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距今已过去了八十多年，它是我中华民族处在危难时刻，一次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走向和民族命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结束了十年内战后的第二次合作进行全民抗战的开始。

    由于西安事变是在党中央落脚陕北一年多之后、三大主力红军又刚会师不久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所以，国人的目光便一下子都聚焦到了共产党身上，也因此引出了一些对于事变动因众说纷纭的种种猜测。那么，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与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呢？共产党在事变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尽管事实早已尘埃落定，但由于主要当事一方的蒋介石，非但不承认这是自己打内战不抗日错误国策的结果，反而却总在掩盖事实真相，为自己挽回面子，企图达到既嫁祸、抹黑共产党，又削弱瓦解东北军、西北军的目的。这就不免为后人留下了想象、推理的空间，因此，在近些年来，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之人，便想依此及所谓的《蒋介石日记》、《宋美龄回忆录》等，来美化并为蒋介石洗白，颠覆历史。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早已经作出了结论，一切罔顾事实的行为都是徒劳和无用的。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当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大背景之中，在用历史和辨证的唯物史观去诠释西安事变时，一副较为清晰的脉络图便会显现出来。

    (一)

    任何情况的发生都有因果关系，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西安事变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它完全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攘外安内”错误国策与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进步力量之间矛盾积累的总爆发，是蒋介石置民族危难于不顾，却仍在倾其全力要剿灭共产党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要搞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他是不容其他党派存在的。自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起，他就将共产党作为了主要敌人，欲与剿尽杀绝而后快，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搞武装起义进行反抗。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10月，蒋介石又先后发动了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尽管前四次围剿被粉碎，但终究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使得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瑞金苏区北上长征，在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和重围，克服了千难万险后才最终落脚陕北。除了围剿瑞金中央苏区之外，蒋介石还对湘西、川陕、陕甘苏区的红军也进行了军事围剿。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中华民族的危难一步步加深。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表明了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卖国政策的立场，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蒋介石非但不抵抗，仍倾其全部武装力量用来“剿共”，他不但让张学良不发一枪一弹就拱手将东北丢给了日本，还置我东三省百姓惨遭日军的欺压和蹂躏于不顾，又执意将东北军调到西北来剿共。

    在西北，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还在党中央未到陕北之前，就对陕北苏区进行了两次围剿，在被粉碎之后，1935年夏，又发动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随着东北军的到来，他便将张学良的东北军作为主力，以南线为主攻方向，南进北堵、东西夹击，进剿苏区，动用的兵力达十多万人。尽管红军由于人少难以打破围剿，但却机动灵活，也使得敌人无法取胜。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蒋介石的骑兵便尾追而来，中央红军在进行了“切尾巴战役”之后，11月20至23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与十五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击毙师长牛元峰，追歼106师一个团。此役共打死打伤敌军一千余名，俘虏五千三百多名，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之后中央在富县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由于红军作战英勇顽强，使得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严重，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还撤销了番号，这无疑对张学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对张学良思想影响较大的则是他的下属军官高福源。作为东北军团长的高福源被俘后，经过了红军的宣传教育和在红军队伍中的切身感受，他不仅不愿再与红军打仗，还愿做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亲自告知张副司令和东北军官兵，并力劝其也不要再与红军打仗了。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痛哭流涕，他将自己在红军队伍中受到的优待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如实的告诉了张学良，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这位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东北军司令，他在痛定思痛后感慨地说：蒋介石说流窜到陕北的红军是流寇、是强弩之末，已经没有了战斗力，不费力轻而易举就可以将他们剿灭。而我们在和红军交手后才真切地感受到，那有这样不怕死打得我东北军丢盔弃甲的流寇，谁见过这样勇敢的军队，他们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们不能再和他们打了，我们应该把这有限的力量用到抗日的战场上。在经历了与红军的几次较量之后，张学良已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自相残杀，作无谓的牺牲，只能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联合起来去打日本呢，他认为只有与红军联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张学良的这个思想转变成了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动因。直罗镇战役之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便逐渐和缓，不再敌对，为了加强与东北军的联系，中央还派刘鼎担任了红军与东北军间的联络员，搭建起了双方相互联系沟通的桥梁。

