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三爷”的报应（情景图片）

《旗手的责任》编入1987年小学语文第七册的课本

红军旧州惩恶霸（情景图片）

红军来了住王家（情景图片）

红军旗手（情景图片）

红军赠送给杨进芝的虎掌

旧州居民汪明成捐献的红军1元纸币（正面）

李玉秀舌战郭地主（情景图片）

小红军与旧州妈妈（情景图片）

赵金山给群众讲述“红军马灯”故事

    2024年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征90周年。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反动派部队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西征）到达黄平县期间，在这里留下了红军攻城夺镇的战斗，在城乡宿营期间与贫苦百姓形成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旗手的责任

    注：这是一位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文章，可惜没有留下姓名。这文章以故事体裁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入1984年的小学语文第七册课文。如今，当年在小学里读过这个课文的人们仍依稀记得。

    故事说：长征开始不久，我（作者，下同）被调到团部当旗手。团参谋长郑重地对我说：“现在决定调你到团部打团旗。团旗是咱们工农红军的旗帜，你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红旗决不能倒……”团首长亲手把一面红旗授给我，红旗上绣着镰刀斧头。我激动地接过团旗，暗暗下了决心：“只要有我在，决不让红旗倒下！”

    这年年底，部队进军贵州，来到黄平城下。驻扎在那里的军阀部队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为了迅速向乌江挺进，上级命令我们立即攻占黄平！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冲锋号吹响了。团长一声令下：“团旗，上！”我跃出战壕，高举红旗，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我听见身后杀声震天。全团战士个个生龙活虎，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了上来。军阀部队吓得腿都软了。战斗结束以后，我喜悦地抚摸着这面鲜红的团旗，心想：“在战斗中，红旗是多么重要。我，一名旗手，责任有多么重大啊！”

    遵义会议以后，部队大战娄山关，团旗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冒着呼啸的子弹冲在前面，把红旗插在敌人的阵地上。敌人的子弹都向我打过来，旗杆打断了。“战斗不能没有红旗！”想到这儿，我赶紧解下绑腿，把旗杆接起来，让红旗继续飘扬在战场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保卫红旗是我的责任！”那一天，红旗被打穿了好多洞，旗杆也断了几次，可是红旗始终高高地飘扬在战场上，鼓舞着全团战士奋勇前进。

    后来，部队过了雪山，组织上决定让我把团旗交给另一名战士。我双手紧握旗杆，把鲜红的团旗举到他面前，激动地说：“同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红旗决不能倒下。这是旗手的责任！”

    这位红军老战士《旗手的责任》的回忆录，作者运用朴实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塑造了红军旗手的高大形象。是一部真实反映中央红军第三军团长征到达黄平县城前，彭德怀将军率部在攻打黄平城的激烈战斗中，作者举着军旗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杨大妈认干儿子

    旧州的杨大妈好久没看到女儿了！于是做了1升(折合2公斤)糯米饭，去探望嫁到外村的姑娘。她本来去一晚上就回来的，可是在女儿女婿的挽留下，一住就是一场(当时6天为一场)。

    回来那天，大妈还没有进寨，就看到寨上寨下到处都是兵马，是咋回事？她发毛倒竖，正在犹豫间，忽然在她身后传来一个和气的声音：“大妈！你老人家哪里来？是回家去的吧？”大妈回过头来一看，对她说话的是几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士兵，更是害怕起来。一个战士忙上前解释说：“大妈！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 伍……。“大妈由于心慌，也没全听懂战士们说些什么，但看到他们一张张笑脸，心神慢慢踏实下来。有几个战士争先恐后给大妈挑女儿送来的东西。大妈既不放心，又不好拒绝，只好带路朝家里走来。一路上，战士们向她问长问短。这一切，使大妈深深感到，这些士兵与过去看到的国民党官兵大不相同。

