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6日至17日，当年在延川县插队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与他的医疗队等17位北京知青重回关庄镇举行延川县赤脚医生巡回医疗40周年座谈会，并参观当年的合作医疗站与巡回医疗点送医送药。

    座谈会现场，62名延川赤脚医生与当年医疗队的插队知青、医疗队成员共同畅谈和回顾了延川40年医疗事业发展情况。北京知青孙少瑞播放和讲解了靳之林老师当年为孙立哲及巡回医疗队创作的速写作品及有关资料照片及故事分享。靳之林对当年以孙立哲为代表的北京知青及医疗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予以弘扬，希望现在延川的医生们能以孙立哲等北京知青为榜样，服务好农村百姓。许多发言代表在座谈会上，都讲到了当时救人治病的故事，参会代表都为之落泪。

    当年的全国知青先进典型孙立哲说：“我们以前的老朋友、老赤脚医生还很清晰的记着我们，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感动，我们这些年来碰到困难的时候，在生活碰到艰难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起我们这一段经历，我们感觉到有激励也有感动。我觉得这种感受感觉，这种心情一直是激励着我们几十年，从没有忘怀过。

    我感恩你们给我的友情，感恩你们给我人生体验，感恩你们帮助我建立和巩固人道主义价值观，高兴的看到许多赤脚医生的成长发展，进行对比发现不少地方还是严重的缺医少药。关键是：一、制度，二、人的培养和专业价值的上升，三、希望当年的战友们继续用行动传承发展人道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让生命精彩问心无愧。”

    2007年，阔别29年的孙立哲、第一次重访陕北农村。当年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给村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他，在丰盛的宴席上和他满怀感情地交谈。回顾年轻的孙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的事情，讲述了孙立哲当年治病救命和遭受政治迫害的故事，还有孙立哲用陕西方言敬酒的场面，这一切都既感人又很有揭示意义。

    这次座谈会后，孙立哲及其当年医疗队知青来到他们曾经巡回医疗的文安驿镇、马家沟、康家村、杨家、打则坪、太相寺等医疗点，送医送药。十数名北京知青重回陕北延川，重聚昔日孙立哲传奇缘起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重走40年前巡回医疗时他们一起辗转青天黄土明川远村间携医送药、悬壶济世的路途。北京青年报记者完整随行，一起领受举村乡民执年节欢庆大礼的相迎，一路采访被他们救治过的乡亲、因他们启蒙和带领改变了命运的青年，还有当日用速写、照片记录他们行止的艺术家，他们的陕北房东、北京小学同学、孕育在黄土地在美国长大的子女……

    赤脚医生传奇

    孙立哲1951年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初在陕西省延川县关家庄插队，随后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大利亚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1991年回国创业。现为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万生心语董事长、欧洲法律研究中心医学与法律研究院共同院长、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专业会士。

    “一唱孙立哲，赤脚的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上世纪七十年代风行延安的一句老歌，40年后黄土地上仍有人会唱。只是唱和听过的人都老了，一如“插队下乡”、“赤脚医生”、“知青典范”这样的名词，不少今人听来，遥远恍若隔代；而“北京初中生窑洞中操刀大手术”这样的“剧情”，也实在太过传奇，让人不好思议的程度直逼造神年代那些贻世笑谈。

    孙立哲自己讲：“1969年1月17日，我和清华附中一行人，作为北京知青进了陕西延安地区关家庄村。下乡那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我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祖传的。可其实下乡前学过点儿医的本来是史铁生而不是我。他才是有备而来。”

    下乡前，有的街道、单位组织举办诸如“红医工”之类的培训班，教授针灸和诊治简单的头疼脑热，可能也有让孩子们下乡后能多一点安身立命本领的意思。铁生就参加过这类学习班。他还带来一整套针灸针、药棉之类，到了村里，带着我和曹博、子壮等一起访贫问苦。孙立哲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

    记得刚进村那天，曾有个瘦高的中年农民汉子急切地大声问：“俄玛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他们猜了几个来回，终于把这句陕北话翻译过来：“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难活”这两个字代表“生病”，在这毫无医疗条件的山乡里，生病往往意味着死亡。