    1934年底，红25军也由河南转战进入陕西，在遭到杨虎城西北军的两次围剿，不但自己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使西北军付出了惨重得代价，杨虎城在亲身感受到了红军正义之师的厉害之后，也逐渐不再与红军为敌。1935年9月，红25军经陕南转战到甘肃，最后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27军会合，成立了红15军团。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了解到两军会合的情况后，党中央随之通过汪锋及陕西地下党去做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派张文彬作为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加强了与西北军的沟通和联系，在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杨虎城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建立起友好关系，双方也不在相互为敌。

    在东北军、西北军都与红军和好，陕北苏区也得到相对巩固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把握局势，及时调整战略，在判定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已基本不构成威胁、不会抄我后路，而在西边陇东、宁夏的马家军只会自保，不会主动东犯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与在江西苏区“以巩固求发展”的战略完全相反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置东北军、西北军及马家军的存在于不顾，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并准备与日本直接作战，以昭示共产党人拯救民族的信心和决心，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争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红军的举动让张学良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是真正打日本的军队，更让他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去抗日，打回老家去，才是自己和广大东北军官兵应该做的事，这也坚定了他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心。还在红军东征期间，张学良就急不可待的亲自架机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商讨与红军的合作事宜，还主动送给了红军一些弹药粮草，之后，为了巩固陕北苏区，共产党又积极地加强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互通情报，在取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识的前提下，最终促成了在西北的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对于西安的局势，蒋介石通过在西安的特务组织获悉了张学良、杨虎城都与共产党有来往的情况，有倾向共产党，不愿意剿共的思想。

    1936年10月，始终不忘剿共的蒋介石从南京飞到了洛阳，调兵谴将，准备内战。他将处理完了“两广事变”后的二百六十个团三十余万人马，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将唯一一支装甲部队调驻豫西，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机场，准备开赴陕西与红军作战并突袭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大军压境的态势，逼迫张、杨剿共。

    他在命令张、杨剿共的同时，也觉察并预感到了情况的不妙，因此，便对二位警惕了起来，也作好了以防万一的脱身准备。

    12月4日，当他来到西安之后，不是住在城内，而是选择了离西安城区三十公里之外的临潼县城骊山脚下的华清池，这样一旦城内出现情况，他就还有一个可以缓冲的空间，随时即可脱身。蒋介石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剿共事宜，以试探张、杨二位将军的态度，在得知两位将军都主张抗日之后，他便以单独接见、封官许愿离间起了两人的关系，离间不成，便胁迫二人剿共，如若不听命令就将其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然而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还使两人坚定地走到了一起。两人在多次哀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都遭到了拒绝和训斥后，随之便有了兵谏的念头。

    12月9日，在12•9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的学生走上了街头游行，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蒋介石得知后，当即要求给予严惩，当游行队伍到达十里铺时，被张学良拦了下来，他深情的对学生们说，我和你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是抗日的，你们若继续前往临潼请愿，委员长就会用枪打你们的，我向你们保证，将在几天之内答复你们。学生们的行动感动了张学良，让他抱定了必须停止内战去抗日的决心。他在看到已经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后，认为只有对其实行兵谏，逼他抗日了。他和杨虎城经过多次协商，制定了行动方案，作好了在西安、临潼同时行动的准备。12日，兵谏的大戏终于开演了，在临潼的东北军捉住了蒋介石，在西安的西北军也扣住了蒋介石的随行官员，并向全国同胞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了学生和全国人民一个最好的回答。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存亡的义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尽管在之后的谈判中蒋介石认为与部下及共产党签字，有失他的面子，没有签字，但他毕竟在口头上答应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再继续他的错误国策，从而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内战，扭转了时局，迎来了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

