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学离家   当兵抗日
　　
　　我妈妈自小勤奋好学，高小毕业后，姥爷看女儿考试成绩好，想让她继续学。那时董家家境较好，姊妹五人，我妈排行三，上有姐哥，下有弟妹。董家传承尊师重教，姥爷熟读“经书”，家规严、戒律多。
　　我妈经过努力，一举高中，于1939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文登师范（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文登乡师）。

山东文登乡师

    该校离家40多里，是国民政府1928年投资兴建的，民国时期在这儿上学读师范可免学费还住校。要不，那年间，几个孩子同时考上学是要交纳不少学费的，是一笔很大开支负担，而第一个退学的就会是我妈了。
　　我妈头发乌黑很硬自来卷，读私塾学写的是繁体字，背四角号码查字烂熟于心，再难认的生僻字，张口就有。她爱书法，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米格式练习薄上有妈帮我写的毛笔字，老师批卷后总会在我妈写的字上划圈打钩，挂在教室让学生欣赏、临摹）。妈妈一口土乡味浓浓的胶东文登话，是我最熟悉、最爱模仿学的心语神句。
　　再则，那年代女孩子上学难，读完高小还想读师范就更难啊，多少女孩上不了学，当童养媳，早早嫁人了。我妈听娘说她蹒跚学步的时候，她大姐就被裹了小脚，高小没读完就在家浆洗缝补，操持家务。我妈也是从四岁起开始缠足，晚上疼时，奶奶偷偷给放开，天亮下床前又轻缠松绕地裹上。时间不长的一年后才放开了双脚，妈妈的“解放脚”告别了“三寸金莲”的年代，脚趾头损伤不重，没有错位和折断，不影响行走，妈妈对缠足这事记不得，但老人们记得她裹的脚总是被抓得松开，要是再裹上一年，那双脚就真废了。
　　我看我妈洗脚时的脚尖处有永久留存的封建时代裹足勒伤的痕迹，五个脚趾头紧贴在一起，左右脚跖骨凸出一指多，左右脚十指中节趾骨紧束在一起，行走时能看出端倪。母亲老年时不能像常人那样走路，严重风湿性关节炎，两腿“薄勒盖”（膝盖）痛疼难忍，让母亲早早用上拐扙助力行走，病重时还得坐上轮椅。
　　从我妈照片上看到的是她坚毅的目光，从不屈服，敢于迎着苦难求生的顽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在革命危难征途中，跨越山河，艰难跋涉，疾走如飞，在战斗中穿越火线，要靠跑步、跳越、匍匐、滚进抢救战友生命，可她的腿和脚就这样承载着别人难以承受的疼痛。
    当时我党在胶东多所学校建立党组织，文登乡师是党组织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学校内一面大墙上画着纪念“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日军占领的地图，写着仿岳飞字体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学校早期就有党组织活动，学生们参加抗日活动的民兵组织和妇救会，组织唱歌演出，书写张贴抗战标语”。
    妈妈还记得，日本鬼子和在校的汉奸配合经常袭扰学校，我们组织清查汉奸，为党组织开会站岗放哨，负责校园门内外警戒，协助在更多地点秘密集会做好转移工作。 在学习期间我母亲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爱国、团结、学习的进步促使她更加接近和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1943年夏天的夜里，静谧深邃，星空闪烁，夜静如水，在校园的教室房边的平房里，昏暗灯光点点闪闪，白天的学习和喧闹已安静下来，还有学生在看书自习，这是学校战前最后的一夜平静。