    后来才知道，这个农民汉子叫高天亮，是个“二流子”，名声不太好。他们家也真的是穷，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在老太太那窝着。老太太正在发高烧，脸上肿胀着一个红色的鼓包。他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后来女生也参与了。还有一个男生拿出自己的被子给人家盖上。知青们把从家里带来的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鼓包还在。再一问，原来是天生的血管瘤，胎记！

    一周后的一大早，生产队长张国祥推开他们住的窑洞门对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让他去给年轻媳妇看乳房。铁生听了一阵发怔，鼻头泛出了紫色。不但“红医工”培训班没教过，那时十几岁的少年谁见过真人的乳房，想起这两个字都脸红心跳。仅有的一次视觉体验记得是初一结束放暑假的一天，我和史铁生在同学莫京家里看美术书，在一本日文版的《世界美术全集》里，他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美丽的西洋少女从书里站起来，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梨状乳房上点缀着两颗粉红色乳头，丰韵的臀部线条和下身细节毕现，栩栩如生。孙立哲顿时感觉脸上血管贲张，不知所措。偷眼看史铁生，他也是满脸涨得通红，直达耳根。这是一次使他们有犯罪感的阅读记忆。

    铁生脑子来得快，他连忙指着孙立哲对队长说，他行，他会看！于是把孙立哲派去出诊。晚上回到窑洞刚一进门，铁生忙问孙立哲看得怎么样。孙立哲说：队长媳妇生孩子正坐月子，一侧乳房发炎，越肿越大，比对侧的乳房大出一倍以上，皮肤涨得晶亮，用一条宽布带子吊起来，疼得吱哇乱叫，整夜整夜睡不了觉。孙立哲把削铅笔用的旧刮胡子刀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消毒，在肿胀的乳房皮肤上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后来，队长咂着嘴，把院子里的狗唤进窑洞。狗跳上炕，打扫“战场”，把孙立哲不小心洒在炕席上的脓血舔食干净。现在队长婆姨的乳房已经基本不疼了。

    铁生被孙立哲讲的故事唬得半天没合上嘴，鼻头上渗起细汗在油灯下泛出光，连说你小子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孙立哲回答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接着大言不惭放出一句狂言：“今天咱就是外科主任。”这件小事被铁生记在了心里，引用在他的文章“我的轮椅”中：“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2009年，铁生又送给孙立哲一首打油诗，起手是“开始无早晚，坚定不要脸⋯⋯”，骂得孙立哲亲切异常。

    有一件事使孙立哲这个“祖传的”名声更得到“神医”的美誉。那是在打则坪，他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四五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急切地叫孙立哲的名字。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儿媳妇上吊，停止呼吸已经有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拿着烟袋锅子圪蹴在地上抽，正在商量后事。

    孙立哲这是第一次见到死人。先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说过，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就用一根长针，心一横，用力扎进那媳妇的脚底。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里“嗝”的一声。赶紧又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本来就是假死。但一传十十传百，说孙立哲连死人都能一针扎活。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后来成立了合作医疗站，更是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如厕的功夫都没有，甚至一边方便一边还隔着半人高的墙围子问诊开方。

    第一刀就开在自己身上

    按照当时的政策，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1969年4月，关家庄村东头的一排土窑洞里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孙立哲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当时的合作办法是每人每年交3角钱，按人头算。3角钱在当时相当于10个鸡蛋、1.5斤盐，还相当于老婆婆手里颤颤巍巍打开的发黑的手帕和迟疑的目光。这些资金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由生产大队统一支付或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而这些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采取记工分的方式解决，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和口粮分配（一般相当于一个中等劳动力的收入）。有病人就行医，无病人则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还要到田间地头巡诊。