    来到家门口，杨大妈从包里取出钥匙打开门，让大家进屋坐。这时，一个战士端详了一下神龛上褪了色的红纸，叫道：“哟！大妈，你家原来也姓杨呀！”“是罗！”大妈应着。那红军自我介绍道：“我家也姓杨，我们是家门喽！我叫杨再明……”旁边一战士纠正似地说：“我们都是一家嘛！”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大妈听说红军要在这里住几天才走，便无论如何要战士们搬进她家来住。战士们经领导批准，才从另一家搬进来。杨大妈之所以让他们住进来，原有两种想法：一想听听战士们讲些市面上从没听到过的新鲜事儿，二想借此机会认一个干儿子，以弥补没生过儿子的遗憾。

    第二天，杨大妈和战士们一起到沙坝分土豪的浮财回来。不知咋个的，她突然伤心地哭泣起来。当战士们了解到大妈的心事后，都争着给她当干儿子。这下可把大妈难住了。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战士开口说：“大妈！我们都在这里，都愿做你的儿子！”“你们都是好样的！”大妈说：“不过，我家姓……”说到姓，战士杨再明毫不犹豫“扑通”跪在大妈的面前，喊了声“妈！”杨大妈就这样有了干儿子。

    杨大妈认得红军做干儿子后，高兴异常。逢人便说：她收了几个干儿子。为了表达对红军亲人的一点心意，她就去把邻居几个大妈组织起来，看到战士的衣服脏了，就主动拿来洗，发现有破的地方，就用针线仔细地补上。看到战士们鞋子穿烂了，她就去串联其他妇女一起来为他们做鞋……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大妈虽然忙得从早到黑，但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面对杨大妈的热情和上下奔忙，战士们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如果不让大妈做吧，她就不高兴；要想帮个忙，大家又插不上手。大家深深地感到：她老人家的对战士们的关照如同亲娘一样。过后，大家通过商量，准备在离别之前，留点东西给杨大妈，但都觉得身上除了枪弹外，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最后，一个战士说：“我看大妈无钱买盐，大家不如把月薪凑点出来！”这个意见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于是就七拼八凑把苏维埃纸币到西下街临时银行兑换了3块银圆。不过，大家知道，要是把银圆直接交给大妈，她是决不会收下的……

    正在这个时候，战士们接到上级下达集合的命令。杨大妈听说亲人们要走，脑子“轰”一下炸开了，心情非常难过。但她知道，这些孩子是留不住的。她擦去眼角上的泪珠，和穷人们一道，把亲人送了一程又一程。

    当杨大妈辞别亲人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她无心生火，就顺便到碗柜里取早上的剩饭来充饥。奇怪！当她伸手去取碗时，手指触到凉冰又圆润的东西。取出来一看，是3块白花花的银圆。按说大妈得了银圆应当是高兴的，可她手里拿着银圆，眼泪却不停往下掉。因为她知道，亲人们的生活本来够艰苦的了，如今却把仅积下的钱放在碗柜里，他们过后用什么花呢？“唉……”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找来一块布，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放入衣柜里。

    以后日子不管多么艰难，杨大妈总是舍不得把亲人们留下的银圆花掉。每当苦闷的时候，大妈就去把它取来看。她一看到银圆，就像见到亲人们一样。她多么希望红军干儿子们快点回来呀！

    她天天盼，年年盼，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49年秋天的一个早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山寨，人们奔走相告。杨大妈高兴极了！她急忙从衣柜里把3个银圆取了出来，双手捧着来到寨边，交给人民解放军，作为见面礼。

    红军旧州惩恶棍

    红军在旧州期间，除了打仗、宣传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政策外，还严惩了罪大恶极、横行乡里的地痞流氓及恶贯满盈的强盗头子，为老百姓撑了腰，出了气。红军占领旧州城后，把没收20多家土豪劣绅的大量衣物、布匹等浮财分给广大群众，每条街设有一个分配点，参加的群众把各个分配点挤得水泄不通。旧州周围当时有居民2000多户，而分得东西的就有1000多户。斗富豪，分财物，惩恶霸，使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各族贫苦群众扬眉吐气。

