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红中网看到刊发王缵绪将军川中善举文，感人肺腑，令人敬佩！就抗战时期禁烟事项却未曾展开。为搞清历史，作者询查大量民国史料，对此作以补充。据史料记载，自1928年7月蒋介石功成北伐，10月10日他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主张在军事方面，应该裁减四川地方武力，原定之军队编制不得再任意扩张，蜀省境内原来设立兵工厂，一律停办。蒋虽下令组织「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但四川仍处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蒋对四川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国民政府中央力量进不了四川。四川军阀形式上响应革命，如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他们虽然改挂青天白日旗，但他们独霸四川的野心丝毫未变。从1928年易帜到1934年四川军阀依然固守自己的防区制，实际上就是省内大小军阀，各自划定势力和利益范围。军阀在各自的地盘内，不但有自己军队，发行区域通行自己的货币，还有自己的兵工厂，更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征税，刮地皮。曾经的四川省内就有20年军阀混战，各自争打下的势力范围区制内完全是独立王国，各自为土皇帝。当初尤以刘湘与刘文辉为首带头反蒋入川最是强烈。不料1934年冬，中共红军进入四川边界，刘氏一族与红军发生战斗冲突。刘湘只好到南京求见老蒋示好求助，但老蒋的条件是国民党当局改组四川省政府，并于1935年2月很不情愿的任了刘湘省主席。

    于是，老蒋第一次到四川是1935年3月入川至前线督军，视察剿共前线战况。而蒋第一次在重庆发表演讲称：“此次入川除督剿匪外，首以解除四川同胞之痛苦为唯一目的。要竭尽全力协助四川省政府建设四川，解除四川同胞痛苦，一方面也要使全川军队，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促进团结，共同一致为国家民族尽到军人保国卫民天职。”这年老蒋在川停留时间达半年之久，首先是赶出共军之后，借剿共之便，招安川内军阀势力要归顺南京政府。但老蒋乃抓住刘湘贪欲之心，帮他实现多年未能成就“四川王”的梦想，助他打破四川军阀之间樊篱分明的防区，名义上暂归他的名下后，在川内大肆整顿川军。可老蒋花去半年时光，也未完成所谓的“川军国家化”的目的。相反，刘湘借此权力与老蒋抗衡，反蒋入川。当日军入侵时，为对付外侵，则是川军将领王缵绪对抗刘湘，便极力号召与动员川系各个派系首脑，反对刘湘之狭义思想，使各首脑先由反对转为支持。最终是靠王缵绪襄助國民政府顺利入川，他功不可没！

    当刘湘去世后，王缵绪是在中日战场被四川各派首脑与广军民推举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军管区总司令和四川保安总司令。是掌握抗战初期军政的双重权力，因其推出系列新政乃挽救日久积弊弥深的川局现状。因他急于抗战救国，力求强军，整治官吏，以及严禁烟毒等等行之有效手段，而完成了种种政绩，使其抗战后方及陪都各项工作都沿着他的计划，归入到了战时需要的正轨道上。

    不久，日军强攻四川时，为抵制日军入川，由省主席王缵绪主动请缨出战，为保住四川大屏障，则效命战场数年。在中日大战中，他曾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屡挫日军，威镇敌胆。是国民政府正式授予川军将领唯一指挥过，三大最主要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他挥军力拒日寇四川之外，使其四川陪都及整个大后方安然无恙。无论是军政两方面，王缵绪作为川军领军人，他带领着全川军民为抗日战略的大后方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王缵绪上将成为矢志抗日、战功卓著的抗战名将。

    经查证得出：王缵绪上将他从事40多年军政任期中，务实、清廉、是极其有为的行政高官。曾在军阀时期，他就关注民生、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乃是被公认的一名儒将。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王缵绪上将不仅擅长政务，又是极其少有的善于率军打仗，重视实业，乃至“造福一方”最有作为的川军领将。经抗战八年的艰苦奋斗历程，其不愧是全国民众最为敬仰的抗日英雄。

