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5年清明鄂豫皖（白鱼寨）革命烈士陵园竣工落成后，反映张氏三红军历史功勋的又一红色教育基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老红军张文炎的家乡嘉鱼县新街镇余码头村五组幸福河北岸落成！

    2020年3月中旬，嘉鱼县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解除各主要交通道口的交通管制，路卡相继坼除，居家隔离了3个月的城乡居民开始走出小区和村庄，复工复产。疫情期间，我因在嘉鱼隔离，无法到武汉复工，偶遇乡贤、优秀企业家张守金，在他的邀约下与红军后代张守红、张守江见面，席间他们谈起他的祖父参加红三军的经历引发关于我大伯张文明、父亲张文炎、堂兄张光长参加红三军的历史话题，他们得知我家三红军的革命事迹在国家、省、市等史志书刊登载，正式载入史册的消息后，非常的高兴，建议我找嘉鱼县委、县政府将先父的坟墓迁到文庙山烈士陵园。我向他们介绍，我父亲生前得知1983年中央组织部《关于解决1946年中原突围遗留问题的意见》发布后，曾经向嘉鱼县有关党组织反映过自己的要求，因多种原因，没有按照这个文件给他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他的革命经历没有得到地方组织认可，不可能迁进烈士陵园。汉川老家杨林苏区修建鄂豫皖革命烈士（白鱼寨）陵园时，参加修建的人员曾动议将我的大伯张文明、父亲张文炎两位对红军烈士张光长有重要影响的老红军的坟墓分别从武昌、嘉鱼迁回祖籍白鱼寨革命烈士陵园，以便后人瞻仰。我们考虑到张文明、张文炎虽然是张光长烈士的长辈，对他走上革命道路有重要影响，但不是烈士，不能迁进烈士陵园，以免后人非议。如果张家三红军这段红色历史写进了地方党史或地方志，我们再单独为他们修建红军墓，以示纪念！正好汉川杨林镇志编修，将张家三红军的革命事迹收录到杨林镇志拟定稿，由于其他原因镇志迟迟没有印刷。杨林镇志办公室将张家三红军的革命事迹编写成《红军之家》在汉川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江汉文艺》上发表后，《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张家三红军的人生底色》、《嘉鱼也有汉川村》等反应红军之家的文章陆续在中红网、《湖北文史》、《地方革命史研究》、《汉江文艺》、《汉川文采》、《诗梦文学》等史志书刊和文学平台发表。张家三红军的事迹成为杨林苏区和老红军张文炎生前居住地党员和群众关注的焦点。余码头五组村民小组长徐建铁闻讯后第一时间与乡贤张守金一道赶到幸福河北岸余码五组段帮助张氏后裔选定红军墓墓址。接着一星期，徐建铁、张大海、顾和明、戴安州、张国元等10多人自发地帮助拖土奠基，做护坡院墙。乡贤张守金、周召雄、段文松、王德祥商议，等红军墓建成后动员“老新河”村的群众家家燃放鞭炮，为红军老人张文炎举行隆重地迁葬仪式。

    红军墓护坡使用红砖砖1100块、黄砂16方、水泥40包、铁丝：20KG织网浇筑粉刷而成。占地长5m*宽15m，计60㎡。

    陵园填土12车，经过半年沉降后，开始地面硬化、砌地面文化墙、贴琉璃瓦、镶嵌大理石、安装红军墓碑和张文炎、李桂英合葬套墓。

    在武深高速嘉鱼北段附近，有一条平行的小河，以老新街节制闸为界，上游叫幸福河，下游叫金水河，长江经过明清北移，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从这里分离，留下金水故道和大片湖泊沼泽，形成现在的模样。2020、12、21日冬至节，在幸福河北岸余码头村五组段，一座庄严肃穆的红军墓悄然落成。 红军墓包括门柱、红军碑、红军墓、文化长廊四部分。

    一、门柱

    陵园大门两边的门柱用红英石包柱，门柱上用黄色银粉漆竖排书写老红军张文炎长婿、赤壁市诗词楹联协会会长陈炎发创作的一副挽联：“革命功勋铭史册，韬光曜德励昆苗”。2.1米高的门柱上安放一对柱盯石球，注视着老红军张文炎生前生活过的这片故土和奔腾不息的幸福河水。