    应该说在清华附中打下的基础让孙立哲养成了学习的习惯和能力，影响了他的一生，后来他一生都没有停过学习。拿着书边学边干，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村里有一位退伍老红军，因为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几十年蹲不能蹲，坐不能坐。孙立哲仔细检查，可以摸得着子弹，但也从没人敢取，让老人受了一辈子罪。那是1969年的夏天，史铁生已病了，队里让孙立哲陪他回北京看病，孙立哲跟史铁生见医院就进，趁人不备偷医疗器械，就是带着一定把这个手术做好的明确目标。那时候一切都是被“需求”推着走的，先有需求，再说怎么办，有什么需求干什么事。所以那次偷的比较集中比较有效。但也不能一次偷太多，多了比较容易被逮着。

    孙立哲的偷窃“经验”来自“文革”中的一次偷书。有一次他和史铁生、陈冲、赵志平百无聊赖地从中关村书店逛到城里，又逛到四道口的教育书店，看到有比较好的书。史铁生自告奋勇要放哨，暗号是看见来人就摸右耳朵，其实他是胆子小，有点风吹草动好先跑。孙立哲偷了一本特别漂亮的高等数学，里面复杂的曲线函数非常吸引人。他看书喜欢背目录，那本书的目录让他至今难忘。可赵志平掖着一本书出来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按照孔乙己的句式说书还要钱啊。女服务员向前一挺说：“废话！”那个年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赵志平把书扔下就跑了。

    把一整套外科器械全都偷出来难度显然比偷书要大得多。当时孙立哲姐姐在酒仙桥医院妇产科，她帮孙立哲联系去外科化验室见习。陈冲、史铁生都帮孙立哲偷东西，不能一次偷，得分别偷，连续偷。在酒仙桥医院一个月，孙立哲把整个那一套程序全都弄清楚了：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管钳分别长什么样。手术器械也基本上凑齐了，还成功地做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

    后来连他妈都被动员起来了。那年春节期间孙立哲第二次回北京，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偷外科手术器械给老红军做手术。这次孙立哲偷了家里的存折，取出钱让他妈帮忙去买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他妈还居然买到了。结果孙立哲家上清华派出所报案挂失，派出所查出有人拿名章取了钱。问他，他说不知道。这件事弄得家里一度非常拮据，让自己一直觉得非常对不起妈妈。

    看会正规医院做手术以后，他开始在动物身上做实验。以前村里劁猪是把猪的睾丸拿出来以后拿锤敲，或者是把睾丸拧掉，这样很容易出血，死亡率比较高。孙立哲就试着拿一根线给它扎住然后再剪掉，就不大出血了。

    动物之后就是拿人实验。村的赤脚医生用人做实验的第一刀是开在自己身上的。冯国发是村的赤脚医生，大家在一起探讨，一起学打结，解剖，看书，但动手能力还不行。孙立哲的后背有一个痣，就让冯国发拿这个练手。他一刀切下去，血就涌出来了。孙立哲让他按照事先的计划继续切，再缝上就应当可以止血。结果这个冯国发在他后背上挖了一个黑窟窿，缝不上了。孙立哲告诉说别慌，赶紧拿所有的纱布往里塞，用最大的力按住，生生按了2个钟头，也没有缝。现在成了一个疤瘌。

    给人开刀还是要有很多技术的。再后来，更多的练习就是在死人身上练。小孩死了是往山里面扔的，他们看死了小孩就偷偷跟着，看扔在哪了。但是这个事口风一定要紧，你把人家小孩拿回来做解剖这是不行的，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你又根本学不会。拉回来后，在窑洞里面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解剖，从头到脚，把人体结构总算都搞清楚了。有了对人体的解剖学基础，他们才把那位老红军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

    在此之前他们的外科手术器械至多是史铁生贡献的刻字工具。他们村的老支书牙疼，满口牙都被蛀坏了，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没有设备，就找了一把知青带来的老虎钳子，带尖的那种。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髓神经的工具，就和铁生商量借了他的刻刀。没想到老支书的牙已经“酥”了，第一次拔牙根断在里面。那时没有麻药，不拔出来会更疼。我对老支书说咱们分3步走，你忍3下疼，第1下是深入，第2下是对位，第3下是拔。孙立哲把位置拿稳后告诉他：我一喊你也大喊，啊。我一拔，他一啊，那个牙根就拔出来了。后来我把木刻刀还给史铁生，他说我不要了你拿走吧。那把木刻刀被我煮过消毒作为牙科工具，从此发锈卷刃再也刻不了字。