    例如：“早在1920年王缵绪任川南道尹，他力行“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推促新文化运动，改革川南师范学校，聘请恽代英等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了恽代英编著的《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于1924年王缵绪任成都市政公所督办时，他着手建立了春熙路，曾在大街上建汽车站和公共厕所；并实施义务教育，创办了徒弟补习学校，号令成都各商店学徒入学；还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创办通俗教馆，修建诸多公共体育场，他举办了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因王缵绪主政业绩昭著，广大民众在少城公园立碑记载他的功德（文革被毁）。又于1926年王缵绪任陆军16师师长驻守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仅三年期间，他推行新文化教育，聘请北大、北师大和有留洋经历的新式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倡导半工半读以方便贫穷子弟上学，修建体育场、公园、图书馆等公益设施；并建成资中至内江的60公里公路，创下成渝公路首通车路段。

    1937年七七事变，由王缵绪将领率军出川奔赴前线抗战，由川鄂大道东下，增援平汉铁路沿线，取得首战大捷，因其阻断铁路交通，为台儿庄战役获得胜利，乃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初期的中国，渐入逆境的步入灾难深重时。面对强敌，由省主席王缵绪向全川推出各项救国方略，一直实行到国民政府败至台湾。乃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充满惊天地、泣鬼神的抗争中，四川的烟毒也十分猖獗的侵入到社会与军队。时任四川省党政军双重权力的王缵绪主席，则兼任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要职，隶属于行政院。

    省主席王缵绪在管理四川省禁烟毫不留情，该任内设立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统领四川省市县各级禁烟机构，整合党政军宪警及民间力量，严铲烟苗，扫荡烟馆，重罚烟犯。可当时不下重手不行，乃抗战之需，一些地方军队官兵形像憔悴，体格羸弱，精神颓丧，驯至百事废弛者，实以烟毒之普遍蔓延，为斲丧元气之主因。此患不除，任何设施，均无裨益。王主席非常清楚，四川烟毒泛滥，与地方军阀及官僚有密切关联，他警告四川军人及地方官僚们说：“无论中央地方，决不以禁烟收入之分文，为财政之抵补，所有征存对禁政执行不力者，必依法严办，不稍宽贷。至于军人职责，首在保国卫民，必须知烟毒流传，足使种族绝灭，如有军队官兵，包运烟土，私行贩卖，皆当认为首恶，惩其上官。并已授权各清剿部队，执行区内肃清烟毒之职责。务期军政社会，一体协作，绝此戕贼川民之大患，雪我民族国家之奇耻。”

    由省主席禁烟宗旨是：“肃清私土，绝毒禁种。”以禁种而言，川西、川南边区各县，山路险巇，政令难申，少数不良驻军与莠民土劣勾结徇私，以致偷种或抗铲事件，不绝如缕；在禁吸方面，流动烟民调验稽查不易，豪绅巨室则恃势偷吸，禁不胜禁。凡此种种，似为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厉行烟禁的极大挑战。溯查历年来四川军阀的防区之争，大多是为了争夺鸦片利益所引起，欲谈禁烟，自非打倒些军阀不可。并且严重伤害到地方权势军阀人员。

    王缵绪主席处理问题包括：(1)、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的设立背景为何？(2)、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的组织编制极为庞大，其各级职员何以未获铨审存记，症结何在？(3)、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的经费编制和运用，有何特色？(4)、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强制排除禁烟障碍，何以仍「未竟全功」？乃在民国28年、29年禁绝烟毒限期内，施行办法以禁绝种烟及肃清存土两项工作为第一考成，如有敷衍塞责办理不力者，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得将该县长一面撤职，一面咨请四川省政府再另委贤。厉行四川省各市县的禁种事宜，特成立四川省查禁种烟督察团。四川省查禁种烟督察团，分10组进行监查，前身为四川省禁种考察团，该考察团分设8组，各组团员到达各县后在「查勘时如发现烟苗，应督同保甲人员，勒令就地铲除，改种粮食，如有聚众抗铲情事，得会同地方主管机关或电请调遣军队团警督铲，并严拿首要依法惩治。」该团成立之时，曾呈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赋予四项特权：(1)、指挥本省并调遣邻省保安团队。(2)、调遣驻防军队。(3)、审判并执行抗铲案件。(4)、撤惩各级军政人员。