    二、红军碑

    陵园呈开放式，利用幸福河河坡荒地修建，位于陵园中心、对着大门的是红军墓碑。红军墓碑由基脚、碑文和红军徽标组成。基脚由天然大理石加工而成碑座，镶嵌在碑座上的大理石1.3米，正面竖排、正楷书写红军墓三个红色大字，下面横排书写生卒时间1915-1985；红军碑的背面书写红军战士张文炎生平简介，160字。

    建军90周年至建党100周年前夕，张文炎参加红军、新四军的革命事迹分别被中红网、中国新四军网、《湖北文史》、湖北《地方革命史研究》登载，同时在《汉江文艺》、《汉川文采》等地方杂志发表。

    墓碑上方的红军标识根据湖南衡阳博物馆收藏的红三军军徽刻制。

    三、红军墓

    红军墓碑的东面是老红军张文炎和伴侣李桂英的合葬套墓，记载其生卒时间、孝子孝孙名和立碑时间。二0二0年冬至，由余码河西堤迁至幸福河北岸红军墓址。

    四、文化长廊

    陵园外墙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粉刷，上方张贴彩色琉璃瓦，内墙用26块600mm*1.1m黑色大理石镶嵌成30米长的文化长廊。文化墙由前言、正文和后记组成。前言和后记由张文炎次子张志奇撰写，正文《张家三红军》由汉川市杨林镇镇志办公室提供。文化墙的内容在镌刻前经过汉川市史志研究中心和汉川市杨林沟镇镇志办公室审核。

    （一）前 言：“吃水不忘掘井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革命老区考察，强调红色文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号召全党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红军后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为了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家风传播，引导子孙后代和人民群众不忘初心，坚定不移跟党走，特修建此红军墓，以示缅怀！

    二、正文。文化长廊的正文《红军之家》，介绍了红军墓主人、饱经磨难的红军战士张文炎和五位与他相关的家庭成员。  1、白鱼寨的革命先驱张文明；2、前仆后继的红军烈士张光长；3、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陈兰英；4、苦大仇深的孤女李桂英；5、星火相传的革命后代张光兴。全文共计7987字。

    汉川市杨林沟镇，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动人篇章。杨林苏区白鱼寨有个红军之家，一家两代三位红军，无论是在红三军，还是在西江苏维埃政府，无论是留守，还是失散；无论是为党工作，还是含冤受屈，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我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用鲜血和泪水书写出对党的挚爱与忠诚，用生命和行动捍卫共产主义坚定的人生信仰！

    张文炎，小名六娃子，父相德，兄弟中排行老六。1915年8月17日子时，出生在汉川白鱼寨。1921年至1923年，在本村读私垫；九岁开始在本村种田；1931年，汉川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杨林苏区的红军和群众都面临严重的饥荒，国民党调遣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西苏区进行包围和封锁，企图水淹苏区，置红军于死地。4月，红三军第八师、第九师一部进驻汉川小里潭休整。张岩清所在的天汉游击队配合红军在小里潭马家口设防，准备迎击敌人。张文明在这里将前来要求参军的六弟张文炎交给红军游击队，跟游击队长张岩清当“红小鬼”。1932年4月，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中央分局决定将两个苏区连成一片。红军游击队各独立大队、支队，被中国工农红军收编。统编时，他分到红三军八师二十六团二营五连三排八班当战士，师长覃苏，湖南人；团长贺明连，湖南人；营长范中起，天门人；连长周家顺，湖南人；班长黄甫成，北方人。部队在京山皂市大汇合后，由大洪山出发，从随县以北翻越桐柏山，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进入豫西南时，遭到国民党军、地主武装的追击和拦截，在贺龙军长的指挥下，部队突围，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八师伤亡很大，师长覃苏牺牲。他左腿受伤，磨破双膝追赶部队，途中伤口溃烂、浑身浮肿，晕死在丝茅丛中。不知过了多少天，被同连掉队战友寒中奇发现搭救，两人相互搀扶，沿路乞讨，至公安藕池分手后再无联系。从此，他独自一人忍着伤痛，隐姓埋名，沿途帮工，经湖南缜市、湖北公安、沙市辗转武昌，继续寻找红军队伍。

    在此期间，汉川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党政军组织不复存在。国民党严格执行剿共政策，清乡保卫团加紧搜查和屠杀红军及其家属，他家的其他人员在老家无法安身，三个哥哥和两个姊妹都被迫离开了老家。长嫂严氏下落不明，侄儿光长被清乡团残酷杀害。

