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自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勇斗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的精神共赴国难，用生命的热诚谱写了中华历史上抵御外侮的光辉篇章。

    壮丽的鲁家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市西南地区，东西北三面环山，南临丰润，西接玉田，处于丰玉遵三县交界地带，曾是著名的冀东抗日根据地之一。1927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是冀东地区遵化市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

    1938年，冀东地区早期党组织领导人李运昌、洪麟阁曾在鲁家峪酝酿冀东抗日大暴动，拉出了一支160多骨干组成的暴动队伍。1939年冬，李运昌、包森、焦若愚、吴德、徐志等人在鲁家峪领导冀东地区抗日工作，并建立了抗日领导机关。冀东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电台、报社、党校、丰玉遵三县联合县政府、冀东行署等都先后设在这里，它被誉为冀东抗战时期的“小延安”。

    革命老区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建立的。1940年1月冀东党委分委阁老湾会议以后，由李运昌、徐志、耿玉辉率部在鲁家峪开展抗日游击战，并正式确定鲁家峪为冀东中部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后，抗日活动就以此为中心向四处扩展。它不仅成为冀东中部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重心，而且把盘山、腰带山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三个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互相配合的战略局面，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阵地和联系两块根据地的重要枢纽，也是后来全国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

    鲁家峪还是当年冀东抗日的大本营。在这里，我军曾经先后建立起野战医院、兵工厂、炸弹厂、被服厂、电台、报社、党校、染厂和军械、军需、粮食等各种仓库，制造了大量的手榴弹，修造了大量的枪支和火炮，缝制了大量的被服、鞋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

    冀东抗战的号角—《救国报》，在这里诞生；冀东战地之花—尖兵剧社，在这里问世；冀东抗日兵工厂在这里生产。

    冀东军分区和他的部队主要活动在该地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和他率领的让日寇闻风丧胆十三团，建立了赫赫战功，有四十多场战斗载入冀东史册，特别是活捉了日本驻遵化的宪兵队长赤本，并在长城脚下用斧子砍死了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事后得知赤本被处决，日寇曾托人给包森将军捎信，妄想用10挺机关枪和20箱子子弹换回赤本的尸体，并询问我方还有何条件，识破了这不过是敌人的缓兵之计，将军掷地有声地回答：告诉小日本，我只有两条件，第一条是让日本鬼子放下武器，就地投降；第二条是让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此举给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以迎头痛击，惊动了日本国内，惊动了世界。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与日伪满州队匪徒在遵化北长城脚下的野瓠山一带遭遇，威震敌胆的包森将军不幸胸部中弹牺牲，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年仅31岁的生命。

    这里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与残暴的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鲁家峪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年初到1942年年底，日寇先后7次火烧鲁家峪，杀害抗日军民1200多人，烧毁房屋6000余间，粮食和生活用品损失不计其数，制造了惊骇冀东乃至全国的“鲁家峪大惨案”

    1942年旧历3月2日下午2点，由于叛徒告密，在日酋117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亲自指挥下，驻扎于河北省丰润县、遵化县的佐佐木、米谷、中居、大藤了、渡边、安本、楠木、小泽等部1000多日伪军包围了鲁家峪，将全村群众驱赶到附近小河虫王庙前，四周架起了机枪，男青壮年被集中到一处。敌人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查看，复用石块抛打。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冻僵了跌倒在地。日伪军从人群中拉出24人，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村干部，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日伪军举着火把烧掉了民房1900多间，烧死、熏死、打死我军民220人，轻重烧伤者无数，抢夺、烧毁食粮200多万斤、农具被焚一空，前后16天时间，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这一年二至六月间，每隔三五日，以上日寇就从各自据点出发，对鲁家峪施以兽性烧杀，并被划为无人区达一年之久。鲁家峪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

    鲁家峪人民是不会被日伪的残暴所吓倒的。他们紧紧依靠八路军、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他们从消灭土匪，锄奸反特，打击镇压反动分子，清除地痞流氓入手，安定社会秩序，同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建立青年保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培养抗日骨干力量，形成了“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的全民抗战新局面，用生命和鲜血守卫着这个华北“小延安”，正所谓惊天地、泣鬼神。

