先生在中国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工作照，其中包括上面放大过的小照片。这张照片我太熟悉了，在埃德加·斯诺先生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就刊登了这幅照片，王林著《我的革命历程》一书中也刊载有同样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以成为历史的记忆，永远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