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王尧山担任中共上海市临委书记

    新四军战斗在江淮河汉之十：新四军的亲密战友 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王尧山

    我认识的王尧山，是一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自党中央从上海撤往中央苏区以后，王尧山就陆续在上海担任江苏的、上海的，一直到中央的各级地下党的领导职务。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王尧山担任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开始，他就和我所在的总政的星火燎原编辑部有较多的工作联系，他不时的会征询党和军队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定性、定位，了解党和军队中一些重要人物的革命经历，查找党和人民军队重要历史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王尧山只要到北京开会或其他公干，他必到编辑部走访交流。

    我对王尧山的认知，除了无数次的见面了解，更多的是从他写作编著的上海地下党和有关新四军的研究资料中，始终为他在上海极端恶劣的抗日斗争环境中对新四军提供的物资援助所感动。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深陷王尧山同志与新四军的关系如何定位和定性的反复思索之中。本文用了“亲密战友”这四个字作概括评语。其实我懂得，无论从逻辑思考和哲学范畴来推敲和分析，用“亲密战友”来形容王尧山同志和新四军的关系应该是不准确的，一个人与一支军队怎么能成为战友呢？无论怎么说都是不科学的，但历史和现实中的王尧山对新四军的贡献、支持和帮助就是非常巨大，几近无私无我，他与新四军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就此把王尧山当做新四军的战友，怎么说，都不过分，怎么评价，都不夸张。

    王尧山其人其事

    王尧山，江苏溧阳人。1931年10月，王尧山同志在浦东电气公司当职员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长，并参加“左联”党团工作。1931年至1935年，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影响，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损失严重，失去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在这危急时刻，王尧山同志想尽办法，以敌人的报纸作为消息渠道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护革命力量，坚持地下斗争。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同志到上海，通过鲁迅，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王尧山同志与冯雪峰同志接上了关系。此后半年多时间，王尧山担任了上海和党中央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经常往返于上海与西安之间，将上海党组织的文件送达党中央，再将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带回来。1936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在冯雪峰同志领导下，王尧山同志与林枫（王尧山同志的三哥，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政协主席）、沙文汉同志一道组成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尧山同志担任书记。1937年6月，刘晓同志（战争年代曾任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全面主持上海党的工作。7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王尧山同志与刘晓、冯雪峰同志组成了中共上海三人团，王尧山同志协助刘晓同志开展工作，并担任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为宣传部长，刘长胜任工委书记，张爱萍任军委书记。王尧山同志除担任组织部长以外，还负责对新四军的支援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日益恶劣。根据党中央指示，1942年，中共江苏省委从上海转移到新四军盐城和黄花塘抗日根据地。王尧山同志随省委机关撤退到苏北。1943年春始，王尧山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组织科长。1945年秋，随华中局撤退到山东，11月，任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负责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的地下党工作。

    1949年初，王尧山同志任“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参加接管上海工作。4月24日，王尧山同志率队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江苏丹阳，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训练，做接管上海的各方面准备工作。王尧山同志夜以继日，学习政策、了解情况、配备干部、听取汇报，以便更好地完成接管上海的艰巨任务。5月25日，王尧山同志随陈毅、曾山、刘晓等同志一起进入上海，迅速投入到繁重的接管工作中去。

    上海解放后，王尧山同志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至1955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王尧山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的干部政策，为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改造旧上海，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发展党员工作、党的干部教育工作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期间，他还作为副团长，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工作模式，以便更科学地开展大城市党的组织工作。

    1955年6月，因受潘汉年案的牵连，王尧山同志被停职审查，被开除党籍后下放至淮海中学任副校长。

    1979年7月，王尧山同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80年起，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组长，中纪委委员，中共上海市纪委书记，并兼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

    对新四军的援助

    抗日战争时期，王尧山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党中央指示江苏省委要把支援新四军的工作作为上海党的一项重要任务。王尧山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对新四军支援工作重要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为新四军初创时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江苏省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援新四军。据王尧山自己回忆，这种支援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开始由于日军刚占领上海，还存在租界这个特殊的“孤岛”环境，使得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租界全部沦陷，敌伪势力全面渗入，整个支援工作便完全转入秘密状态。但无论公开、半公开或秘密阶段，上海的地下党和人民群众为把各种人才，包括医务工作者、大学教授、艺术家、各类技工等；各类物资，从大型机器、钢管、印刷原料、医疗器材、电影放映机到各类书籍、文化用品、棉衣等源源不断的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新四军成立伊始，在王尧山同志的领导下，上海地下党就给予了新四军大量的物资上的支援。当新四军宣布成立并确定以皖南为根据地后，上海地下党派叶进明同志带领煤业救护队，把第一批物资——十几辆卡车及一批药品、医疗器材运到了那里，并带去了第一批技术力量：驾驶员和救护员，这对刚刚成立的新四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当新四军决定在小河口设立留守处，建立各种小型工厂，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的蒋传沅、乐时鸣动员原任上海工部局顾问的工程师金芝轩出资，在上海购买了一套办蜡烛厂必需的原料和机器，在岩寺办起了蜡烛厂。原上海童子军团团员张渭清筹备了建立纱布厂所需的各种机器，亲自运至章家渡，办起了小型纱布厂。当时新四军没有印刷厂，上海地下党及时为新四军采购到全套的印刷设备，并动员了部分技术工人，在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帮助下安全运抵麻川和云岭，办起了新四军第一家铅印所。