第二天上课时，妈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炮弹落在校院的爆炸声，老师手中粉笔停止在黑板上，同学们合上书，心中的火焰“腾”然升起，学生们纷纷聚集起来，一片群情激奋。在校园里亲眼目睹教室被炸，顿时成为一片冒着硝烟的废墟。一回到家，看到家园毁于炮火，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无处安生。在党组织动员下，她们勇敢选择弃笔从戎，参加抗战。为了教育和抗战，后来学校被迫转移到临沂。
　　1943年的秋收变成抢粮大战，日军和伪政府出兵抢粮。为了抢回地里的粮食，学校放秋假让学生参加秋收，连夜突击抢收粮食、坚壁清野。
　　秋收后，当遇日军清剿时就和村里人一起躲进山里。日军堵路封山，保甲连坐，疯狂搜捕伤员，伤员安置居民家中十分困难，故选择离敌较远的深山，便于长时间的隐蔽和治疗。当地党组织带领学生运送粮食、药品，藏在茂密山林与日军周旋，躲过刀光血灾，看到了日本兵凶惨狰狞杀人狂魔的面目。
　　秋收后，学校被封。我妈是在学校党组织下参军，那年她十九岁。一个女孩子，迈出这一步不容易。
　　当年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在胶东文登高村东南角的一处成立了“胶东医训队海南二所”。招收了许多在校进步学生，安排到该所参加学习和培训，通过培训，所里的同志成为当年部队上非常稀缺的卫生员。
　　那个年代，胶东文登城的乡村医生很少，人生病都没处医治，挺的过去就挺过去了，挺不过就等死般活活被熬死。在战乱纷飞年代，无处求学，能参加抗日队伍学习医务知识，对我妈这样的师范学生再合适不过，将来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也能开堂坐诊，悬壶济世，帮乡亲们解决看病难的窘迫，让自已学到的知识为村里乡亲们治病解难服务。就这样，母亲从此改变了职业定向，步入了自已从未涉足的医务工作。
　　文登有当地方言，直硬爽朗的音符散发真诚朴实。可任课老师浓重的浙江口音，含糊、音声忽高彼低，再加上听不懂的医学名词和符号，听课难度极大且很闹心急火。好在这些学生都是她亲自授课教过的学生，几乎从听不懂到逐渐适应了她的发音和眼神、表情传教的知识，就是这样，许多人仍然努力听，生怕漏去一个字，课堂笔记“唰唰”声写在本上，记在心中。这些从师范教育改行从医的学生，深知治病救人的医术关系到人命安危，学习都很认真刻苦。
　　医务抢救基础知识培养了年轻学子成为战地医务女兵。我们抗战部队武器落后，缺弹少药，至于在战场上抢救伤员、对受伤指战员的救护和治疗那更是谈不上，让战友少流血少牺牲才能消灭更多的鬼子，大量的伤员流血牺牲减弱了部队战斗力，而战地抢救，能够救治大量伤病员，最大限度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所医护队培养和带出不少骨干，为抗战胜利、部队南下的解放战争动员储备了大量后备队，许多胶东儿女告别家乡，走向了全国战场。
　　当时在医护队里担任护理员的时候，就是专门负责伤员的喝水、喂玉米粥（“吃饭叫逮饭”）、大小便等服务护理工作。伤病号要勤查房（看看叫“盲盲”），帮伤员掖好被角，清理卫生。学习方面当时最急学的是包扎止血，怎样给伤口消毒，怎样包扎，怎样换药。护理员还要帮助医务人员烧开水消毒医疗用具，当年酒精很少，只有用烧开水、用盐消毒办法进行消毒。烧水、洗绷带、打扫卫生，这些当初学着干的事都是最简单、最基础的循环往复无止息的活儿。
　　来救护队集训人多了，队员们放下包袱，大家搬来石头、树技、芟除茅草，整理房屋，房舍简单，砍树技架框，在上面抹上泥巴，搭建草棚，地上简单铺上蓆子，以铺代床的大通铺。海浪涛声，虫声唧唧，外面下大雨时，棚子里面也小雨不断，十分简陋的草棚毕竟是暂时栖息避雨的地方，各项筹备工作很快完成了。