    如果要说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应该说不是直接关系而是间接关系。西安事变无疑是共产党人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为此奋斗的勇敢牺牲精神感化教育了张学良、杨虎城，使得他们认清形势顺应了民意的结果。

    (二)

    厘清共产党与西安事变发生的关系至为重要。

    事变发生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一时社会上各种质疑猜测的声音也甚嚣尘上：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所为，是两将军与共产党一起所为，还是张、杨两将军受共产党指示所为，人们急于想知晓这个谜底，尤其是想听到共产党方面的声音。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操控舆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企图嫁祸共产党，使天下大乱，达到让渔翁得利的目的，而远离事变中心的中共一时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澄清是非和误会，防止有人想以此来操控舆论有意带偏方向，嫁祸中共，制造混乱，葬送来之不易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共产党方面从一开始就给予了澄清，将真相昭告了天下：西安事变完全是张、杨二将军的爱国精神所为，共产党不但不知更没有参与事变。从整个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来看，张、杨二位是做得非常地保密和到位的，他们清楚的知道，一旦泄了密，那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就是到了11日晚部队准备行动时，许多高级指挥官也都不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那中共就更不可能知道了，也就谈不上参与此事了，中共最早知道事变发生的时间是在兵谏行动开始之后，张学良才让刘鼎(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员)打了电报给中共中央。

    中共没有参与此次事变，用事实揭穿了亲日派汉奸妄图把水搅浑而使天下大乱让日本得逞的阴谋，稳定住了局势，使得事变最终得以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两个多月后的1937年3月1日，史沫特莱在同毛泽东的谈话中问及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共产党领袖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不仅撇清了共产党与西安事变的关系，没有使任何别有用心者的阴谋得逞，又还了共产党一个清白。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的他被其部下所扣，让他无地自容而恼羞成怒。他在国人面前的尊严和威风被扫地，脸面丢尽后，总想着找回一块遮羞布来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是清楚的，分明是他刚愎自用，坚持错误国策而咎由自取的结果，他理应认真去反思总结导致事变发生的原因，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才对，然而他却死拽硬拖缠住共产党不放，完全不顾此次事变是张、杨两将军联合独立发动，共产党根本没有参与此事的基本事实于不顾，用嫁祸于共产党的手段为自己做一块遮羞布来挡住国人的视线，施展金蝉脱壳之计，掩盖他此时的狼狈相和被羞辱的尴尬窘境。殊不知，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但没有让他达到目的，更使其真实面目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三)

    围绕着如何处置蒋介石及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危机，聚焦了国人和世界的目光。张、杨二位从事变一开始就认定，和蒋介石打交道，共产党有办法，只有请第三方共产党来从中斡旋，进行调节，才能尽快了结此事结束事变。面对已经“失控”的局势，蒋介石非常惧怕担心夜长梦多会生出其他的事端来，但他也非常地清楚自己在十年内战中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与共产党结下的这个结，也不免使他极度担心和害怕，担心共产党会借张、杨之手治他于死地，因而拒绝外人（共产党）的介入和调解，希望由国民党自行解决。然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没有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做，依然请共产党来参与处理此事。

    蒋介石是个只认拳头不讲道理的人，他看到自己用了十年时间都未能剿灭的共产党，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贫瘠荒凉的西北一遇立足，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默契和配合，形成一个稳固可靠的三位一体的局面，完成由台下到台上角色的转换，令他始料未及。共产党队伍的不断壮大，已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此时他已感到了共产党影响力量的强大，不接受共产党的参与将不能解决此次事变，多呆一天就多一份风险，他也不能离开西安，尤其是宋美龄告知了蒋介石：亲日派何应钦正打着拯救委座的旗号，大军进逼陕西的东大门潼关，逼使张、杨杀死委员长，有企图取而代之的阴谋后，让蒋介石非常震惊，他感到如果继续僵持下去会对自己不利，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昔日被他追剿的“匪寇”，今日却要屈尊于它。自家内部出现了问题，不能自己解决，却让他的敌人来从中调解和斡旋，这让蒋介石感到无地自容，尽管他极为恼火和不满，但却无法拒绝，只得顺从。但事到今日只得如此，无可奈何，不得不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接受共产党的斡旋和调处。共产党参与解决西安事变，有了依此来推动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契机和筹码。