    旧州街上的刘荣光，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下的一个排长，因贪污军饷被开除，回到旧州开一家香烟小卖铺。此人利欲熏心，贼心不死，不管什么事都想占点便宜。红军过旧州时，有个腰挎手枪的红军青年军官，独自来到刘荣光的铺前买烟。刘荣光看到那支手枪，心里就痒得难受。为了能把手枪弄到手，就忙拿凳子招呼青年军官坐下，接着便端茶递烟的，好不热情。开始军官总认为小贩属穷人之列，是革命依靠和团结的对象，也就没加介意，便同他交谈起来。通过摆谈，红军军官发觉此人油嘴滑舌，兵痞味十足。于是他不动声色，静观刘荣光的一言一行。刘荣光看到红军军官不发话，以为也像国民党军官那样，只要见到钱，什么也能干，就放肆起来。任随他说东道西，红军军官除了笑，就是点头应允。刘荣光觉得时机已到，就直截了当地劝红军军官把枪卖给他，同他一块合伙做生意。年轻军官不但没有反对，而且爽快地答应。第二天一早，红军军官背着背包和手枪赴约。刘荣光见了，马上出去迎接，他一把拉住红军青年军官的手，准备进屋。就在此时，刘荣光被另一只有力的手抓住，紧接着就押到王坡田坝处决，为旧州人民除了一害。

    红军离别的赠物

    1934年10～12月，红军两次进入黄平旧州，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处处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与黄平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离开黄平时，曾给当地群众留下一些纪念品，并形成了许多动人的事迹。

    红军进入旧州时，财主、土豪劣绅和许多被反动宣传蒙骗的穷人都纷纷逃窜乡间去了，而农民杨进芝没有走。红军有一个排住他家。杨进芝发现红军炊事员炒菜时误将桐油当菜油用，就告诉红军战士：吃桐油要拉肚子，对身体危害很大。同时，还教红军识别桐油和菜油的方法。杨进芝与红军接触了三天，看到红军对人热情，讲礼貌。临别时，大家更是难舍难分。红军指战员为了答谢主人，取出一只虎掌馈赠给杨进芝作纪念。

    虎掌是名贵中药材，许多病者获得杨进芝家虎掌治疗后，身体很快得到恢复。当被治好的人来感谢杨进芝时，她总是说：“不要感谢我，要永远记住红军的恩情。”

    红军经过旧州红梅张其冲寨时，住在青年赵金山家隔壁。当晚，一位姓张的参谋找到赵金山，请他第二天清晨带红军到瓮安猴场，赵金山欣然同意。第二天拂晓出发前，张参谋发现赵金山赤脚行走，就递给他一根拐杖，当晚就住在瓮安老坟嘴。第三天到瓮安猴场，驻扎在一个大院里。张参谋用7个四川铜毫买了一双草鞋给赵金山穿上。这天正是1935年元旦节。晚餐后，张参谋动员赵金山参加革命，跟红军走。赵金山说家里还有一个体弱的父亲病在床上，需要照顾。最后张参谋写了一张便条盖上私章交给赵金山，同时还拿了一块大洋和一盏马灯给他，并再三嘱咐赵金山，等红军打进贵阳后去找张参谋。告别时，赵金山手提马灯，怀揣银圆，心里暖呼呼的。翌日，赵金山回到松洞边境，因怕国民党中央军搜查，就把纸条揉烂扔了，留下马灯和银圆。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山常常应邀将马灯拿到大队和小队的会场，给群众讲述当年自己给红军带路的故事。

    汪少富家“柴火钱”

    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一展柜内有一张红军钱币格外引人注目，这张发黄的钱币是1933年红军在井冈山印制的中华苏维埃1元纸币。