    送到城里来不及，于是就直接开颅

    还有一个手术，病人说队长总说我“不受苦”（陕北方言，不好好劳动的意思），你看看我这肚子，给我治好我回去好好干活。孙立哲 一摸硬梆梆的，应该是长了东西。结果打开以后是肾上腺癌。血出的一塌糊涂，整个人几乎是九死一生。孙立哲就到窑洞拿一个输液器，去厕所抽自己的血准备给他输。这时候被李贵真发现了，他一下子就哭了，他说抽我的血。后来蒲冶青也抽了。其实人抽点血没有太大关系的。但那时候他们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觉得血很珍贵。那个手术也是很难做的。结果病人回去以后又劳动了半年，最后还是死了，因为病太严重。可是他把气争回来了，“我确实有病，确实开刀了，我不是偷懒。”

    有一天夜里，他们山对面的关家沟的高吾宁来要求出诊，说是他的孩子高烧病危。孙立哲去了一看，那个小孩大概两三岁，精瘦精瘦的，皮捏起来不会回去，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已经哭不出声音了。这种情况必须输液。孙立哲有盐水，有针管，但是没有输液器。他就把盐水对上青霉素，拿小针扎在血管里面，就用手一点点推。推了大概40多个小时，隔天天亮这个小孩救活了。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因为高浓度的盐水输入过多导致心力衰竭。我又赶紧给他绑住腿减少循环，同时掐住另一条腿，让他回流的血少一点，再给他慢慢喝淡水，最后终于转危为安。

    最惊心动魄的是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年轻姑娘来了。原来，她们修水利挖沟渠，铁锹竖在下面，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往下一跳，铁锹把从肛门进去，又穿透腹壁出来。当时救还是不救，取决于一个价值判断，就是还能不能生娃，不能生娃她爸妈就不让救了，如果还可以生就救。我不听这个，我说救。我把患者的腹部切开，我注意到患者的子宫和一侧卵巢是好的，就把另一侧坏的卵巢切了，保留了这一侧。然后指挥那几个小伙子，前面3个人，后面3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许多年后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3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当时他们的医疗站在老百姓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传染病治好了，各种怪病治好了，这么大的瘤治好了，又不要钱。

    1970年初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接着首批北京干部600余人于1970年5月24日到达延安，共1248名北京干部一直在延安地区工作，最晚的一批直到1975年5月才撤回北京。因为作为农村一线的赤脚医生，既没有执照也没有设备，更没有队伍，正好给那些说孙立哲拿人做实验或非法行医的人授以口实。孙立哲后来的压力来自于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始是公社医院后来是地方医院，从县医院一直到省医院。孙立哲挑战的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和权威性，大家坐在那里吃香喝辣的，不下乡给老百姓看病，不出诊，送上门都不好好看，紧病慢医生。开始就当做一点好事，但后来挑战的是他们的利益和权威性。当时公社住队干部的负责人来找孙立哲谈话，让他不要再给老乡做手术。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有老乡来看病，孙立哲说现在不能看了。当时他眨了两下眼睛，他们就完全明白了，叫了一大群人，“谁说不让看病？谁说不让看病？”就在窑洞外面嚷嚷。

    得到北京干部的认可是1971年4月29日，村支书高凤流的婆姨胃穿孔那次。高凤流的弟弟在几个月以前刚刚得了肠梗阻，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死在送医的路上。当时病人的情况非常危险，肯定经不起几十里山路的颠簸。全村都在议论，支部书记蹲着抽烟一言不发。最后他说你给治吧，死了不怨你。

    这是孙立哲做的第一例大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相对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这时，全村的人都参与进来了。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老乡、知青、高凤流，一大排人拿着烟在那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手术成功了！