    1934年，张文炎回到汉川，有家不能归。他压抑内心的悲痛和仇恨，白天给地主刘应生帮工，晚上躲在舅父周仕海和同村李牛娃等红属家里。1936年伪保长李宗恒、国民党独立大队长周擀臣听说他回到了汉川，派兵四处抓他,抓一次他跑一次。为了不牵连乡亲们，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襄河潜水几公里，逃过敌人的布控，到武昌继续寻找革命队伍 。由于联系点遭敌人破坏，大哥张文明也与组织上暂时失去联系。他在大哥家隐居，装扮成小商贩、出没在武汉三镇，到处打听部队的去向。他要找党、找部队，他想报仇雪恨！

    1938年10月，武汉、汉川等地相继沦陷。汉川各级党组织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

    1939年，他听说汉川来了新四军，毅然回到汉川老家寻找部队。途经襄河渡口时，遇到在汉江上摆渡的我党地下党员李开秀。李开秀把他引到家里，对他突围掉队后一直在找部队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后，接着向新四军通了气。当天晚上，新四军独立团（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四团）游击队一中队队长张振鹏带兵将他接到部队。7月，他带领手枪队，赶赴蔡甸参加对日伪熊光部的战斗，出色完成任务。不久，由一班长调到三排任排长，三排在汈汊湖对日伪军的系列战斗和南河渡对日作战中，英勇顽强，表现突出，受到上级首长表扬。任三排长三个月后，张文炎调新四军独立大队任政治处警卫排长，参加攻打侏儒山战役。

    为了防止日伪袭击， 他舍生忘死，经常带领手枪队，身着便衣到襄河南岸，动员群众参加革命队伍，发动群众搞好秋收秋征，支持新四军抗战。保护汉川农民救国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1941年，经政治处指导员张明江介绍，张文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驻川日军纠集伪二十九师、伪十一师，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天汉、汉孝、汉阳、天沔、川沔等根据地全部丧失，抗日军民处于空前困难的境地。为了补充兵源，政治处秘书孙惜红委派张文炎到襄河南岸招收新兵，途中遇日军扫荡，部队与日军展开战斗，因寡不敌众，部队向襄北撤退时，遇襄河渡口阻塞，人马失散。等他赶到襄河北岸寻找部队时，大部队已全部撤离，不幸被皇卫军被捕。

    他隐藏在皇卫军内，做策反工作，暗地发展积极分子伺机参加新四军。1944年，他打听到襄河北岸来了抗日队伍，收藏子弹五百发，手榴弹十九枚，带领陈水清、雷金标等三十多人，偷渡襄河，准备投奔新四军，途中遭到敌人的拦截阻击，再次被捕入狱，同期入狱的有刘彪等人。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准备枪杀他这名“要犯”，皇伪军内的积极分子颜子林、黄长青、刘友法闻讯后，在日军对他临刑的头天晚上，掩护他成功越狱，使他重返部队。

    1946年，国民党以三十万大军，将新四军重重围困，企图“一举包围歼灭”。新四军五师主力以南北两路向西，其他各部在东西北线突围，与数倍与我的敌军展开搏斗。战斗打响后，独立团警卫排负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离，在白湖口阻击战中，他所在的一个排牺牲得只剩下四人，编入主力部队继续突围，后在汈汊湖突围中部队被打散。

    国民党军队攻占汉中后，到处兵荒马乱。他隐藏在逃荒的人群中向南撤退。在武昌没有找到大哥，听说五哥张文舫已经落脚嘉鱼新街，遂沿途向南挑脚乞生，途经山坡机场附近的一座寺庙时，与寺庙的一名孤女、新四军游击队交通员李桂英相识，后一起逃荒到嘉鱼新街成家落籍。

    解放初期，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张文炎不忘先师教诲，担任新街镇农会主席，积极主动地领导当地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并向组织上如实地反映自己真实的革命经历。1952年下半年，在镇压反革命扩大化运动中，以他的“历史不清”为由，将他错误地划为“坏分子”，列入管制对象。