    据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述，这张红军货币是旧州镇居民汪明成在1988年6月12日拆除自家的房屋时，于梁柱和横梁衔口发现的。通过了解，原来是1934年12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来到旧州时，用这纸币向汪明成爷爷汪少富购买的烧饭柴火钱。红军离开旧州城前往瓮安后，汪少富担心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就将这张纸币藏匿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事就忘记下来。汪家后来在拆房发现这张红军纸币后，立即送到当时的旧州区委，区委书记何华祥于第二天就将这文物交到县委党史研究室。这张红军钱币经县委党研室30多年的精心保管，才决定将其献给黄平县革命历史陈列馆作馆藏展品，亮相给广大游客。

    这张1元的红军币，长11.7厘米、宽6.6厘米，票面呈赭黄色，上方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个宋体字。中间有列宁头像，像的右边为“壹”，左边为“圆”，四角有“壹”字，下方有“凭票即付银币壹元”8个宋体字，还有钱币编号和毛泽民的俄文草体签名，四周为龙凤花纹。票背面是浅绿色。货币设计精美，纸质甚佳。

    据文献记载，当年红军在井冈山苏区发行的红军货币，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江西瑞金叶坪组织印制的。为生产出纸质优良、设计精美的中央苏维埃货币，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同志花费了不少心血，他组织100多人的造纸队伍，办起了一个土洋结合的造纸厂。通过发动群众采集树皮、竹子、麻皮，配予破布、烂鞋等，经水漂、刀剁、石捣、捶打等若干道工序，历经5个多月的反复试验才制造出来的。在票面的设计上，这些精美图案是苏区的红军战士黄亚光绘制的。当时印制的红军纸币有1元、0.5元、0.2元、0.1元和0.05元5种，票面上除了有毛泽民签字外，有些币种还有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邓子恢分别在上面签字，使红军货币才能在苏区流通。

    失散红军在旧州

    长征途中，有些指战员因负伤、生病而掉队，被安排在贫苦农民家医治，待他们康复后，已无法追赶红军部队而留散在乡间。流落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大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而失散在旧州的谢祖安、吴建开、林启荣是其中的幸存者。他们虽然与红军失去了联系，但他们仍坚持斗争，在贫苦群众的掩护下历尽艰辛，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贡献。

    在旧州镇草绿坪，贫民唐炳章收留因病掉队的少年红军谢祖安为儿子。为防国民党追查，将其改名为唐有成。谢祖安虽然离开了红军，却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名红军战士。他在红梅草绿坪结识了一批穷苦的青年，并在青年中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介绍江西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当家作主的实况，使贫苦的青年农民深受启发和鼓舞。谢祖安行侠好义，凡穷人有难处，他都挺身而出，为之排忧解难，当地贫苦百姓有什么事都愿找他商量。他把对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埋在心底，利用各种形式，寻找各种机会与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以此维护贫苦穷人的利益。

    1942年，旧州在修建飞机场时，恶霸地主王炳均趁机掠夺民财，谢祖安邀集当地青年，利用乡丁的名义找王炳均算账，王才放弃了罪恶的念头。1943年，保长抓苗族青年吴治富当兵，谢祖安知道后主动替吴治富当兵。到遵义途中，谢祖安用计跑了回来。恶霸刘某抢佃户杨某的女儿，谢祖安组织几个青年惩治了刘某一顿。为防刘某报复，谢祖安又替人当兵出走，1948年再次机智地逃回红梅。1949年夏天，一国民党部队连长强奸民女，谢祖安带领当地青年，将这个连长骗出去暴打一顿。因此，谢祖安“智勇双全”斗国民党乡保长和恶霸地主的事迹被传为佳话，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1934年9月底，吴建开随红六军团西征到黄平旧州。吴建开所在的团是前卫团，到余庆、石阡一带，被几个师的国民党军包围，红军伤亡惨重，全团只剩下100多人，突围出来后又在思南与印江交界的打杆场和塘头被国民党军抓住。在押送贵阳途中，吴建开和战友张彪商量，只要有机会就跑出去找红军。从余庆来到金坑(施秉县辖)时，因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是逃生的好地方。他们趁看守兵吃饭、抽大烟之机，机智地缴了看守的枪弹，跑进大森林里，以山果充饥。不久，他俩分手。张彪到铜仁去找红军，吴建开到地主杨秀贤家当长工。地主不但一个钱没给，还扬言要将吴建开送到官府。吴建开只好逃到旧州白子桥潘发明家当长工，后在旧州白子桥结婚定居。