    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不能选择的挑战。无论退缩或者失败，都将是职业生涯的终止。这也是孙立哲当赤脚医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孙立哲被当作知青典型就是从这个手术开始的。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孙立哲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

    病人多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老乡依次摆好体位，依次消毒、麻醉、切开，然后由孙立哲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最后由助手依次缝合。有一次在手术过程中送进来一个喉痉挛的孩子，呼吸受阻，小脸都憋紫了。他顺手取出一枚扎腰的手术针扎进孩子的气管，气管太细里面又全是痰。于是又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彭炎给做吸痰处理，使孩子转危为安。

    1972年8月的一天中午，下着小雨。36岁的女患者郝玉英因宫外孕破裂，导致腹腔内大出血，推磨时昏倒在碾台上，送来时已经休克，脉博十分微弱，血压急剧下降。孙立哲准备好几瓶枸橼酸钠、葡萄糖、右旋糖酐，消毒包，针管等，开始了手术。

    腹腔刚一切开，刀刃未离，一股血流喷射而出！患者的血压骤然下降以至全无。没有验血设备，无法检验血型，更没有血源。孙立哲按照预定方案，结扎好破裂的卵巢动脉，让杨柳青和姚建立即用那支事先准备好的大针管，将患者腹腔内的血液，一管一管地清理出来；用枸橼酸纳、器皿、纱布、漏斗对清理出来的一千多毫升血液进行抗凝过滤后，立即把这些珍贵的自体血重新输入病人的血管。于是，已经15分钟听不到的血压，渐渐回升了，慢慢升到60、70⋯⋯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终于转危为安。

    齐家坪有一个产妇生完孩子胎盘出不来，流血不止。把孙立哲叫去以后最大的困惑是对妇女的生殖系统没有解剖学的概念，不知道长什么样。可是人家从老远把他找来又不能说不会。一方面那个产妇流血不止，一方面还有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当时就说要去茅房，到那就翻随身带着的赤脚医生手册，结果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粗糙的示意图，说实在不行就要手法剥离。他就在茅房里看，看完以后就拿定了主意。把手洗干净，用酒精棉花擦完吹干，伸进去一摸，到处都是粘粘糊糊的，不知道哪是哪。他就在脑子里画那个图，然后顺着边捋，左捋一下右捋一下，最后愣是把胎盘给掏出来了，连血带胎盘哗啦一下。很快子宫慢慢收缩，她出血也越来越少了。当时孙立哲高兴极了，看妇科这是头一次啊。

    处理知青中的一些特殊医疗需求也成了他们的工作内容。那个时期的知青们相当苦闷。特别是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更加觉得没什么盼头，失望的情绪在漫延。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不是因为以前的派性。女知青做人流的先后有二三十个。远近村的都有。那时也不会避孕。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上正规医院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她们就来找孙立哲做，他会为她们保密。

    有一次，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一口的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她已是拉着大的抱着小的3个孩子的妈妈。如果不说明，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

    这时外县的疑难杂症病人也纷纷慕名而来。孙立哲有个老邻居叫大牛，他爸爸是清华老教授，有一天从子长县带一个40多岁的妇女来找孙立哲，一检查是子宫脱垂，又是脓又是血，走不了路，又不能看孩子又不能做饭，又不能生小孩，又不能下地劳动。自己没钱治，大医院不敢去；年纪也大了，家里不给治。痛不欲生。大牛当时正在她们那当住队干部，就用自行车把她驮来了。陕北农村妇女生完孩子不坐月子就劳动，又不讲究卫生，所以极易患妇科疾病，腰痛、腹痛、子宫脱垂，却很少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病早期可以治疗的。那时候他们已经有药房了。本来外来人员来治病是要收工本费的，包括手术器械，麻药等费用。孙立哲想办法用她原来的姓名，把岁数写成35岁，按照手术计划生育全报销了。第二天就做切除手术，这个人高高兴兴走回去了，一分钱都没有花。

