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印制的《农民运动》

邓演达

邓演达主持一干会议（油画）

黄埔军校旧址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陈列室

    邓演达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和爱国主义者，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忠实追随者，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人。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始终是邓演达关注的主题。而在这其中，农民革命武装的建设更是邓演达高度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以平民革命理论指导其革命生涯的邓演达，对于农民革命武装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邓演达为何高度重视农民革命武装建设作初步探讨。

    一、邓演达是平民革命理论的坚持者和践行者

    邓演达本身就来自农村，深知农民的疾苦。邓演达，1895年3月1日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今惠州市惠阳区）永湖乡永湖村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其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是清朝秀才，先后在惠阳、惠州等地学堂任职。邓演达生长在农村，自幼就参加农业劳动，对地主的残暴和农民的贫困有深切了解，耳濡目染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受清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深切体会到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这对他后来平民革命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深的孕育作用。1911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后就参加了姚雨平等革命党的反清活动，作为交通员，到广州、佛山一带为革命党人传递文件。自此，邓演达从一个深知农民疾苦的农民变成了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者。1926年6月，邓演达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此后，为了研究农民问题，1927年初，邓演达亲自领导在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等为委员或者常委，在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目前农民问题实在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927年2月上旬到3月下旬，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五次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的常委会议，并两次聘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尔后还公推毛泽东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不久，邓演达、徐谦、毛泽东、谭平山等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具体研究怎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邓演达把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平民革命的核心问题，科学地理解为它实质就是农民革命论。他认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最大部分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他还阐明，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就是平民革命，在经济上就是民生主义，农民革命实际上就是三民主义革命。身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深谙中国国情的邓演达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失败的。”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告诫人们：“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正因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所以邓演达以其超前的眼光明确指出：“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必然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在邓演达的主持下，当年的中央农民部工作有了起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开辟了新的局面。他后来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自己任所长，任命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工作（实际工作由毛泽东主持）。纵观邓演达当年对整个农民运动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所言：“大革命时代作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指出：“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农民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意见一致’。”

    这些都是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的内容所在，他的平民革命理论充分体现了他所追求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大众的平民的政权。也正是平民革命理论，为邓演达力推农民革命武装建设打下了深厚思想基础。

    二、邓演达长期以军人身份参加革命斗争

    从历史来看，邓演达自190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后，其实就已经是军人身份了，一直到1931年牺牲，邓演达的短暂的革命生涯，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军人身份参与的。长期参加军事斗争，对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又有了极为丰富的实践和拓展，对邓演达高度重视农民革命武装建设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12年，只有17岁的邓演达又离开姚雨平率领的部队，返回广东，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一年后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邓演达精神振奋，立即参加了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任第三连连长，积极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1914年，19岁的邓演达又靠进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继续攻读军事。1915年，20岁的邓演达从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毕业，后派往部队见习。1916年，21岁的邓演达在部队实习期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西北边防军见习。2020年，25岁的邓演达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先后任宪兵连连长、督战队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军官教育班班主任。1921年，26岁的邓演达调任1师工兵营营长，曾陪同徐树铮与孙中山会晤，其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得孙中山嘉许。自此，邓演达的军旅生涯进入了快速生长期。其后，邓演达参与了反陈（公开叛乱反对孙中山的陈炯明）斗争，立下汗马功劳，孙中山授邓演达为少将衔参军。

    1924年，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一大”于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并努力贯彻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建议支持下，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校，任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费、军医5部，推定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等人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课，任29岁的邓演达为团长职务，团长职务在校长之下，为了专心搞好军校工作，邓演达辞去了1师3团团长职务。1926年1月，国民党“2大”在广州召开，31岁的邓演达从国外赶回参加大会，当选为本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后复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同年2月，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邓演达等7人被任命为改组筹备委员。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分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为不满蒋介石的所为，遭蒋介石记恨排挤。4月，坚定奉行孙中山革命政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立场的邓演达被蒋介石解雇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192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着手筹建总政治部。在北伐中，邓演达曾经常在前线参与军事指挥工作，还曾多次亲自率领部队参与战斗。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邓演达的翻译纪德甫不幸中弹阵亡，邓演达本人的马被敌人流弹打死，身上的军服也被打穿10洞，所幸邓演达本人无恙。同年10月，由于总司令部率部移师江西，决定于汉口设行营，邓演达兼任行营主任。1927年，32岁的邓演达被委任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代理校长。同年3月，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农民部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3月21日，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

    从14岁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学习，到32岁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经历了复杂而又特殊的戎马生涯，在此过程中，邓演达愈发认识到革命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仅必须依靠农民，而且必须武装农民。他一方面希望通过军事学校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一方面希望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在北伐军攻下武昌后，邓演达立即通知前方各军将缴获的枪械拨出一部分给各省农运会，以便组织农民自卫军。1927年3月27日，邓演达在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上作报告，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在制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1927年4月至7月工资计划时，邓演达把“速办农民自卫军，并涉法武装农民”作为一项工作列入，提出要把农民武装起来去作切实的斗争，在农民还没有建立武装的地方，要去宣传组织，争取“各县农民都要武装起来。”

    三、邓演达经历了极其残酷的革命斗争过程

    邓演达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经历残酷的斗争过程，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分子的疯狂屠杀，在此过程中，邓演达本人也被反革命集团列入了“危险人物”予以迫害、打击。面对血淋淋的残酷革命斗争，使邓演达更加坚定了要把农民武装起来、让农民武装革命的理念。本文选取几次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一介绍、分析。

    一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分革命的中山舰事件，邓演达极为不满蒋介石的所为，遭蒋介石记恨排挤。4月，坚定奉行孙中山革命政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立场的邓演达被蒋介石解雇调离黄埔军校，到潮州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

    二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及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邓演达、恽代英等领导下，举行反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运动周，派出宣传队向市民举行宣传活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斥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宣布开除其党籍及撤销本兼各职，并下令逮捕严惩。

    三是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斥责汪精卫一伙无耻叛变革命。1927年7月13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大肆逮捕杀害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受汪精卫集团操纵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由陈公博、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长的职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化妆成检查电线的工人，辗转前往莫斯科。

    面对反革命集团的一次又一次杀戮，面对工农群众惨遭屠杀，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邓演达更加充分认识到，农民武装是农民运动的重要支柱、农民武装对农民运动的极其重要性。于是，他在此过程中，帮助农民夺取政权，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中，格外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由于邓演达在农民运动中提出的政策方针颇得人心，有力的推动了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是大革命时期的一大亮点。1927年2月17日，邓演达在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性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写的代论《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一文中，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农民积极要求推翻封建经济的基础，取得政治上乡村的自治权，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农民自卫军，打倒榨取压迫农民的官僚、军队、土豪劣绅… …”

    1927年，第二次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兼组织科长。邓演达与毛泽东等出席了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前方工作。尽管二次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枪支弹药并不充裕，但邓演达仍然提议，“由中央指定委员会，将每月所制出之枪支交已觉悟农民。”在邓演达看来，“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之确实的保障。”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在这过程中培训的农民运动干部成为了革命的火种，为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成区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为标志进一步加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力度，当年农民运动的开展如同野火春风一样燃遍了湘、鄂、楚、豫等中原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