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父亲对他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他讲道，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泽东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苏区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批评中央苏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因此，在苏区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的争论”。父亲说，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及主张开辟闽浙赣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权力领导前方军事”，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而我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他们对我发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即被博古等人认为“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1938年到莫斯科及1940年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的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思想方法”。

    毛泽东对父亲那一段的评价则是“功大于过”。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毛泽东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人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1934年“左”倾路线错误。还提醒大家，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湖北省黎民红文化交流中心摘自任远志著：《我的父亲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