　　血液维持生命，在战场上大量枪伤、炮伤造成伤员大量出血是休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最初和最重要的战场抢救训练就是熟练地掌握止血技术。从识别外出血、内出血，用指压法、止血带和包扎、夹板扶托伤肢等技能培训，对动脉大出血，血流不止时，要先用消毒过的布敷上，再用树枝、石块顶住出血处，再用布卷压迫出血处上方，外缠绷带止住血。当时的急救只能做到这一步，也是培训重点。现在看到当初的止血办法是何等的原始、粗陋、简单和不卫生，可那时也只能这样做。可以说在战场上止血包扎抢救是我妈的专业特长，母亲经历过大小战斗上百次，抢救过无数指战员，在这方面绝对算的上是“专家教授”级了。
　　当时医疗器械装备也非常简陋，除常用的剃头刀、剪子、镊子、钳子、木工锯子和菜刀外，没有其它必备的常用医疗救治设备，药品十分缺乏，缴获的药品也少，除少量消毒止痛药片和止咳腹泻药品外其它很少见到。
　　我妈和所里老同志一起从海水中提练硫酸纳，味苦且咸，溶解于水，不溶解于醇，它是很好的泻药，治干菌痢疾，急性痢疾增大配成溶液，见效快。用酒消毒也成了当时最好的选择，盐巴当敷料，撕布条找绳子用作止血带，伤员太多，战场上缴获医用战利品少，只靠自已寻找代用品来解决，有些还是从当地群众治疗创伤中找到了一些土药方、土办法。
　　在短期学习上，我妈像变了一个人，在家干活和下地干活时总是粗粗拉拉、丢三拉四，可上医护队学习救死护伤的她，突然变得认真仔细。她帮有抢救经验老同志端盘子，提热水，收拾敷料、換药，边学边练，后来学会用药、换药、止血、包扎伤口，她知道稍有粗心，会给伤员带来痛苦甚至失去生命。
　　由于敌人烧杀、扫荡封锁，部队的物资十分紧缺。在医护队遇到的困难是没有药品，包扎用的绷带、纱布和脱脂棉。伤员伤口化脓，有的长了蛆，洗消伤口敷药没有棉花，我妈和队员们就从身上或被褥中抽出棉花，把棉花放在水中煮开后，当药棉使用。没有洗伤口的药水，就从海水取盐洗消伤口。半个月后，身上棉衣成了单衣，被褥也变成了床单，“在冬季寒冷中为了抗日，战士们流血牺牲都不怕，我们再冷挨冻那怕啥”。
　　第一次上战场，母亲记忆犹新，上战场谁都害怕，枪弹无眼，炮弹爆炸，弹片横飞，会流血死人的，学过医的都明白。可上了战场，为了抢救战友，只顾救人，就忘了害怕，在炮火下穿梭，抢救运送自己的伤员，救护队员负伤或牺牲了，自己就顶上去继续干。
　　我妈记得她第一次救护的是被日军炮火炸断腿的小战士。从前方送下来时，我妈赶紧进行止血包扎，“抱在怀里时他还是热的，止血后还是没留住他的命“。她记得还有一名通信员，胳膊被子弹打穿，血一下子喷出来，我在边上，赶紧一把掐住胳膊，按住出血点，进行包扎，这是被子弹击中了上肢大动脉，生死只在几分钟，不但要争分夺秒，还要把伤口位置和伤情判断准确再进行抢救，才能救活人命。
　  战场上的伤情大部分是枪炮伤，伤口血喷射而出，流光了就没命，有多少指战员负伤时，我们不在身边，“慢慢流尽最后一滴血”。还有很多伤员当时止住血，“因为缺少消炎药，还是被严重感染而牺牲”。
    看到年轻战友的牺牲，看到还有伤得更重的战友在等待救护。妈妈说：“年轻时见到这很可怕，但看到有救活的战友痊愈后又返回前线，心里才对自己工作更有信心”。  
    战斗中，跟在后边负责抢救伤员，服从护士班长指挥，年少体弱的母亲在敌炮火和枪弹下给负伤指战员包扎止血。起初，老兵和班长对她不放心，会带着她，利用地形地物接近伤员，开展抢救。　
    战场上枪弹横飞，弹片如雨，哪里有枪声战地救护队员就向哪里冲。战场伤亡惨重，除去阵亡的，大量倒地伤兵急需救护，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许多伤员被救下来是用绳子拖下来的。说到绳子，母亲说那时用的是“救命绳”，绳子虽不是稀罕的东西，到处都有，但战场抢救伤员止血时最需要的就是它。另外“綑杆绳结绑担架，晚上行军打盹时把绳子串起来走路就好像手拉手不掉队”。可绳子从哪来？妈妈说：“打扫战场时从鬼子腿上收来的”。指战员们打扫战场时挑选好的枪炮和子弹，抢着换枪、换炮，用日军武器装备自已；医护队员打扫战场时就到处收集药品和绷带，身上缠的、肩上背的最显眼的就是“救命”的布条和绷带。