    1938年夏天，新四军的领导同志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曾山等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沙文汉等同志相聚在皖南的云岭新四军军部，项英同志坦率地提出：希望上海地下党在经济上、人员上给予援助。刘晓、沙文汉代表上海地下党表示竭尽所能的提供一切帮助。

    事实上，在此之前，上海地下党在力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已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八一三”的战火，使上海闸北一带战地的大批难民进入了租界，被收容在难民收容所。难民中大都是工人、店员和其他劳动人民，是我们党依靠的基本群众。此外，还有一批从狱中出来的同志因没接上关系，也在难收所。江苏省委决定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负责难民工作。难委在几十万难民中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教育。王尧山同志全面发动全市立即在难民中动员年轻力壮的同志参加新四军，这样“难民”中大批有技术专长的人才都到了新四军。

    上海的难民前往新四军，最早是在1938年的夏天，共有700多人搭乘的是“北京”号客轮。为了保证这一批大规模向新四军输送人员工作的成功，王尧山同志说，上海地下党在这支队伍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30多位党员团结在支部的周围。“北京”号船顺利地到了温州，船上的党支部与新四军军部派来的余立金、刘先胜同志接上了关系。考虑到从温州到军部要经过国民党的多处防地，700多人集体行动目标太大，决定把全部人员分成12个大队，由党员骨干带领，先后沿温州、青田、丽水、金华、寿昌、歙县、岩寺、太平步行到泾县云岭。经过10多天的行军终于到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批人员中有数量不小的党员，特别是那些从狱中出来的党员，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因此，经过新四军教导总队的短期训练，被输送到军队和地方后，很快成了军事、政治、后勤的骨干力量及地方的负责干部。

    王尧山同志说，1938年年底及1939年年初，上海地下党又先后两次动员了近500人的难民去了皖南。以后省委又以组织难民回乡垦荒的名义，又先后输送了约有两三千名难民和工人、学生去苏北、苏南、杭嘉湖以及上海的郊县开展武装游击工作。1938年6月，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支队挺进江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王尧山和上海地下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动员了一批失业工人和难民参加了一支队。上海地下党在组织重建不久，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指出上海“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

    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3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在上海设立了“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简称“沪办”）。原东南局青委委员杨斌同志主持办事处的工作。王尧山同志说，为了使“沪办”尽快开展工作，上海地下党给予了许多支持，为办事处配备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地下交通员，如荣健生、张达平、王建中、叶锦田、李子明等优秀战士，使“沪办”很快打开了局面。上海地下党全力配合“沪办”的同志，把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同志、从苏南和大后方撤退人员，以及上海地下党输送的大批人员安全地护送到了苏北。其中有新四军及东南局的重要负责人，如曾山、余立金、李一氓、钱俊瑞、薛暮桥、夏征农等，有杰出的文化战士刘季平、吕振羽、骆耕漠、姜君辰、贺绿汀、关建等，共计一千六七百人。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王尧山同志的认真领导严密组织下实施的。

    1943年春，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以后，为了提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水准，军部决定在淮河之滨建立江淮大学。消息传到上海后，王尧山和上海地下党动员了一批有名望的爱国教授、学者和部分学生前去办学。之江大学、大夏大学的教授韦悫，国难教育社负责人张宗麟，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都是这批前去的。

    军部决定建立卷烟厂，王尧山和上海地下党又派曹达同志回到上海，负责购买敷料、卷烟纸，并设法找关系设计“飞马牌”烟盒的图案。进步画家张雪父闻讯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设计任务，一匹骏马腾空跃起，象征着新四军勇往直前的英姿。

    上海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王尧山和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形式，发动他们对浴血奋战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援助。如“星四聚餐会”九人核心小组成员之一的姚惠泉，一次就为新四军募集了7000匹龙头细布和一万八千双胶鞋，并亲自组织汽车运往新四军。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在国民党退出上海时收买了一批枪械，约有步枪五六百支、机枪20挺及迫击炮若干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同志代表上海地下党出面与之洽谈，纪振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全部的枪械。

    当时上海到根据地的交通工具除了铁路运输外，便是水路运输，但无论铁路水路都有日伪严密把守，物资要出上海，均须受到严格的检查。而根据地所需的机器设备、材料（如钢管、油墨、纸张等）均属禁运品，一旦发现，不但货物要没收，人命也难保。王尧山和上海地下党组织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地下党员张渭清、郭熙炜、吴明义、方国风组成的采购队，就是一支集智勇于一身的精练的战斗小组，他们出没于敌伪眼皮之下与各种伪化地方势力周旋，在近三年的日子里为根据地运输了约3000吨的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