    对于共产党来说，从蒋介石的被捉到释放，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洞悉、掌控事态的变化和发展，对于并非是事变的当事者一方，且一切都处于立足未稳情况之下的共产党人来说，无疑也是一次考验和挑战，当然，中共的态度对解决问题举足轻重。

    蒋介石被扣以后，曾一度精神沮丧，后来他追忆说：“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扬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尽管他有意绕开主题，但有一点，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的确起到了强迫蒋介石醒悟，使其改变错误国策的作用，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从全民族利益出发，高举民族大义的旗帜，在民族矛盾已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抛前释怨，不计前嫌，没有纠缠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超常的政治智慧，穿越层层迷雾，洞悉事态的发展，经过不懈地努力和争取，终于促成时局的转换。1937年2月，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被国民党接受，成为了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由此也迎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进行全民抗战的曙光。

    （四）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各方的态度截然不同，亲日派主张杀了蒋介石，达到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中国的目的，英美派则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主张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共产国际也在还不完全了解事变的情况下，谴责了张、杨的行为，一时使张学良感到迷茫。中国共产党站位于全民族利益的高度，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央政治局经过多日研究讨论和综合研判，最终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应该说是自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能够完全贯彻自己正确的政治路线，驾驭局势且不受外界干扰，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更加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能够在民族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地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让其终止错误国策的举动，顺应了国人的呼声和要求，促成了全民抗战局面的到来，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仍继续他的错误国策，内战将不可避免，中华民族必陷入内战的深渊，日本会趁虚而入，侵占我全中国。当然，捉住了蒋介石虽促成和加速了这个局面的到来，但也的确存在着极大地风险，把握不好，处理不当，尤其是蒋介石如果被亲日派劫持或暗杀，都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内乱，让亲日派的阴谋得逞，那就与两位将军的初衷南辕北撤了。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力促使事态向好的一面发展，不仅是国人的希望，也是中共既定方针政策的体现和继续。

    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始终是坚定不变的。为了北上抗日，还在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又通过作大量团结帮助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与其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识。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2月，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发表了《东征宣言》，在蒋介石仍不抗日的情况下，红军单独东出山西河北与日军作战，这些都是共产党人政治主张的体现。

    张学良是个性格豪爽的人，他在与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感受到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才是真正可交的朋友后，便主动地与中共进行联络。当红军还在山西前线时，他就要求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4月9日，张学良亲自架机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赞同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建议，25日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采纳并接受了张学良的建议。在山西，由于受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阻拦，红军于5月5日无法继续东进只得返回陕北，并于当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6月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向国人及各党派、团体、军队提出救国救民的二十条。8月25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在党内公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同时又提出“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9月22日，毛泽东、张学良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首先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依次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10月，毛泽东为两党停战共同抗日发表谈话，宣布红军将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至此，可以说中共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达成逼（联）蒋抗日总方针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共还通过潘汉年及上海的地下党及宋庆龄等人，设法取得与南京方面的联系。然而，对于中共的这一切善意和努力，蒋介石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做了军事部署，随时准备开赴陕西。进剿苏区红军。鉴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十九人联名致函蒋介石：“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12月4日，蒋介石依旧我行我素，与民族大义和人民的呼声于不顾，亲临西安，布置剿共。在看到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抛前释怨，真心抗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决然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中共欲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正确和有目共睹的。蒋介石倒行逆施行为，吞下被捉住的这个苦果，这也是他的咎由自取。