    一次，在敌我双方激战后，从死人堆里寻找抢救战友时，一个被炸断右胳膊的日军，左手端枪打死我伤员和女医务人员，眼看战友死在眼前，愤怒的母亲和战友们拿起石头狠狠砸向日本鬼子，脑浆喷溅，当场殒命。
　　战斗厮杀仍在继续，许多女同志在最危急时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消灭敌人，用自己的生命救护伤员。发现日军伤员时，想到鬼子对村民的残酷屠杀，恨得直咬牙，“小驴子劲的”（愤怒），当场捅死、勒死、砸死，一个不留。
    加入到抗日救护队工作以来，原本青涩、瘦弱的女学生们已多次参加战斗，手中熟练、快捷、实用的止血包扎动作，让负伤战友眼光中看到有自己的医务人员在身边，就能活着有救了。
　　以上说到的“胶东医训队海南二所”抗日救护队的学习培训情况，都是妈妈战友们在家聚会和包饺子时我在边上听到的。
　　妈妈在队伍中表现积极，身体弱小但积极上进、敢挑重担，在战火中抢救护理伤员，从前线用担架抬下战友，经过战火考验后她向党组织递交一份用繁体字写的入党申请书，几行娟秀端庄的字体，浓浓的书意情感交织成坚强的入党誓言。
　　参加党组织的入党宣誓时，战地救护队的“女汉子”们英姿飒爽、铁硬钢强般的胶东文登土话铿锵有力，回声环绕。
　　从火线下来，在党旗下宣誓，又重返战火。就这样，在党组织培养下，妈妈背上医疗器械及药品、带着救死扶伤的信念、怀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赴汤蹈火的帼国英勇精神，拼杀在抗战最前线。
　　母亲用青春热血在抗战烽火中书写人生，知道母亲的人并不多，日渐衰老的母亲，柱着拐艰难行走，她那模糊和淡去的身影渐渐被人们遗忘，记忆中点滴涓流的往事，却一直敲打我心门，久久难以忘怀。随着远离炮火的巨响声变成无声无息，祖国繁华和平的地平线上散落着她们曾经生死战斗的记忆痕迹，人民不会忘记她们。
　　母亲在战火中坚定信仰，奋勇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战火锤练传奇人生，把解放人民、脱离苦海的信念初心重担挑起。
　　
    保卫胶东  突围西进
　　
　　1945年8月15日，那是让人们难以忘记又极不平凡的年代，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一起欢呼胜利，幸福的泪水染湿了带血的征衣。
　　抗战的硝烟还滞留在天空，没有散尽，内战的炮声又响了起来。
　　在国家人民面临新的战争苦难时，母亲毅然选择留在部队，继续抢救战友。
　　解放战争初期，原“胶东医训队海南二所”人员补充到胶东军区野战医院。野战医院的规模和技术条件稍有改进，便于跟随大部队遂行运动战、山地战。人员都是来自胶东各军分区后方医院和其它后勤保障单位成建制单位的精兵强将近千人，属团级编制。多数是医护卫生人员，军医、医护人员都是我军自己培养或在实践锻炼出来的人员，绝大多数是经历战火考验，从事战场抢救治疗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丰富，没有科班出身的医护人员。少数行政和政工人员也大部分从事多年部队工作的抗战老兵，有丰富的工作和战斗经验，此时我妈已是胶东野战医院护士组长。
　　我妈和徐桂哲(荣成人)分到一组，这对姐妹俩战友情感至深，从此互相帮助照顾，迎接即将来临的全国解放战争，一起战斗，走完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出发前，老百姓都出来送别自己的队伍。在离开家乡人群里，母亲向前来送别的家人告别。母亲的哥哥和弟弟此时已离开部队，回家务农了。
