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国家的领袖。红军南下期间，由于受到张国焘排挤和非难，是朱德一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一段时光，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朱德不当空头司令，积极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对敌斗争、保护自己的同志、艺术地同张国焘错误行动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展示了他对党忠诚如山、担当如石的高贵品质，毛泽东对他在红军南下过程中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肚量大如海，意志钢如铁”。

    关键词：朱德 南下 在雅安 革命斗争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在夹金山北面的懋功会师。但会师不久，张国焘便开始了向党中央要权到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行径，1935年9月，中央军委及红一、三军团北上陕甘，而张国焘违反“两河口”会议北上抗日的决定，率红四方面军并裹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及朱德、刘伯承等一方面军部分干部一同南下直打到雅安，开启了朱德在“南下北上”的严峻斗争中最为艰难的一段历史。

    在朱德回忆录一书中这样记述：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经过痛苦的取舍，他决定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一、积极参与到对敌斗争中去

    卓木碉会议后，由于朱德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一）积极撰文指导红军作战

    到了部队上后，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中的经验，指出作战中的不足和需要克服的问题，为红军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迫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在《红色战场》上发表，这一阶段，在《红色战场》上发表的文章，就数朱德的最多。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朱德等的努力下，在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二）努力瓦解和争取敌人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朱德总司令写了《努力争取俘虏参加抗日反蒋战线》一文，详细阐明了工农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方法。文中指出：红军抓住俘虏时，首先要安慰，询问他们的出身、籍贯，当后得着什么？为什么来打仗？死了得了什么？伤了得着什么？不死又得着什么？最近他们家里怎样？并按实际情况，藉此促醒其阶级觉悟，让他们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第二用阶级对比法，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以铁的事实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白军与红军，谁是替地主、豪绅、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利益而打仗的，谁又是为工农利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战斗的，处处对比，士兵最易接受；第三从地主、资本家、军官对他们的压迫、虐待、打骂及在军中的伤亡病死，家中的破产，苛捐杂税等切身苦痛，说到红军打土豪分土地，受到工农优待，说服他们择取革命工作；第四愿意留下的，经过训练参加红军；愿意回家的，也要教以打土豪分田地和成立游击队的做法，让他们回去活动；愿回白军的，包括那些以兵为业的“营棍子”，也不要阻止。对这些人多训练几次，让他们懂得红军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教他们过去广为传播。

    1935年11月25日，红军在芦山城南街东狱庙（今中心广场）的台子上坝召开优待俘虏、欢迎参加红军大会。台下坐着在芦山战斗中被俘的川军教导师士兵500多人。朱德总司令在台上向俘虏兵讲“这样冷的天，你们抱着“铁火筒”（枪），白天黑夜爬山坡、钻战壕，为的啥?你们的长官却在陪着姨太太享福。你们也有妻室儿女。却被他们抓来、骗来当炮灰。享福的是他们，受罪的是你们，划得过吗?说得俘虏们掉下了辛酸泪。总司令又说：我们红军闹革命，为穷人，为抗日反蒋，为不当亡国奴。我们红军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群众拥护。愿意跟我们干的，我们欢迎，要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送出境。当场就有上百人举手，要求参加红军。当年的抗日救国会会员陈昌明(工农小学教务主任)回忆：朱总司令讲话时，我站在台边听。他讲完话后，让我参加登记愿回家的俘虏名单。登记完后，红军丁部长按他们回家路程发给路费，远的3元，近的2元，全是“袁大头’银元，并发给每个俘虏一张油印的“回家证书”。

    正因为朱德等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深受雅安群众的拥戴，雅安人民为红军筹粮550万公斤以上，有5000多群众参加了红军，也有不少白军“拖枪来投诚”，参加了红军。

    二、全力保护革命同志不受迫害

    南下期间，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而朱德则千方百计地保护，使他们不受迫害。

    （一）稳定随同南下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避免正面冲突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 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二）解救被张国焘迫害的革命同志

    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

    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康克清回忆说，当时在行军过程中，康克清听有人在悄悄议论，在保卫局软禁的人员中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她赶紧向朱老总作了汇报，朱德就正式向张国焘提出这一问题，开始张国焘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事。经老总再三追问，张国焘才推辞狡辩着说：“有些事下面不报告，我就常常不知道，待我查了再说。”“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朱德严厉的说。经过针锋相对的争取，廖承志等人才有了一定的自身和安全保障，并在北上陕甘后得到释放。

    正是朱德对革命同志的无限关爱，才使一大批南下的红军革命干部免受迫害，为党挽救了一批批干部骨干。

    三、坚决同张国焘错误行动作斗争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自我革命重要特点之一的“南下北上”之争，起于会师后的甘孜、阿坝，以芦山县召开的任家坝会议为“转折”点。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北上”所作的艰苦斗争，统一了南下红军思想，结束南下错误，重新北上抗日的历史，是一段中共党史上不可或缺的自我革命的典型案例。而朱德的一面讲团结，一面讲斗争的“转寰”艺术成为我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朱德南下芦山的党内自我革命过程可分为“三步曲”。

    （一）“讲团结又讲斗争”赢得了同南下错误行动作斗争的机会

    大家对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肃反”的历史的残酷性应当清楚，如果朱德对张国焘的态度“冷硬甚至对立”，激怒了张国焘，那么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朱德了。这一点，从朱德后来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会师以后，张国焘凭借军事实力，大肆向党要权争权甚至另立中央的紧要时期，朱德尽管意识到张国焘的行为性质恶劣，但他始终坚持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四方面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因此采用了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自我革命的斗争方式。徐向前回忆道：“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不敢把事情做绝”。

    正是朱德这种“转寰”的艺术斗争，使朱德获得了机会和时间，深入做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思想工作。

    （二）“潜移默化”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
最初，朱德通过康克清等身边人员向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传递信息，艰难地做四方面军的工作，张国焘察觉后，把朱德身边工作人员逐渐进行更换，甚至就连康克清都被调到省委党校工作，每周才能与朱德见一次面。到了芦山以后，随着战局形势的改变，朱德的工作条件、环境改变了不少。据傅钟《征途集》回忆，当时，被扣押的廖承志也获得了一些自由，可以参与工作，他们利用在芦山飞仙关打下的敌人飞机零件组装成收音机，廖承志懂10多个国家的语言，他们收听其他国家的节目，知道了北上红军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南下红军士气，通过收音机，他们也知道了国际反法斯的战争形势，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这些信息通过小报或口讯迅速在四方面军传播，使广大四方面军逐渐意识到张国焘南下的错误和中央红军北上的正确，为下一步任家坝会议统一思想作好了铺垫。

    斗争中，朱德还始终和党中央保持联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效地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和对四方面军的思想工作。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作战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这样，也为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