    （五）

    我们来看中共领导人是在什么时间怎么得知西安事变的发生，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出中共与事变的关系。

    随着1936年12月11日夜幕的降临，张学良、杨虎城实施兵谏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11时多，当张学良在自己公馆客厅给手下将领交代完各自担当的任务之后，随即要求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向中共中央进行了通报。12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报务员彭绍坤接通了设在保安的中共中央的电台，报告了事变发生的消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不得不紧急开会对此进行商讨和研究。在东北军捉蒋行动开始之后，由于在蒋的住处临潼华清池五间厅没有找到蒋介石，张学良便命令部队开始搜山寻找，期间，张学良让刘鼎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文寅电（3时至5时），告知了这一情况。当搜山部队捉到了蒋介石，并将其“护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之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电告中共中央，请要求中共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一天之内连发几电，连行动的细节都告之中共，足见其对共产党的信任，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对如何处置事变的焦虑和矛盾的心情。由于事变发生的突然，不仅使得国内舆论，也引发了世界舆论为之哗然。中共的态度无疑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共中央从接到张学良电报时起，在随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日就给张学良回电，不但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之外，还提出了力促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方针，并表示3天后将派人启程来西安。同时也将事变电告了共产国际。毛泽东说：此次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控制的局面。会议决定不正面反对蒋介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原则。中共之所以能够快速地作出决定，是因为没有过多的考虑受共产国际影响和掣肘的因素。就共产国际来讲，首先对事变的判断有误，斯大林认为张学良是受日本人的指使所为，这使得张学良非常恼火；其次由于李德以共产国际顾问给中共造成重大损失的教训，也使得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问题上不好立即作出任何的指示，仍在等待和观望。到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才给中共发来一电，17日中央收到后，因电码错误不能译出，又去电请求重发，当电报还未收到时，中央已在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随之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昭告全国。至于几天之后共产国际发给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文，那已是在中共作出决定之后的事了。中共在明确表态支持张、杨行动的同时，也对有可能由此引发时局的重大变化也作了分析、估判和处置预案，尤其是命令红军做好了应对各种复杂军事斗争的准备，保证做到随时能够开拔南下，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

    事变发生之后，作为共产党一方来说，虽然已经做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但暂时还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张、杨，中共的态度仅限于私下给对方的支持，当然，张、杨两人也不清楚这些。因为一旦公开表态，就有可能使舆论的焦点聚焦向中共，造成中共是事变参与者、甚至是幕后支持者的假象，就会给亲日派以此制造中国内乱之口实，由此招来更大的麻烦。中共没有也不便立即表态，至于何时公开态度，只是还要静观各方之情况的发展，视时局的变化择机而定。

    但鉴于张学良的心情和处境，中共也不能保持沉默，还需做一些与多数国人认同感共鸣的工作。在陕北苏区，13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头版，以《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为题发表述评：拥护张、扬的行动，号召苏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联合全国所有抗日力量誓死为收复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对外，在还不能立即公开表态的情况下只能就是否派人来西安的问题答复张学良，以稳定他的情绪。13日中央去电电告张学良，说中共已决定派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但可能要推迟行期。张学良仍急不可待，提出要刘鼎用他的专机随时准备去接周恩来。14日，中央又去电给张学良说周恩来一行16日可达肤施。

