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八月一日。63年前，1959年夏天，正值八一那天，我跟着父亲，在罗解难的父亲黄霖伯伯带领下，参观了八一起义指挥部。黄伯伯详细介绍了当年八一起义的情况。那年我14岁。我第一次对南昌起义有了一些了解，而不再是历史课本上简单的几句话。

    我的父亲陈同生是1924年加入了共青团的，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没有参加八一起义，而是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在海陆丰坚持战斗。

陈同生同志的遗像（1932年）

    我的父亲陈同生（当时的名字是张翰君）1927年10月，到了广州。首先见到的是袁裕同志。袁裕就是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认识了从南昌起义撤退到广州的黄霖伯伯。

1959年，陈同生和老战友黄霖（右）南京参观当年曾经被关押的中央军人监狱。

    袁裕对他们说，南昌起义军并没有被敌人完全消灭，党已经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同志率起义农民转战于湘赣边。朱德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到湖南。颜昌颐、董朗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到广东东江。他们还再继续坚持斗争。袁裕还告诉我父亲，党在策划新的暴动，准备夺取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族政权。他的话使我父亲深深感到，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后来，党派我父亲到第四军教导团去当连指导员。

袁裕（即袁国平），时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1939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牺牲于皖南事变中。

    十二月十日的晚上，接到上级通知：决定明晨二时半举行起义；做好战斗准备，教导团的枪声一响，就迅速攻占指定的阵地。

    十二月十一日晨，二时半，从四标营教导团发出了第一枪。发光的子弹划破了被白色恐怖笼罩了八个月的长空，在南中国举起了不倒的红旗。

    听到枪声，即按命令将宣布起义，将三个连集合在一起，逮捕了反动军官，并且告诉大家，从今以后，这个团就是工农革命军了，士兵们非常高兴，自动撕下青天白日帽徽，挂上红色识别带，投入战斗。

    我父亲带一个连警卫东堤。他看到马路上到处是挂红带子、背着枪的工人，到处是红旗和红布标语。白色恐怖的广州，一下子变成了红色的大海。

    第二天，教导团奉命调到永汉北路，部队驻扎财政厅里，指挥所设在太平馆楼上。广州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可是两天过去了，他们听到远处枪声逐渐激烈起来，而且越来越近。父亲感到情况不对，跑到总指挥部去打听消息，恰巧遇到了恽代英同志。

    恽代英同志对他说，敌人从四面压来，攻得很猛，而我们的后备力量薄弱，如果坚守广州，会造成更大损失。最后，他明确指示：“万一非撤不可，你们可以向北退，再转到东江去，与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赤卫军和红二师会合，继续斗争。”

恽代英烈士遗像

    十二月十三日，情况更加恶化。从外面赶来的反动军队占领广州大部市区。工农革命军不得不向东撤退，与教导团几百人的大队汇合在一起，并肩前进。

    工农革命军攻占了花县。在那里进行整编，命名为红四师。师长是父亲在广州认识的叶镛。后来红四师进驻了海丰城，受到彭湃家乡的农民群众敲锣打鼓的欢迎。

工农革命军红四师师长叶镛

    新年前夕的海丰城，到处刷得鲜红。街道都以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革命家的名字命名。四处赶来的农民敲着锣鼓，捧着水果，簇拥在大街上欢迎自己的队伍。革命的新气象，人民的热情，一下子赶走了同志们长期行军作战所积累下来的疲惫。

    当晚，东江革命委员会与海丰工农兵苏维族政府在红宫（即原来的文庙）举行欢迎革命军的大会。仪式十分隆重，军乐队奏起《国际歌》。有人告诉我父亲，这个乐队参加过八一起义，是贺龙同志部队的。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海陆丰农民领袖彭湃烈士

    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声音洪亮，用流利的普通话，把目前形势和革命远景，说得十分生动，令人兴奋。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引起大家情不自禁的欢呼、鼓掌。讲着讲着，他向大家发问：“我们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敌人要是派成千上万的军队进攻我们，能不能把它打败呢？”

    台下答应：“能打败它！”

    彭湃同志接着说：“当然能打败它。过去我们帮助革命军打败了叛变孙中山的陈炯明。现在又打败了东江万恶的地主杨作梅等的民团、保安队，夺下海丰城。以后，就算是敌人来一万人，我们海陆丰有一百万英雄的人民，两个拼一个，牺牲两万人就把敌人拼光了。再说，我们是为工农兵自己的利益而战，团结一致，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而敌人的士兵是被迫为军阀、地主的利益打仗，谁愿拼命呢?因此，我们一定能胜利，敌人一定要灭亡。……”

    可是，敌人却集中了十倍于我的兵力，分路大举进攻苏区。红二师在海丰苦战七日，终因兵力不足，弹药缺乏，不得不杀出重围，撤向普宁地区寻找红四师，以便配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