　　花样年华，雅嫩微笑，年青纯真，是留在姥爷心中的记忆，姥爷给自已女儿起小名叫“岁"，她年纪轻轻就离家远走，奔赴前线，“真不噶是滴"(不舍得)，看到父母的泪花，在转身刹那间润湿了女儿的眼眶。
　　太阳下山后，“我们就离开送别的乡亲，向西开拔”。母亲人生远征从夜行军开始，随着道路的延伸和黑夜深沉，坑洼不平，行走困难。肩上背包和药包变得更重，压得气喘吁吁。走到深夜，睏意渐浓，眼前迷糊，打个盹，冷气袭来也赶不走睏意，不管多睏多难，跟上队伍走，拉下了再跑步跟上，腿沉拖拉不动也要走，边走边打瞌睡。我们女战士用一条背包带栓住自己的背包上，一连串牵着拉着走，这样就走不散，行军休息时倒地就睡，睡的很沉，太疲劳啦，连行军号响了也听不见，只得由班长又推又拉才能醒来。走不多远又睡的迷迷糊糊、跌跌撞撞、晃晃悠悠，前面的同志走也跟着走，前面的同志跳也跟着条件反射地跟着跳，前面的同志转弯也跟着转，前面的同志停下来也刹不住，猛地一栽，头脸撞到前面的人身上，兵器发出清脆的金属响声，这才猛一惊，重新醒来。
　　这样的夜行军一直在西进路上走过胶东保卫战、突围西进、莱芜战役等几十次大小战斗。
　　在母亲的简历上记载，1947年7月部队在战斗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后勤部队卫生部十五院。

华野第八兵团十五院集体照片
　　

　　
　　期间，最重要的是孟良崮激战，众所周知，该战役华东野战军全歼了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首“整编第74师，击毙张灵甫。
　　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七十多万，己成为国共在华东战场的第一次生死对决战。
　　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有合围和主攻孟良崮的进攻战，还有四面打援的阻击战。
　　华东第三野战军十五分院，参加火线救援，最感动人的是沂蒙山区人民组建的担架队。母亲说:“参加战场抢救的火线转运队，全是沂蒙青壮年组成，分到我们队的总共1000多人，两个一组，近300多担架200多小独轮车。救护队由当地人组成，以村名为队号，村里人组成连、排、组。沂蒙老乡迎着炮火硝烟，冒着生命危险，在我们后边跟进，我们在前面抢救伤员止血包扎，他们接过手，把伤员轻轻抬上担架，然后向山下转运走。
　　张灵甫的74师全是美械装备，炮弹、枪弹密度增大，还用上喷火武器，用母亲的话是“火龙炮"，烧伤的战友浑身是火，烧成焦糊状还在地上打滚，救护队员在附近看到这副情景，个个胸燃烈焰，目肶迸裂，拳头攥得紧紧的，牙咬得咯咯发响，战士们一波冲上去后被火焰吞噬，一波接一波地冲上去，山头上留下一片焦烟未熄的尸体和伤员。这是救护队第一次遇到的惨景，无应对之策。“我们只能扑灭他身上的火，可无药无法抢救他们的生命”，满天都是刺鼻的糊焦味、火药气息和血腥味。
　　整个山头都是尸体，有的大沟填满了尸体。大多数负伤的战友是残肢断臂、血肉模糊、命垂一线，少数能自己走下战场的比以往战斗少了许多。
　　孟良崮战役时，前边倒下的战友成批遍地都是，我方民运大队人员多，有些伤势重的伤员，现场做好止血包扎处理，让民运队员尽快送到战地医疗队进行救治。有些轻伤员止血后再运送他们回后方无疑就是一场与生死枪时间的比赛，得不到救治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已的伤员死去。交通壕、堑壕、土堆旁都有我们负伤的指战员，医护人员赶紧包扎止血，民工们抬的抬、背的背、扛的扛，送上担架往后运。
