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群体。

    山东南下干部，史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特殊而耀眼的历史革命群体。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为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各省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于是，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共青团员抛家舍业，拜别父母，别妻离子，远离挚爱的家乡，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奔赴江南新解放区，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差异，“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山东及周边地区几万干部随军南下，就没有江南新区的建立和巩固，就没有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值得骄傲的是，这些功勋卓越的山东南下干部大多是从我们青州走出去的，是在经过短期集训后，从青州集合出发，背上行装扛起枪，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挺进南下的。大军南下后，为做好南下干部子女的安置工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保育院，院址就设在现今弥河镇大关营村。父母走了，孩子们留在了“娘家”，留在了青州。

    1948年3月21日，青州城解放，华东局机关和华东军区机关进驻青州，驻扎在现在的弥河镇闵家庄村。在这里，华东局领导同志指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和胶济铁路线上的17座县城，歼敌8.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春季攻势。同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军支前，组织担架队、小车队，筹集物资，支援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积极领导地方的党组织建设、肃匪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济困救灾等工作，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

    华东局在青州设立过若干工作机构：华东局财贸委员会驻城南涝洼村，曾山同志任主任。华东局财办所属邮政管理局驻青州城里西皇城街温氏故宅，下设邮电学校。在大关营村建立华东保育院，集中教育培养烈士遗孤和领导干部的子女，曾山同志的夫人邓六金任协理员。华东交通局青州办事处，所属交通学校在城北裴桥村。以华东野战军随军卷烟社为基础成立的利华烟草公司以及《大众日报社》印刷厂等也相继移到青州。鲜为人知的是在黄楼街道王岗村还有一个华东局党校，南下干部就是在这里进行短期培训的。

    一、华东局在青州运筹帷幄部署南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共中央于9月8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这样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类干部5.3万人左右。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华东局驻地青州市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指示》还要求，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同时，华东局要求各级党委选送的党员干部，速到华东局党校所在地黄楼街道王岗村集结学习。

    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部署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成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并任命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一地委随即指示所属各县抽调干部，按建制县为单位组成了7个中队(中队部为县级领导机关的架子，由县委、县政府及各部门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于1948年12月23日集中到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阳信县何家坊附近的道门王村进行学习整训。翌年1月，渤海区第一大队全体南下干部由行署驻地出发，最后来到益都县华东局党校所在地王岗村。与此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也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王岗村“华东局党校”接受南下前的培训。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第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二部由华东局机关干部组成；第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第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及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在党校学委会统一领导下参加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新华社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有关城市接管政策的文件。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闵家庄会议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并且每个区党委也要求所属各地、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要配备2套领导班子，一套留下坚持当地工作，一套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南下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为了追歼国民党逃军，随军南下干部常常一天一夜行程七八十华里，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捕捉溃散的敌人，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筹粮的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这标志着随军南下干部已经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筹粮支前任务。

    三、一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浙江

    当渡江战役打响，随军南下干部与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奋力冲向江南的时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国民政府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占有特殊的位置。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当时，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班子，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8000人。

    5月初，谭启龙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三四天后即分往各个接收地区。

    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干部全部被分配到接收宁波地区、临安地区、金华地区、杭州市区和绍兴和萧山县。同时接收的还有台州地区、建德地区、嘉兴地区。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干部共4个大队，渡江后三大队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渡江后除分别接收嘉兴地区的嘉善县和武康县，和参加宁波地区接收外，其余都分配接收衢州地区;二大队分配接收杭州市区，其中抽调两个中队到绍兴和宁波两个地区参加接收工作;四大队在临城集训时，被分配担负筹粮支前任务后从湖州、嘉兴到达杭州，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

    四、二支队和三支队部分干部接管上海

    上海当时拥有500万人口，是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华东局在1949年初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做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总的部署是: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分局负责。南下后的华东局和中原局合并，驻徐州，仍称华东局。

    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时占领了沪宁线上的丹阳县全境。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军事解放上海的同时，华东局把接管上海的工作摆到了首要位置，并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建立了两套班子:一是以粟裕为主的三野前委，统领部队准备以军事手段解放上海;二是组织以陈毅为主的接管工作班子。4月24日，华东局组织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部及部分南下干部随华东局机关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渡江到达丹阳，在华东局和陈毅、曾山直接领导下，为接管上海作准备。5月初，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先后到达丹阳，有以曾山、许涤新、刘少文为首的财经战线队伍，以周林、曹漫之为首的政法战线队伍，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的公安战线队伍，以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伯韬为首的文教战线队伍，共计约5000人。