    1934年，随军长征的红军战士林启荣，到达黄平县一碗水乡印地坝时因病掉队，组织上将他托付给当地贫民照料，并交代他能去找红军就去，不能去就在当地谋生。林启荣病好后红军已离开贵州，他只好就地谋生。先是在红梅乡(今并入旧州镇)南王庙袁子清家做长工，后又到谢家坝黄德安家做长工，榨粉条卖。林启荣忠厚老实，手脑灵活。干了五年，虽吃尽苦头，却学会了制粉条的生意。1942年底自立门户，又得好友牵线做媒，与吴氏姑娘结了良缘，修了三间土墙草房，做起榨粉生意，从此定居下来。

    红军来了住王家

    旧州镇上的王祖昌老人说：“孩提时代的事大都忘却了，唯有红军长征过旧州住在我家一事，使我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那是1934年10月1日深夜，那时，王祖昌才有七八岁，“叭、叭”的枪声将他从梦中惊醒。抬头望去，旧州城内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激烈的枪声和嘈杂的厮杀声交织成一片，它告诉人们，旧州城头正发生一场鏖战。

    次日凌晨，当传来红军(即任弼时、肖克领导的红六军团)攻占了旧州城的消息时，群众先是为以分县长万壁斋为首的贪官污吏的败北而高兴，继而担心：按照国民党反动政府煽动的“共产党青面獠牙，要共产共妻”，他们如果是这样，怎么办？所以大都携带妻儿老小，赶着家禽牲畜，到深山岩洞去躲藏。可是，直到日头落山，寨子仍安然无事。王祖昌的父亲壮着胆子，背着他，还扛着柴悄悄下山探虚实。他看到家里没有赶上山的鸡鸭，还悠闲自得地在院坝里觅食、嬉戏，便放下心来，毫无戒意地大步往家走。刚进入院子，只见十多个手握钢枪的红军，疲意不堪地躺在他家屋檐脚甜睡。他父亲正想往回走，两个巡视的红军却迎上前来，和蔼地对他父亲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专门打土豪、分田地，领导人民闹翻身的！”王祖昌父亲并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由于曾读过几天私塾，也明白这话的意思。从红军赤诚的眼里和坦然的话中，尤其是看他们丝毫不侵犯老百姓财物的行为，相信红军的话是真的，从而解除了思想顾虑，也壮着胆子同红军攀谈起来，并邀请他们进家休息。看到红军焦裂的嘴唇、饥饿的神情，主人急忙烧火煮饭。红军请他去买鸡鸭回来做伙食。当时，由于群众都躲在山上，无法买到，主人就将自己和姨佬家未赶走的鸡鸭全捉来宰杀，与红军共同进餐。红军付给王家和其姨佬各2块银圆和5张面额各5元的苏维埃共和国纸币，主人执意不要。红军严肃地说：“我们吃了老百姓的东西，必须按价付款，这是纪律！”

    当夜，红军详细地询问了王祖昌父亲的身世和本地的一些其他情况。当他们得知主人是遵义财主杨正恒的佃户，而且被财主强迫同佃户杨胜邦安家在离旧州城三华里多的荒僻坡顶守粮仓时，都义愤填膺！接着，他们给王祖昌父亲讲述了革命道理，鼓励他联合贫苦的苗族同胞，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并叫他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劝回来，打开杨正恒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受苦受难的穷苦同胞。主人怕红军离开旧州后，财主和国民党官兵回来报复，不敢进山去做乡亲们的工作，就同红军在炕头合枕而眠。