　　孟良崮地区奇峰迭起，怪石磷峋，崎岖蜿蜒的山路，奇石陡坡，担架缓慢向下蠕动。队员的体力己超越极限，焦急不堪的脸上汗水、血水被折磨的疲惫无血色。敌人炮火袭来，炸得山石泥沙乱飞，瞬间炸飞了担架，造成极大杀伤。看到此景，撕心裂肺，想到救活战友的希望被炮火摧毁，绝望兴叹而无助。妈对我说过:“前边战士成遍成片地倒下，伤员的血喷湧而出，鲜红的，我们救护队员就扑上去抢救，多救一个是一个，温湿的鲜血溅满全身“。
　   担架队员紧紧跟在后边，把我们医护队临时包扎止住血的伤员抬上担架，一路上照顾伤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盖在伤员身上。经过艰辛跋涉，各个汗流浃背，敌机还对担架队丢下炸弹，有不少担架队员受伤或牺牲，但沂蒙小伙子们继续执行抢救伤员任务，一趟趟往返运送伤员。
　　沂蒙人民组成支前大军，肩挑畜驮，独轮小车滾滚，运送粮草弹药和伤员。
　　伤员送到后方，沂蒙山男女老少都参加到救护伤员的战斗中，各村都成了战地医院，腾出好房让伤兵住，烧水炖汤烙煎饼，像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伤员，场面十分感人，传颂的沂蒙山大娘大嫂的事迹，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最幸运的是她们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下的战友，经过救治，得而复生。最亏欠的是被炮火炸成重伤，被战火烧焦和致命重伤无法挽救的生命，在救助无奈之下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的战斗英雄。
　　我在网上搜索母亲说的孟良崮战役，打扫战场时见到满山尸体，当地老百姓有几年不敢上山。母亲还说，敌人沿途丢弃的辎重、粮食、军马、汽车等很多，从战利品中寻找到的医疗抢救药品很少，大部分毁于战火。
        
    解放济南  南下南下
　　
　　1948年9月，华东第三野战军十五院配属华野13纵，由南向北进攻济南。济南是文化古城，山东省会，泉水闻名天下。
　　柳埠西营镇(济南南边山区的卧虎山水库附近)，那里曾一度成为从南边进攻济南主战场的收治伤病员的集散地。
　　解放济南外围战是王耀武坚守的重点，凭借北有黄河，南有山区，构筑大量地堡、堑壕，妄图固守城池。
　　战斗激烈残酷。在柳埠西营镇，我妈和战友们执行战地医护抢救，在一片空旷地上，从前方运进来的数百名伤员横七竖八摆放着，我妈和队员们在送到伤员的空地上负责分检，在这里她们没白没黑地干了六天。
　　我妈和队员们的任务是进行初步包扎止血，把最需要及时抢救的伤员分轻重缓急挑出来，用白条和红色布条绑上做好识别标记，挂上红色布条的是危重伤员，要尽量争取时间用担架送战场手术组进行创伤抢救。系白色布条的是轻伤员，尽量不去挪动，避免触碰伤口，喂水喂饭进行护理。医务队分成几组，争分夺秒，对伤员进行观察、摸脉、翻眼(看瞳孔)、查看伤情，做好标记。简单的办法，合理的分工，为抢救战友生命争取了时间。
　　四周都是撕心裂肺的叫声，从担架上滴落的鲜血凝固，断肢残体的战伤白骨裸露令人窒息。有的在来时的路上失血多牺牲了，抬走伤员后又有抬进来的，很多运来的新伤员又要从头分检，在现场呼叫“卫生员"声连续不断，此起彼伏。
　　医院野战手术在简易帐蓬和民房中进行，四处炮火隆隆，枪声不断，屋前屋顶被炮火震得灰沙弥漫。
　　攻取敌占大城市的战斗造成伤员成倍俱增，战场抢救任务越来越重，随13纵队战斗的医护队员已有6OO多人，仍杯水车薪。
　　战场上伤员情况各异，有些人是中枪或被刺伤，还有更多的则是炮火弹片击伤、震伤、烧伤、骨伤、炮弹气浪掀起摔伤。许多受伤战士在狭窄的地沟、路上获救之前在战场无人区的土地上痛苦地躺了好几天，在死亡的边缘挣扎，有的被炮火尘土活活掩埋。
　　战场救护在白天可以直接看到伤员伤情，就地施救。但大量的工作要在夜间不停顿地完成。