    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作了重要讲话，王尧山(“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介绍了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并制定了接管方案，确定由山东昌潍、潍坊、渤海等地区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的3个大队、10个中队接管上海近郊10个区。5月25日，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区，由赵毓华(原昌潍地委书记、“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带领的2个大队所属5个中队随华东局机关行动，从丹阳经南翔、真如进入市区。而由秦昆、江征帆、张振乙带领的1个大队5个中队因随九兵团三十三军筹粮支前，先期从安徽无为县过长江南下，在胜利完成任务后，26日从浙江湖州经莘庄、龙华进入市区，驻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全部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5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近郊工作部和接管会在交通大学正式办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二支队的干部还负责接管了杨树浦区、静安区、南市区、沪北区、新成区等。

    参与上海接管的山东南下干部还包括:顾准(南下前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带领的青州总队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上海财税系统，李士英(南下前任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等带领的一批公安干警负责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1949年5月上旬，华东局在丹阳附近新丰镇决定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为校长，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政委刘格平为副校长。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由华东局党校的干部、渤海区南下党政军直属机关和下属部分干部、随同南下的华东大学毕业生、上海地下党市委派来的少数干部共同组建。

    5月中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上海解放后，学校接到向上海进军的命令，筹办学校的全体干部于6月初从丹阳分批出发，经常州、无锡，迁入上海市区办学。这批南下干部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历时3年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干部。

    五、四支队接管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外，大多数是属于民族资本。为了配备好苏南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渡江南下接管苏南地区的指示精神，抽调南下的各级干部达数千人。不少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四支队干部。

    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由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刘季平、陈国栋、陈一诚、黄赤波、惠浴宇等10人组成，陈丕显、管文蔚、刘先胜、赵明新、钟民为常委，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无锡直辖市和27个县市。

    六、 “青州支队”在上海大显身手

    在这支南下干部纵队里面，有一支打着“青州”旗号的特殊支队，他们肩负着接管大上海的特殊使命。上海是旧中国最现代化的经济中心，当时全国一半的贸易额和工业产值集中于此。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如何接管和改造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摆在中共领导人眼前的难题。总的部署：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直属机构的全部干部力量，都用于准备接收上海市；山东工作，移交给新成立的以康生为首的山东局负责，原华东财委接收上海全部财经系统。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从华东财委(驻涝洼村)所属的财办机关及其下属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代号为“青州支队”，大名鼎鼎的顾准任总队长，石英任副总队长，黄耀南任总队政委，下分财政、银行、外贸、商业、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10余个大队，分头接管上海财经各部门。

    顾准(1915—1974)，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20岁参加中国共产党，30多岁担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作为南下干部，34岁任“青州支队”队长，参与接管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和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等职。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顾准在培训期间，“青州支队”的领导们仔细研究接管上海以后的每一项工作，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领导经验丰富，文化水平高，又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在讨论会上惹人瞩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当时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至今仍为健在的与会者们津津乐道。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青州支队许多人都有过财经工作的经历，在南下干部队伍中，显得格外精明强干，即将出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他们“统统都是人精”，而34岁的顾准，12岁入会计行当练习生，19岁时即写书《银行会计》，25岁离开上海赴苏南根据地前，已经成为上海名倾一时的会计专家，在几所大学兼课，后来在根据地他也显出了过人的财经才干，这些都是他能被任命“青州支队”队长的重要因素。
七、青州各界积极响应出色完成南下任务

    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指标一下达，青州解放区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各县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从速抽调南下干部的问题，并将外调干部任务具体分配到各个区委。同时要求在选拔外调干部中，一定要做好思想动员与教育，着重抓好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阶级教育及南下开展新区工作重要意义的教育，从而启发大家的觉悟，服从组织的决定，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在选调方法上，按照“公开动员、干部带头、自报公议、组织批准”的原则进行，对应选者的实际困难要尽量帮助解决，以免有后顾之忧。根据各县委的统一安排与要求，各区委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层层动员，一个一个地落实，许多领导干部带头报名去新区工作。有的区委还针对干部中的一些思想问题，开展了对比教育，“比比战士送炸药包”，“比比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比比参军支前时所做的贡献”。这些活动对干部的思想触动很大，再加上我们的干部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大多数人具有较高的觉悟，因此，自愿报名去新区的热情高涨起来，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益都县委抽调30多名干部南下；中共益寿县委在县委副书记孙兴国、宣传部长吴化远、民运部长李华村、农救会主任王金樽的带动下，抽调56名干部南下，县委在北马兰小学召开了欢送大会，并合影留念；中共益临县委书记张光、县长纪立纲带领部分干部南下。

    南下新区的广大青州干部，在浙江、上海、江苏等省市，发扬了在革命老区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各方面人士努力工作，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建设新生活，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许多同志在建国后继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又立了新的功劳。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随后于1949年3月下旬南下，迁往上海，华东保育院的孩子们随后由大关营村搬到了城里教堂，6月份接到命令南迁上海，从青州“姥娘家”回到了父母身边。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但给青州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和昌盛，给青州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财富，在青州现代史上留下了熠熠生辉的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