    这一年，历史给这个家庭开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玩笑。小他一岁，早他一年参加红军的侄儿张光长，被汉川县追认为红军烈士；小他九岁的侄子张光兴，任武汉市南湖乡农会主席；而他却因“历史不清”，撤销了新街镇农会主席的职务，从此带上“黑五类”的帽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上世纪50、70年代，张文炎不忘初心，曾步行两百多公里，两次从嘉鱼到汉川，暗中打听曾经与他出生死，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们的下落，当他得知张明江因“五师突围”中被捕，组织关系没有得到承认，李牛娃、胡大望等同村的新四军失散人员因被国民党军被俘过，和他一样也背着历史不清的黑锅时，他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他想找独立团团长彭怀堂、找其他战友、找组织、找当年掩埋失向的手枪和党证，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谁能给他这个机会呢？他每次外出回到家里都要向贫下中农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都要承受“乱说乱动”带来的严酷批斗。罚跪、鞭抽、架飞机、带高帽游街是这个时代留下的家疼国殇。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和其他的黑五类一样摘帽平反。其子女找到嘉鱼县政法委、嘉鱼公安局了解1952的带帽原因，公安部门没有任何档案。1980年，新四军五师的老首长张执一、郑绍文、刘少卿、栗再山、刘子厚、赵辛初、刘放、李人林、顾大椿、黄民伟、鲁明健、杨子谦、蔡斯烈等数人，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为当年中原突围时遵照组织指示化装突围、投亲靠友隐蔽、被俘时拒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的新四军五师失散官兵平反，1983年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解决1946年中原突围遗留问题的意见》，数以万计的新四军五师失散官兵得到平反，得到养老生活保障，恢复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党籍、军龄、工龄待遇。

    1985年初，汉川苏区有两名“五师突围”中的新四军失散人员，寻找证明人时，曾经找过他写证明材料，这时他才知道中共中央有精神给中原突围中新四军五师失散人员平反，于是叮嘱已经在嘉鱼县马鞍山区任招聘宣传干事、团委副书记的次子张志奇向组织上反映他的历史，要求按中央文件为他落实政策，为他平反。他的次子先后向马鞍山区委、嘉鱼县公安局、嘉鱼县委组织部干审科、县政法委、嘉鱼县政府，进行过口头和书面反映，希望组织上能够趁许多幸存的老前辈还健在人世时进行组织调查，为父亲张文炎澄清历史，认定他的红军、新四军经历。五二年如属错划，应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因当时正在撤区建镇、机构改革，加之嘉鱼县平反冤假错案专班已经撤销，没有专门的办案人员和经费等原因，以致组织上后来无人过问此事。

    1985年嘉鱼县马鞍山区委主要领导，根据他的子女申请，要求他们多找一些旁证材料，为区委调查确认，提供线索。1985年12月6日，气温骤降，天寒地冻，张文炎突患心肌梗塞离开人世，人间含冤，苍天落泪。马鞍山区新街乡党委和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在党委书记胡焕才、乡长江廷相的带领下，踏着漫过小腿的积雪，步行十多公里，来到嘉鱼县原新街乡新街六队为这位初心如磐、饱经磨难的红军、新四军战士送行，老新街镇上的居民和新街村六、七组的村民，家家门前燃放着鞭炮，用最传统的方法向这位老街坊、老邻居告别。他的子女们用汉川先民留下的最高礼节“跪拜”，来一一回敬这些真诚朴素的街坊和乡亲，洁白的雪地上一路鞭花、一路跪痕，千年古镇留下这美妙绝伦的风景。

    临终前，张文炎的唯一心愿就是希望后人，能够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以证明他的清白。鉴于这种情况，他的子女秉承父愿，根据他生前的口述记录，于1985年底、1986春年先后到汉川白鱼寨、杨林沟、湾潭以及武昌、汉阳、孝感等地收集父亲的革命活动资料，老红军陈兰英、刘彪、离休干部李开秀、新四军战士李牛娃等都证明了他的革命经历。白鱼乡政府、头首村村委会出具正式报告要求嘉鱼党组织为张文炎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他的子女也曾多次给彭怀堂、栗栖、顾大椿等在汉川战斗过的老领导写信，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联系上他们。找到的这些老前辈见到张文炎的次子时，第一句后都是用浓厚的杨林话问到：“他还活倒在（活着）啊”。省委党史办、孝感市委党史办对张家三红军的红色历史非常重视，曾任顾大椿同志秘书的省红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莫**，看到相关材料后感叹，在苏区像张文炎同志这样被捕过的人太多了，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如果在张文炎同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汉川杨林申请平反，张文炎同志的革命经历，早就应该像当地的张明江、李牛娃等新四军失散人员一样得到认定。他还活着，活在星火相传的杨林苏区儿女心中，活在他曾经出生入死的汉中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