　　深夜来临，提着马灯，耐心查看新抬来的每位伤员的伤情，发现伤口判断伤情在夜晚非常困难，对清醒的伤员可问清伤情，对伤重昏迷的要利用月光、照明弹和遮光手电、马灯等看到伤口，或用手摸，当触到潮湿和有温暖感觉的地方就是负伤出血点。要看清伤口离大血管近的地方如有弹片、树枝等异物，不可拔出，会造成大出血。还要从伤员姿势动作判断，被子弹打穿肠子，肠子露出流一地的均是侧卧，断了胳膊和腿的，身子朝上，背部受伤会俯身向下，这些都是人体受伤时本能反应。
　　在满地伤员中，找到重伤员及时送医务抢救站安排手术抢救治疗，对轻伤员进行止血包扎，包扎要做到准、轻、牢。重伤员是那种血肉模糊的，缺胳膊少腿的，各种惨状都有，这对医护人员都是极限考验，在没有救命设备和医药条件下，唯一抢救生命的办法只有止血包扎，要有耐心和胆量处置好伤员，尽力争取更多地挽回指战员的生命，减轻疼痛。
　　战场救护时，寻找发现伤员后，对伤情要迅速做出判断，在包扎止血后，又要抢救又要招呼担架抬运伤员。通常根据伤情用背着、肩扛、抱着、担架运送伤员，重伤员还要伸出手扶住把牢，胸腹伤取仰卧位，背臂伤取平卧位，骨伤先用树木板临时固定。
　　后勤保障抢救处置难、头绪多、人员少，只要前方和后方需要，医护队靠前抢救，冒着枪林弹雨，抬着担架，紧跟部队火线枪救伤员，是踩着冲锋队员脚步后面跟进的“生命护卫员"。
　　我妈带着救护组坚守着日以继夜地抢救伤员，济南攻坚战斗异常激烈，在跟进中，大量伤员等待抢救，人手紧、分身无术，只能对伤员进行初步的包扎止血。由于战场形势严峻，攻歼大城市守军难度大，为了抢时间，部队多梯队向主攻方向展开攻势，登城云梯上勇士们奋力拼搏，枪弹铺天盖地，遍地火光，硝烟弥漫，部队发起冲锋，一排排倒下，伤亡很多。
　　在隆隆炮声中，被震得不停抖动的帆布下，医护人员不停消毒、注射、剖割、缝合、扎绷带，一个伤员刚被处理好抬出，另一个又抬进来，手术紧张有序进行，简单地处理已到最低状态，伤员动手术时嘴里塞上毛巾，伤员的鲜血溅满了医护人员的全身
　　妈妈和医务人员就这样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黙默奔走、搬运伤员，把手术台当战场，挽救了无数战友的生命。只要抢救战友，减轻伤员的痛苦，她都毫不犹豫冲向前去做，战场救护全过程工作时间长，医护队战斗打响即投入抢救伤员，战斗结束后还要连续干上几天几夜。她们在战火中抢救伤员的动人故事就如战场上的战斗英雄一样动人心弦，感人至深。
　　妈妈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段，紧跟部队前进，战斗到第八天，她随先头部队从济南普利门进入市区，沿街有老药铺店。在街头巷尾，黑心商贩，当街销售医药用品，赚黑心钱。
　　我妈跟着部队跑，遇到医院和卖药店、私人小诊所就进去购买急救用药品，有些好心药店老板还多送点，遇到被缴获的战利品时，就抓紧翻找，找到那些战场上最急用、救人命的药品和器材。
　　她们把如获至宝的药品、酒精、纱布装进包袱，医务队有车辆和马匹运输，她们也不放在车上，而是随身携带，背着的大包比战士的背包还大一圈，自身携带的好处是用起来方便及时。从妈妈口述中，可以想象到当时战斗有多激烈，指战员伤亡惨重，医药缺乏，母亲和战友们当时承担的战场救护任务有多么急难险重，可想而知。战场上她们医护队就跟着部队向前冲，在一遍倒地战友中寻找还活着流血的战友，帮他们包扎止血，完成后再向前冲，一段段地向前救护伤员。子弹就在耳边呼啸，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前赴后继，拼命搏杀，这就是面临生死的战地救护队员冲在生死线上救战友最真实的境况。
　　巾帼不让须眉，军中女兵在某些方面往往要比男兵付出更多，因为在军队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甚至在对女兵的体能更加严苛，母亲坚持做到，男的能干的我也一样要能干，跟不上了，干不动了也要不断去干弥补上，时间再紧，也不放弃，抓紧干好手上的工作。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抢救避免伤员失血多，为防止昏迷的重伤员痰多堵塞休克，就用管子将痰吸到自己的嘴里再吐掉。