    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刚升起，山上的群众还没有归来。红军匆匆吃完早饭，旧州城头“哒的哒哒的”的军号声吹响了。驻扎在王家担负监视和阻截新州方向来敌任务的红军，集合后就朝旧州城跑步奔去。

    临别时，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握着主人的手说：“老乡，我们一定会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重逢！”他又摸了摸王祖昌的头说：“小兄弟，将来革命胜利了，你就不会再像老一辈那样受压迫、被剥削了！”

    小红军与旧州妈妈

    1934年年底，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来到旧州，住在老里坝的彭大妈来到街上卖粑粑。红军一位姓李的团长见彭大妈很和善，便对她说：“我们部队里有个小鬼，现在生病不能走路，想托你老人家收养好不好？”彭大妈想到近两个月前，红军来到达旧州时，将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衣物分给穷人的举动，真让穷人开心痛快。这时看到站在身旁的小红军既可怜又可爱，就答应李团长说：“那就收这孩子做干儿子了！”

    红军李团长非常感谢，当即就将一匹白布和两块大洋作为谢礼，送给了彭大妈。临别时，李团长还说：“我们就要走了，以后一定要回来的。”

    这名小红军叫叶炳生，当时才10岁，是福建省义山县高块子(记音)人（后来才知道李团长是他的姑爹）。他受到家乡工农革命的影响，就瞒着父母，从学校里跑出去参加了红军。在长征路上，因为年纪太小，走不动，李团长和一些老战士，常常背着他日夜行军。红军进入贵州后，叶炳生就患上了疾病。为了加速行动，摆脱敌人，战士们在日夜背着叶炳生前进中感到很不方便，才决定将他托给旧州街上卖粑粑的彭大妈。

    彭大妈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对叶炳生像亲生儿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后来就给叶炳生改名为彭少清。

    红军离开旧州后，旧州伪区长、大土豪石显丰等人又耀武扬威地回来。他打听到彭大妈收留了一个小红军，并认为红军一定会给她很多东西。于是就带几个团丁来威逼彭大妈，还用枪托擂了彭大妈几下。石显丰在彭大妈家翻箱倒柜一阵子后，把红军送的东西以及彭老太太卖粑粑得的小钱全被抢走。由于叶炳生(彭少清)年纪尚小，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抓去也没有什么用，就不再追问。

    日子久了，叶炳生(彭少清)慢慢地和周围的小孩混熟了，时常同他们一起放牛、一起打柴。穷人家的孩子都喜欢他，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见了就骂他是“小共匪”。待叶炳生(彭少清)逐渐懂事后，就回应他们说：“共匪，共匪，共你们什么了？还没到共的时候，等到以后是要共的！”这些话，顶得地主恶霸的孩子哑口无言。

    叶炳生(彭少清)长大成人后，在彭妈妈的撮合下，将姨妈家的女儿金莲英介绍给了他，由于女方家没有兄弟，叶炳生(彭少清)就到那边做了上门女婿。后来，夫妻二人先后生育有5个儿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土改中分给了他们土地。可是，美好的日子不长，叶炳生(彭少清)因身患顽疾，不幸于1951年11月去世，时年才27岁。这位留在旧州的红军战士，可惜没有等到改革开放后申请认定为“失散红军”的荣誉就英年早逝，实为遗憾。其老伴金莲英于1987年去世。

    “易三爷”的报应

    易三爷，学名叫易法清，是旧州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霸气，他逢人硬要称自己为“爷”。易家就是靠这种地痞恶习强占穷人的土地，在当地作威作福，因此百姓都敢怒不敢言。日子一久，“易三爷”这个名字，在旧州大街小巷和男女老少都人人皆知。