    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抗日根据地，都不是长期稳固的，只是流动的反复“拉锯式”根据地，成为部队休整的隐蔽地。而领导机关则长期随军游击活动，形成“背包里的政府”“马背上的司令部”。当敌人大举进攻时，我军转移到敌人外线，化整为零，开展活动。条件成熟时集中兵力吃掉敌人的一部，敌人抓不到我军的规律。1941年2月，冀东军分区以“为烈士报仇，为保卫家乡，为保卫基本区而战”为号召发起打“治安军”战役，历时53天，著名的四十里铺伏击战，东双成攻坚战，刘备寨歼灭战，果河沿围歼战—共歼敌5000多人，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一寸河山一寸血，山林永远唱大风。在鲁家峪抗日根据地涌现了无数的抗日英雄：抗日名将包森最负胜名，大人小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革命志士洪麟阁被日伪重兵，在突围无望的生命最后时刻撕下一块树皮，咬破手指写下“还我河山”四字，朝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壮烈殉国，年仅38岁；刘诚光在甲山战斗中为掩护战友，在子弹打光之后，闯入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仇敌同归于尽。甲山战斗中200多名抗日健儿用生命、热血捍卫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辛玉芬是鲁家峪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在抗战中她照顾过的伤病员就达200多人；其中有18名伤病员隐藏在山洞里，叛徒领着日伪找到了山洞，这18名伤员不幸都牺牲了。辛玉芬一家为18名英烈守灵70余年，谱写了一首老百姓热爱人民子弟兵的无悔赞歌。

    “红色精神”成为了鲁家峪老区发展的脊梁骨。为缅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丰功伟绩，继承先烈的遗志，传承先烈的红色基因，如今的鲁家峪已建成了鲁家峪抗日纪念馆、纪念碑、文物室，恢复了司令部、政治部、冀东八路军无名烈士墓群、鸡冠山烈士洞、十一英烈井、后方医院等诸多抗战遗址，以教育后人，永远铭记那个年代为抗战英勇牺牲的英烈们。

    革命精神促进生产力发展。鲁家峪村现有820户、2664口人。现有耕地4200亩，其中果园3000多亩，主要种植红果和柿子。革命老区乡亲们用活山沟里的天然优势，把老一代共产党员的战斗精神化为艰苦奋斗的动力，种植绿色蔬菜，建优质果园，搞山地养殖，做有机食品深入加工。年产红果300万斤，柿子近百万斤。红果和磨盘柿享誉京津，“天然”牌磨盘柿畅销东北三省，并打入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市场。鲁家峪村的养殖业很红火，在遵化境内鲁家峪村的养殖业排在前列。目前，全村年产出栏仔猪2.2万头，出栏肥猪1.1万头现在鲁家峪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干得好的户，户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几万元，农家的生活拥有着光明的前景。

    理想信念是追求幸福的硬指标。他们相信实干才有出路。作为革命老区，鲁家峪曾经非常贫穷，有的自然村曾因严重缺水差点被搬迁。乡亲们想尽办法满山遍野找水。在打了11口干眼井后，终于打出了优质水井，实现了守护这片热土的梦想。他们将这里的沟沟壑壑、一草一木，老房子、老院落，看作是“精神圣地”。他们说：“生活在这片无数抗日英雄用热血生命保卫过的沃土上，日子虽说比不上城里人，可自豪感、幸福感可不比城里人差。”

    鉴往事，知来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事业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弘扬抗战精神，鲁家峪创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年，唐山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成功，南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0余所院校在此设立了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既然是革命老区，依托红色资源，鲁家峪也正在考虑着怎样继续发展“红绿”两色资源，让革命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保存下来，传播出去；同时，以此拉动革命老区经济的发展。

    处在大山深处的鲁家峪老区人，亲历共产党从为人民打江山到民为权所用、发展为民的历史进程，打心眼里铸牢了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崇高政治信念，认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被历史认准的康庄大道。他们把“四个自信”落实到行动上。他们丝豪不为发展底子薄弱所困惑，不为远离市场优势所浮躁，不超“近路”，不踩“底线”，而是以革命精神相激励，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开创出符合自己实际的奔小康之路。这就是鲁家峪伟大的抗战精神。矢志革命，舍己为国，不屈不挠，敢于胜利，这就是鲁家峪抗战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处在群山怀抱的素有九沟十八峪之称的老区人民，正将英雄前辈浴血抗战的崇高精神融入血脉，以党的“初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村的思想之本、动力之源，让这里的13个自然村都达到了“小康”目标，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展示了新时期老区全面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伫立在鲁家峪这座“精神高地”，回首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为民族解放的慷慨壮烈，凝视新时期鲁家峪人激情满满奔小康的豪迈情怀，我们感悟了一个民族全面发展所要企及的核心价值所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标未来。处在全面奔小康的奋进时代，如何深入而不肤浅地，扎实而不虚化地为经济发展植入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让经济发展的巨轮始终保有革命理想信念的领航标，这在市场经济发的历程中，是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