    王主席在四川省查禁种烟督察团组设立时，以「查禁种烟督察团组织简则」所规定之职权，不足以应付四川省之特殊环境，故请仍照旧例，赋予特权三项：(1)、指挥本省并调遣邻省保安团队。(2)、审判并执行抗铲案件。(3)、撤惩各级军政人员。

    于民国29年7月21日，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为肃清成都市烟毒、红灯烟馆，特联合成都市政府、警察局、宪兵团、警备部、疏散指挥部、绥署稽查处、督办公署纠察室等机关人员，成立军警宪政联合肃清成都市烟毒查缉处，分设总务、查缉、军法三组，并划分全市为五区，分设五查缉队，外东区由绥署稽查处负责，东区由宪兵团负责，北区由警备部负责，南区由成都市政府负责，西区由警察局负责，首在重点查抄各地红灯烟馆。禁售为完成禁政之手段，因此禁售可说是为达到禁种、禁吸之目标的过程中之重要措施。至民国28年全国禁种完成，烟民亦规定于29年6月提前戒绝，采办商与土膏行店无续办必要。先是28年1月10日，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电令各区专署、市县政府，严禁纵容土膏行店私设红灯、包庇私烟馆及庇运私土情事，如再有此类情事发生，一经查觉，或被人告发，悉依照贪污条例从重惩处；各市县政府承办禁烟人员，倘有同样事实，亦必依法严行治罪，且予各该直接主管长官以督饬不严之处分。

    今查证王缵绪的「肃清私存烟土办法大纲」载《国民政府档案》，其中介绍如下：

    自「督办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事宜公署」成立，依照行政院所颁行之「督办肃清私存烟土公署组织规程」规定，由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兼任督办。该署会办及各单位主管人员名单依序为：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任该署会办，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胡次威任第一处长，川康禁烟督察处处长张静愚任第二处长，雷南雷任秘书室主任，赵显曾任军法室主任，何龙庆任纠察室主任。署址设在成都，王主席缵绪其主要职掌：「关于肃清私存烟土之筹划事项」、「关于督饬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各县县长及区联保甲长，清查登记及统收私存烟土之进行事项」及「关于统收私存烟土之验」、「四川省禁烟管理所暂行规则」。

    据统计，民国29年全年四川省的烟民施戒之具体绩效为：(1)、新成立施戒所104所。(2)、临时勒戒所400所。(3)、已登记呈报戒绝烟民595,417人。禁售的成效：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通令全川土膏行店一律于民国28年底撤销，严禁任何人贩运烟土。土膏行店撤销后，只准供给戒烟成药，不准配发土膏，并限烟民提前于29年3月底戒绝，如有烟民逾限未戒者予以严惩。29年度统计：(1)、撤销土膏店4,913家。(2)、撤销土膏行51家。(3)、没收焚毁烟具204,310件。

    在省主席王缵绪兴国强国之策推动下，乃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不容置疑的前瞻性。其领导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机构入逾千人，厉行四川省禁烟运动，确已获致相当成效。因成绩显著，当年战时陪都的广大军民称王缵绪为“四川林则徐”！