　  对战地救护队来说，伤员就是自已的亲兄弟，看到战友倒在血泊中，冲上去抢救伤员时的一身干血块又添上新血迹。
    在战斗胜利后的间隙，还有很多指战员在这时才发现自已受了伤。每当伤愈战友被从战斗中救下转运走，听到伤员呻吟声小了，那就是我们最开心激动的时刻。
　  在南下的路上，沿途的俘虏和炸毁的车炮，逃难的人群延绵不断，在天寒地冻的时节，人们拖家带口，缺衣少食，流入他乡，情景十分悲惨，许多人走着走着，就因冻饿和疾病而死去，沿途坟茔遍地。
    母亲的自述中也透露出一些细节:她曾看到战友牺牲前流尽鲜血毫无血色的脸，听到战友最后停息的脉博声，看到炸断半截身子的战友，临死前仍瞪眼看着前方的战旗，还看到牺牲的战友仰天瞪眼，死不暝目。多少年母亲也难忘此景。
　　在战斗最前线的冲锋队后就是战地救护队员的身影， 牺牲不会给我们留下伤悲和愧疚的时间，必须更加坚强，投入下一场战斗，女医护人员体力差但韧性坚毅，济南战役胜到后还没白没夜地坚持连轴干了半个多月。  
　　在临时后方，为了安抚伤员，及时换药、送水、喂饭，晚上帮伤员盖好被蹬掉的被毯，帮助排便困难的伤员，累了就靠在边上睡会。许多轻伤的指战员经过治疗后，就嚷嚷想找到自已的部队，投入到战斗中去。可是，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原来的部队早已插入敌后;有的已经合编，原建制打乱;有的调整战斗部署，补充组建成新的部队;有的部队由几个地方团合编成师，由几个师合并成军，改了番号。上述情况导致这些伤员暂时无法归队，只能等待组织上分配新的战斗任务。
　　为了扩大野战医护队伍，济南党组织动员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参军，补充后分到各部队医务队，这些医务人员带来了救命的技术器材和急需药品，在战场后方开辟了开刀动手术的急救室，条件虽简陋，“可从死亡线上救回多少人命啊”。
　　1967年的五月前后，我陪爸爸妈妈游览了泉城名胜，在她战斗过的地方拍照留念。
　　回到母亲战斗过的地方，她亲临现场，触景生情，此刻母亲回忆想起的往事就更多了。她说:"济南当年的齐鲁医院也安排了不少解放军伤员“。过去多少年了，当年济南市地下党推荐齐鲁医院参军的医生、护士的很多战友已离休，散落在华南各地，她们一直在电话上保持联系。
　　我记得母亲说过:“打济南时，是我在文登海南医护队二所时的战友牺牲最多的"。具体牺牲、负伤多少，姓啥名啥己无处可查。
　　母亲对我说:“济南老城墙全拆了，现在的经十路一线是当年攻占济南时国民党防守的战壕"。在解放军攻进城内后，部队和当地党组织领导决定组织后方民工把我军阵亡战友集中埋葬在南边靠近的山里，就是当年的赤霞岭(四里山)，现在的英雄山上，让春花簇拥、供后人敬仰。国民党几万余人被歼的尸首就地掩埋在城南战壕里，就是现在济南市经十路沿线附近的地下，让雨水污泥沤烂，黑鼠毒虫啃噬，遗臭万年。
　　在烈士掩埋处，撮土为炉，插草为香，看到告别的这一幕，大家的眼眶都湿润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妈帮徐桂哲阿姨寻找她的弟弟，老姐妹俩搀扶着登上济南战役纪念馆一一解放阁，在镌刻着几万名牺牲英烈中寻找到她弟弟的名字。(尹兴帮，男，山东牟平人，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解放后和徐桂哲结为夫妻)，他俩同是我妈胶东兵南下战斗队伍中的一员。
　　

妈妈在华野南下干部纪念馆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