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不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具有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称谓，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可以说无论是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或是社会主义建设，他都有着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而他对于工作谨慎认真、鞠躬尽瘁的形象也都深深印在人们心中。目前在学术界，对于周恩来工作方面的研究多是政治工作、外交工作等等，而忽视了他做出这些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色的宣传工作，而抗战时期作为民族救亡、党壮大力量的一个分水岭，周恩来的宣传工作更应当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除此之外，我国历代国家领导人也都强调重视宣传工作，比如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宣传工作原则等，因此，本文对抗战阶段周恩来的宣传工作及贡献进行研究，以此来说明周恩来抗战期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一、与新闻业的不解之缘

    周恩来出生在20世纪内忧外患的时代，自幼饱览《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在他年少时，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他目睹了中国的现实，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3年进入南开中学之后，他便开始了第一份新闻业工作一校刊《敬业》的编辑与发表;后来又负责主编南开校刊《校风》，期间已经建立对报刊管理的经验，他认为校对、出版等掌管着报刊的“生死之权”。自此他始终都在经营着新闻宣传事业，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新闻理念，从留学日本到回国，从最初发表文章积累到后来担任报纸杂志主要编辑，他为今后革命事业做着准备。1919年从远洋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等的主编，致力于抨击黑暗统治的反动政府，宣传革命思想与危难意识，北京《晨报》曾评论《会报》办的很有价值”;后又至法国等地留学，接受来自当地报刊《益世报》的邀约，时时报道国外重大事件,向国内读者介绍同时代国外的局势;之后，周恩来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进一步致力于革命事业，而且先后创办《赤光》杂志、《向导》周报等等，不断向黑暗统治发起挑战，以文字的力量鼓舞人民站起来抗争，在当时知识分子内部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二、周恩来的文艺工作

     (一)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一直是亦敌亦友的状态， 共产党担负着不断巩固统一战线的职责, 此时的周恩来敏锐的觉察到国民党方专注于国统区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加强，而没有重视到文艺工作是民族解放事业中一条重要及必要的战线”。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文艺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将号召文艺工作者聚集起来共同加入抗日救亡的部队，利用文艺宣传来辅助前方的军队。原本“五四”新文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帝反封建，在战火纷飞的时期文艺界更是认识到团结御敌的重要性,迫切期望建立文艺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审时度势，以独到的眼光将看似寻常的文艺工作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不仅顺应当时抗战局势的演变，而且符合共产党始终强调的“停止抗战，争取民主”的原则。可以说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争民主，求解放”的高呼声中，周恩来的指导对于一批又一批文艺界人士展开文艺工作提供了思想帮助，他将文艺工作与抗战及共产党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以他自身独特的魅力与宣传领导艺术使得文艺界人士共同扛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让各种文艺团体在抗战期朝气蓬勃。

    (二)周恩来与文艺运动

    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足有半个世纪之久，可以说他的日常工作与文艺运动密不可分，尤其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尽快将文艺界力量投入大后方阵线中，周恩来发动了大量的文艺运动，使得分散在北京、上海等地活动的文艺工作者集中到当时大后方中心城市武汉。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周恩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全国性文艺抗敌组织，他秉承着民主原则将筹备工作交给党相关方面的人员进行，同时他又秉承着“举轻若重”工作方法与精神境界，提出这一过程中既要强调“包括各方面力量”又点明“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不可在其中只重视“联合”而忽视“主体”，由此也可见周恩来始终保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工作态度”，不仅利于抗日工作推行，还利于共产党打破国民党有力统治及历史的周期性。

    在周恩来热心且细心的帮助下，1938年3 月27日全国文协正式在汉口成立，当天他被推选为名誉理事并代表讲话，参加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属于各个派别比如党文艺工作者、国民党文学作家等等，可以说文协的成立意味着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它后来所领导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通俗文艺运动以及其会刊《抗战文艺》等促成了抗战期间文艺创作的繁荣景象。在下乡入伍的运动中，创作者们将眼界扩展到了民间，大量的街头诗词、通俗小说、改编的时代剧等都纷纷涌现出来，无论它们的质量好坏，它们都以文化宣传的形式进入百姓家中并且极大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新华日报》就曾在社论中谈到文协是“在极端困难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坚定地领导了全国文艺作家”,并指出:“该协会的成立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文艺发展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给予了文协高度的评价。

    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下，文化界正在以一种团结向上的姿态挥舞着抗日救亡的旗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当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伴随着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方采取了消极应对甚至打压共产党的做法,在文化方面他们推崇的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做法，在各方面开始进行文化定量收缩，比如成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等机构，在省县都设立了新闻检查部，在此期间有陆续颁布了各种审查规定与须知，借此严格控制文艺工作。据统计，1938年到1943年间查禁的书刊就有2、3000种，1942年7月1 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宣传部长、文协的发起人张道藩发表了《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其中多处存在模糊不清的政策及矛盾，以六不为及五要为的代表观点体现了当局的文化收缩政策。除此之外，在戏剧、小说、诗歌等各方面收到国民党的压制，文艺工作者被分散到全国各地，创作也四处碰壁，如同茅盾所说的:“思有所写作而动辄触犯禁忌，思欲深入社会以充实生活，则障壁重重，处处遇鬼打墙。”

    在巨大的压力下，周恩来进行了据理力争、张弛有度的反击战，他亲自于《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发表抗战文章,传递了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念并借此批判国民党方面反革命反团结的诡计，同时他也通过大量的简短有力的题词向文艺工作者传递力量，比如在1938年及1940年鲁迅逝世纪念日中，他一方面在武汉参加了全国文协纪念鲁迅的代表讲话，作为在当时文艺界威信颇高的文艺者，周恩来十分重视鲁迅的纪念活动，他在讲话时说到鲁迅的一生律己严、任敌清等，这就相当于在告诫文艺者们要分清国民党反革命的一面，分清敌友。另一方面他在《新华日报》上为鲁迅题词道：鲁迅先生的伟大在于他为真理正义而顽强奋进同时他预见与坚信有光明的未来，并鼓励大家支持这种鲁迅式精神。在1939年3月他在安徽新村观看战地话剧演出时受到剧场人员的邀请写下“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的词句，其目的就是增强文艺界对于抗战事业的胜利信念，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为了加强与文艺界的交流，团结文艺界抗日统-战线，周恩来还有自己独特的交往方式即以朋友的身份相处，尽管周恩来在党内工作中可能是比较严肃的领导者，但是在文艺界中，无论是鲁迅、郭沫若等名家还是新星,他始终保持朋友的姿态与他们相处，十分随和，是他们的知心人，文艺界大家冰心先生就曾说过:周恩来是从古至今赋予爱和接受爱都是最多的人。可以说，周恩来将与文艺者交朋友这一工作理念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也只有他的这种平等交流无等级的方式，才能在抗战时期将文艺界统一战线延续下去，才可以将文艺爱国者凝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