    人性的回归

    做计划生育手术在医疗站是一项日常工作。孙立哲那时候当县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主管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既是政策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而且还有这个技术给妇女做结扎，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一贴胶布就大功告成。

    男的结扎，先召开三级干部会，下至小队长大队长，上至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参加。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只要是结过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48岁以下的，无一可以例外。

    公社书记有3个女儿没有儿子，被选中第1个手术。一会儿，他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是公社主任，有6个孩子，男女都有。“啊，孙立哲，哦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当时医疗队进到村里，排成一排先唱歌。“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老乡不明就里都围过来看热闹。唱完歌接着就开会，由武装民兵把着现场，二十多家一家一家过，不做完不让走，很快一个村就完成了。

    这消息很快传开。没等到下一个村，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带着干粮，全都上了山了。孙立哲他们索性住下不走了，坐等老乡们回来。结果村里的老汉们蹲着说：“啊呀，47年，胡宗南就是这么干，全跑了，叫跑胡宗南。这跑计划生育，硬咧。”

孙立哲（右二）与医疗队员一起辨识草药

    恰恰是计划生育这个问题上，孙立哲认为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刽子手，跟杀人犯没有什么区别。最为过分的是有一个七八个月的胎儿，引下来时已经哭出声来了，被在心脏上打了一针氯化钾当场气绝。那个影像留在孙立哲大脑里，永远有一种罪恶感而不能释怀。其实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孙立哲是一个特别具有同情心的人，但是自从有了计划生育，人就几乎成了铁石心肠。在政治上得到了肯定，又让他负责，又要拿出成绩来，写汇报做表率，人已经成了一架政治的机器。

    当时的他完全接受了生而为人却没孙立哲有生存权力的悖论。一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真正体会到当年在计划生育上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反人性。从人性的发现人性的毁灭，最后又还原成人性的回归。

黄家驷教授（右）与孙立哲在医疗站

    尽管孙立哲基本是在诊所为农民治病，但那些落在他头上的官方头衔让他成为政府的一部分。

    中央某领导指示对其批判，命令省地县组织联合调查组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搜集证据。站在批判会场里，他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其中包括他从前的同事和崇拜者，他们向他高喊口号，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回到窑洞，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抽烟、喝酒。上世纪70年代末他因莫须有的政治问题受审查，那些孙立哲救治过的农民纷纷出来为他说话伸屈。

    孙立哲治过病的人，看他受批判，他给看过病的人就搞起了串联，偷偷到村儿里，说要大家签字。有的是签字，有的是按手印，写成了万民折。那个万民折，开头是很简单的几句话，然后老百姓在后边贴上一张纸，又贴一张纸，各种笔写的各种名儿，按各种手印，很长很长，最后只能卷起来。这么一封信最后传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亲自把孙立哲救了出来。

    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延川考察，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孙立哲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他的女朋友懂英文，他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孙立哲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孙立哲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他问，上面说的什么？孙立哲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孙立哲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孙立哲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孙立哲讲：“黄教授留学苏联，是我国病理学界很有名的专家，他率领专家团队到陕北考察我们医疗队。他到我住的窑洞里，发现我的窑洞是个图书馆，很有特色，一面墙上贴的全是外文单词，另一面墙钉上楔子摆上板子，全是书。他看到很多外文书，就问“看得懂看不懂”？我说“看得懂，有时候要查查字典”。 中央派专家团实地考察，认定他达到了大学毕业、有了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黄家驷教授亲自打手电帮他做手术……

    作为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一代，孙立哲和著名作家史铁生是好友。在他还是赤脚医生时，就曾获得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的高度认可，邀请他担任其与吴阶平教授主编的《外科学》一书的正式编委，这让他一时间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他成了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毛主席圈定的5位典型之一。

    1979年，孙立哲在北京第二医学院的研究生考试中，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院长戴士铭和外科教授龚家镇的硕士研究生，虽然他之前并没有读过大学。3年后，他来到澳大利亚，在国立大学做访问研究员，从事胰岛移植的科研工作，所写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移植》上刊登，获得了澳中协会特别奖学金。1983年他又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获西北大学校级奖学金。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从事自己擅长的医学行业。孙立哲自称，这是因为他对动物实验过敏；另一方面，也与他在国外留学期间“长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有关。