    14日端纳奉宋美龄之意驾机来西安见蒋，重点了解西安方面的情况。中共及时地通过刘鼎了解到了美英及宋美龄的态度。端纳为躲避耳目和不便，15日，他又驾机返回洛阳，立即从洛阳电告了宋美龄西安此时的真相。同日中共便公开挑明了自己的态度，这就是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等1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了《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提出要他们停止内战，接受张、杨的主张，改变独裁统治，同时也提出了罢免蒋介石，将其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中共明知将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有悖自己的主张而并非自己的本意，但仍提出这一条，就是要以此来向南京政府和宋美龄等人施压，逼其让步，以便争取获得一个大的谈判空间的筹码，以促成在更大程度上使和平解决方案得以达成。同时，也给东北军、西北军中的许多要求审蒋的人一个表态，稳住人心，争取得到更多人的支持。16日，中共《红色中华》报又用两个版面发表了对事变的评论，重点揭露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历数蒋介石的罪行，支持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中央书记处还分别致电西安、天津、上海等地党组织，指示他们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揭露蒋介石坚持内战的错误政策，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批，要求他们号召人民，推动国民政府及欧美派、元老派等站到抗日方面来。在陕北苏区，中共中央还在保安召开军民大会，要求清算蒋介石的罪行。这样就从外围对国民政府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以利为张、杨与蒋谈判争取空间。

    在经过七天对形势的观察和研判，各方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已有了大体的共识之后，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最终将作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公开向全国发表，通电建议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解决事变和抗日救国之大计，明确表明了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态度。

    （六）

    还在事变爆发前的几个小时，张学良在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了捉蒋的决定时，多数人沉默无语，只有于学忠发问：“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你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告诉于学忠说：“现在不能考虑到那么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事实上，自蒋介石被扣以来，对于如何处置，设计委员会暂时也手足无措，张学良、杨虎城更是头绪繁乱，不知如何为好。在南京政府以军事恫吓又拒绝谈判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局势及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张学良更是焦虑不安，甚至作出了在中央军进攻西安开始之后，挟持蒋介石驾机离陕的计划。此时，张学良已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中共的身上。中共在既不能授人以柄，不能立即来西安，但又不能再推迟，以防内乱。鉴于此，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一行14日先行动身，从保安骑马第一站到延安，再从延安到西安。为能尽快接周恩来一行到西安，16日，张学良派刘鼎乘他的专机到肤施(延安)来接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在沿途被当地民团阻于城北而未能接到，17日，当刘鼎再到肤施时，周恩来一行已骑马绕城西后南下，在看到空中有飞机，知道是来接他们一行时，又返回县城，并迅速赶到机场。当日，刘鼎和周恩来一行便乘飞机到达了西安。在飞机上，刘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安各方面的情况，到西安后，张学良立即会见了周恩来。

    （七）

    事变发生后，由于消息闭塞，宋美龄救夫心切，随之派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14日乘机来西安见蒋，报告了南京的情况。当他了解到事变的全部经过和张、杨的主张，及共产党没有参与此次事变之后，15日便乘机离开西安回到洛阳，向宋美龄电告蒋在西安的情况。宋美龄在得知蒋介石的安全完全有保证之后惊喜若狂，使她担心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由于念及与张学良的旧情，她把此次事变说成是张学良想打回老家去并无意加害蒋介石，完全是共党在幕后操纵支持的结果，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惟一之后盾。”宋美龄做了个顺水人情，看似在替张学良站台说话，其实是在为蒋介石遮羞。22日，宋美龄到达西安：“我等此次来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为，今虽一时沉默，乃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惟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尽管后来经过共产党一方，张、杨两将军一方，蒋、宋一方的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蒋介石也在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才放他们回了南京，但她事后却颠倒黑白造谣污蔑说是共产党所为。她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欺骗不了舆论。25日，张学良在没有和周恩来杨虎城商量，就匆匆忙忙的送蒋介石回了南京，随之便被扣。张学良扣了蒋介石13天，而蒋介石却把张学良扣了54年。东北军由此群龙无首，形势急转直下，一些少壮派军官情绪激愤，救张学良心切，在杀了主和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后，还气势汹汹地闯入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制止了他们的鲁莽行为，并给其讲清楚了道理，化解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西安事变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与蒋介石交涉，要求释放张、杨两将军，但都被蒋介石以各种理由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