    摘自：《四川省政府公报》第62期（民国25年11月11日）。以此理观之，王缵绪上将之所以有这样无所畏惧的气魄推行新政改革，缘于他清廉无欲的精神品格，亦只有自身刚正廉洁，才敢于不畏一切，不怕人言。因此，无论当朝还是后世，攻击之人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诋毁，而在其私德方面都无从指摘。以我看来即便恶评，在潮流之下或许不为人怪，经回首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1937年，王缵绪作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携长子王泽浚率部转战两湖战场，虽在战场升任为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为抵御日寇入川他曾再次率第二十九集团军阻止日寇西进，乃转战皖、鄂、豫、湘、粤省，先后任第五、第六、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却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共四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大洪山反扫荡战役、湖滨战役、豫中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石碑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桂会战等诸多重大战役，大小战斗共计2300余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6万余人。此时，集团军所辖44军和67军前后共20余万官兵，到抗战胜利返川仅存2万余人。该集团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其父子俩也曾经历过命悬一线，但王缵绪以高超灵活的军事指挥了旷日持久中日战争，已顽强坚守住四川屏障，王缵绪以过人的战略战术及显著的优异战果，被全国广大军民以姓氏注册为“大洪山老王推磨”，轰动全国。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为此付出极其惨重代价，其父子俩也曾历经命悬一线，却依然顽强作战不止。战至1944年2月，鉴于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抗倭多年，部队伤亡严重，他曾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上肯请，将原来第二十九集团军（含36个团缩编为第44军，一个军），更让全军上下想不到的是，自辞总司令职位，震惊军事委员会，乃称王缵绪上将是全国整军之表帅！而大肆宣传。后经军委会批准，同意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第67军建制，保留第44军。第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缵绪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注：因当年许多地方部队也仅一军或仅有三师兵力，却也称是集团军总司令的作法相当普遍。因此军事委员会称王缵绪上将为全国整军之表帅！）

    直到抗战胜利，王缵绪拒绝任南京卫戍司令部总司令一职，并要求回川任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坚持为家乡再作贡献。同年9月3日，国民政府要在战时陪都，重庆举行国际盛大的庆祝抗战胜利活动，由最高军事委员会授予，王缵绪总司令担任总指挥，在他的一声号令下将顺利完成，一次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抗战胜利庆祝仪式活动。今载入抗战史册，乃永世难忘！

    可王缵绪作为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纪。因他出川征战多年，即发现原搞烟毒头目才与政府高官沟结，逍遥法外使烟毒又有所泛滥未绝。王缵绪再三严厉强调说：“军队应爱护民众，不得倚势欺压，民众应亲爱军队，不得意外轻视，必使政治与军事相配合，民众和军队为一体，军民合作则胜利可期，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严整军纪军风，一扫放荡萎靡之习，发扬我革命军人高尚优美之武德，以担负卫戍重任。至于烟毒赌博，均是妨碍治安，自应彻底根绝，以除隐患。一俟诸事绪就，即当亲赴各地视事，明密考察，以观成绩。”第二件事，整顿监狱。王缵绪本人烟酒不沾，历来痛恨烟毒，但是他在视察重庆监狱后，下令释放监狱里关押的上千名小烟贩。王总司令气愤的说：“凭藉权力种烟的，利用武装运烟、贩烟的都没罪，全不被判刑，凭啥子这些贩卖吸食的小烟贩就有罪？太不公平了！”其后他还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又迎得全川军民们的称赞！第三件事，清除“四化”。王缵绪总司令说：“贪污化、土匪化、烟毒化、哥老化，这四化几乎要把四川化完了！四川的政治这几年是在进步，然而这四化不除，国家的前途在哪里？”如下为重庆政治协商会址：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治安情况复杂。王总司令明确指示：“要重民主运动，治安当局不拟加以管制，以劝告维持秩序。王缵绪重庆卫戍总司令。”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任武汉行营副主任。

    1947年5月2日，王缵绪上将总司令应蒋委员长电邀南京相见与议事。行前他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

    1948年5月16日，王缵绪上将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缵绪上将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对记者公开表达他对时局担忧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委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5月17日闭幕，王缵绪上将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6月，王缵绪上将被委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6月13日，王缵绪上将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