    和现在很多家中富有的留学生不一样，孙立哲留学时并没有什么积蓄，他和妻子都需要打零工维持生活。包饺子、当翻译、帮人打字……夫妻两人在打工生涯中发现了图文处理技术的前景。1986年，他与爱人吴北玲从给人印名片开始，创建了芝加哥万国图文公司。凭着超凡的智力与超负荷的劳动，夫妻俩竟熟练地掌握了现代电脑图版技术，并开发了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多文种PostScript字库。这一惊人之举，使公司在几年内迅速发展膨胀，在洛杉矶、新泽西、旧金山、迈阿密、芝加哥等地逐渐打开市扬，成为美国多文种电脑图版技术领域中最著名的公司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回国创业。

    涉足出版业

    “中国的印刷技术和电脑图文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我和北玲想把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引进来。”孙立哲曾这样介绍自己回国创业的动机。

    但在这次欧美同学会的论坛上，孙立哲向记者透露了另外一个原因：要带妻子回国治病。他说，妻子吴北玲当年在国外被诊断为肝癌，他便带妻子回国治病，“治了很多年，但她还是在北京去世了”。就在他伤心不已时，他自己也被诊断出得了一种严重的癌症。

    “当时就觉得，这是不是莫大的讽刺，我本人是医生，但也没法治好我妻子和我的病。这个时候，怎么能创业成功呢。”孙立哲说。

    孙立哲随后返回美国治病，“给我治疗的大夫特别好，和我商量着治病，很尊重我的看法”。最终手术很成功，他体内的癌细胞被切除。经过艰难的恢复治疗“注射一种药物，把自己弄得全身发高烧”，他奇迹般地康复了，至今再未复发。

    “当时创业失败了，怎么办？我想，还得继续在国外学习。”孙立哲说，考虑到之前在国内创业时的教训，他从头开始学习法律、企业管理、金融知识，“在失败中学习，感觉受益匪浅”。

    此后，孙立哲返回北京，继续他的创业之路。和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梁祥丰的接触，让孙立哲发现了一片新领域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非常神秘，大多通过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出版商。梁祥丰希望借此摆脱中间商的控制和盘剥。孙立哲和电子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美迪亚电子技术公司，最终获得成功。

    此后，他又与中信出版社等多家大型企业合作，引进了很多计算机、经管类的畅销书。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外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和他有关。

    如今，孙立哲在国内大概有十来个公司，有的是参股，有的是独资。从领域上划分，既有金融、信息服务类的企业，也有出版、计算机通讯类的公司，还有网络服务、电子商务方面的。

    “上瘾式”学习

    “很多海归创办了一些成功的企业，拥有很多资产，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海归创业很容易成功。但我觉得，对于广大的海归来说，创业成功应该是非常态的。其实，创业处于困境中，或者正处在努力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这才是海归创业者的常态。”孙立哲表示，海归创业失败是很正常的，但要学会在失败中学习，这种学习不是被动的学习，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学习。

    孙立哲认为，创业成功离不开不断的学习，而“上瘾式”的学习才是最高境界，才能让自己很快得到提高。“我这些年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是有效地利用了当年在海外的学习方式。这种欲罢不能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效果很好。”

    孙立哲继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从事着出版业务。同当年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不同，经过时间考验，他与其他几家出版社已经结成既稳定又有可观利润的合作关系。最成功的是华章图书出版公司，是孙立哲的万国出版集团（总部在芝加哥）与北京的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合资公司。通过孙立哲的帮助，华章已经与许多重要的国际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工作关系，持续地为中国读者引进了一系列教育与职业领域的畅销书。它在IT类、经济类和管理学方面出版的图书使其跻身于中国行业领先之列，多年来一直引领着市场潮流。新近创办的“华章心理学图书”系列，则反映了立哲在卫生保健和心理学方面的个人兴趣，出版了这些领域的不少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