    易法清，这个蛮横不讲理的地头蛇，只要在旧州城乡看到不顺眼的，就随便对人打骂。如果他看中了什么东西，顺手就走，不掏钱购买物品的恶行都是常事。有一次，木江寨有青年抬着一挑木炭到旧州准备换点油盐钱。易法清看见后，叫他抬到家里再付钱。小伙子抬着木炭到易家放好，在问他要钱时，易法清不但不给，反咬一口说：“你这小子已得了一次，还想要第二次吗？”这青年没有收到钱，当然不服，就和他评理起来。易法清看到小伙子还敢和他顶嘴，就挥起“文明棍”朝他打去。接着，叫来两个家奴把他捆到分县衙门关了起来。

    话说这小伙子，原是红六军团某连的一个侦察员。到了旧州以后，被奉令留下来接应中央红军的。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就到离旧州不远的木江寨寄居下，并经常到旧州了解民情。通过一段时间的探查，他对旧州一带的穷人或富户，谁善谁恶都了如指掌。他从衙门释放出来后，大约过了半个月，中央红军就到达旧州。卖炭青年立即和红军大队取得了联系，穿上军装，并和几个红军战士一起，把易法清抓了起来。卖炭人问易法清：“姓易的，你还认得我吗？”易摇了摇头说：“大军新来到，小的可认不得，请大军宽恕宽恕吧！”“宽恕！连个抬木炭卖的你也要敲诈，不但被你打了，还要送去关起来。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易法清这才抬头一看，原来这威武的红军正是他打过的那个“卖炭人”。于是“扑通”跪在地下求饶。卖炭人说：“好！你要真想活命也不难，但必须把家里所藏的钱财统统拿来支援红军，我们就饶你的命，不然我们一枪敲了你！”易法清头也不敢抬地答复：“是，是！”

    接着，红军在易法清的指点下，从地下和各个房间和角落，收缴了整整两挑大洋。红军离开旧州的时候，也把易法清一起带走。到了瓮安县牛坡岭，觉得如果再放掉易法清回去，旧州百姓继续遭殃。这样，红军就代表人民把这祸害一方的恶霸处决了。

    李玉秀舌战郭地主

    旧州街上的李玉秀，丈夫叫杨正富，两人都是穷苦出身。他俩在结婚时，连张睡觉的床铺也没有。随便架上两根木叉，上面铺上几块木板，这就是结婚的新房。后来几经周折，才到教场坝以给谭氏看守公馆作代价，得了一小间房子住下来。那时候想干些农活，也没有土地；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后来东拼西凑才节得十多斤黄豆，他们就这样起三更、睡半夜推磨豆腐出售来维持生计。

    甲戌年（1934）冬天，听说红军要来了，县官老爷、区乡保长和财主们都跑得无影无踪。俗话说：“穷人巴不得地方反，老鸦巴不得火烧坡”。而李玉秀夫妇不怕，还一直蹲在家里。红军是从黄飘方向过来的，与白军（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五里桥一带打了一仗，白军随后败得像赶鸭子一样，朝着重安江方向溃逃。红军进入旧州后，到处都住得满满的。红军第一件事就是到地主家开仓分粮。地主的粮仓里除了大米，还有不少的黄豆。红军知道李玉秀夫妇会磨豆腐，就大筐小箩把黄豆抬来，请他们帮忙推豆腐。看到红军个个和蔼可亲，处处为穷人着想，他们夫妇二话不说，就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差事。唯一的就是缺乏柴火，红军知道后，就去拆地主的马厩、猪圈来烧。红军看李玉秀夫妇忙不过来，就这个来挑水，那个来推磨，个个忙得满头大汗。豆腐做好后，红军除了留豆渣给李玉秀喂猪外，还给工钱。李玉秀夫妇就这样整整忙碌了七天七夜，等他们送来红军最后的一餐豆腐时，部队已经离开旧州了。这段时间，李玉秀虽然很累，但是活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