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再次“南巡”，针对庐山会议的情况，向有关地方干部打招呼、给犯错误的干部做工作，使大家了解中央内部的矛盾和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情况，防止有的同志因不了解情况而犯错误。

    正如他在“南巡”沿途所讲的：“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见林彪一伙人大搞宗派活动，果断地采取了三项办法：“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他说：“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指示进行‘批陈（林）整风’，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 。”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派纪登奎等同志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这是‘掺沙子’。”

    “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叫‘挖墙脚’。 这些措施是为了削弱林彪一伙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

    在做了以上工作后，毛主席开始了他的“游说”历程。毛主席第二天到达武汉，住了11天。这期间，主席在东湖宾馆的住所里，频繁的召来湖北、湖南、河南（注：河南省的刘建勋、王新等，是从郑州跟随毛主席的专列到武汉的）、广东等省市的一些党政军领导谈话，了解情况。

    主席在同地方负责人谈话时，还要求他们唱《国际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

    我记得有一天（时间大约是8月20日前后），主席突然提出要找《国际歌》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的歌本。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打开计算机从网络上下载或是直接用手机下载，而是要找到相关的歌本。当时出版的歌本里，基本上都有《国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立即把主席的指示传达给警卫值班室，警卫值班室的值班干部又立即告诉一中队的指导员李连庆去找。当时，指导员李连庆第一个找到我，问我带没带《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本，说主席要用。

    因为，我在四区队是文艺骨干，爱说爱唱，还经常编排一些小节目，组织演唱，所以，指导员就先在宿舍里找到了我。只是由于这一次走的急，带的弹药又多，觉得离国庆节只有一个多月主席就回京了，所以，就没有带不急需的东西。指导员听我说后，只好又问别的警卫人员。

    当时我们住在东湖梅岭三号楼的一楼，是一个集体宿舍，在场的人听指导员说主席要找《国际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立即都打开行李包翻找，最后我们分队长和其他战友找到了两本，立即交给指导员给主席送去。之后，主席再找地方领导干部谈话时，还一同看着歌本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歌。

    主席在要求唱两首歌的同时，提出：“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他还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和司令员曾思玉，可能也接到了毛主席要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歌本的任务。8月27日，主席在临离开东湖宾馆时，他俩想把歌本亲手送给主席。可是，这时主席已经上车出发，刘丰和曾思玉的轿车立即调转车头追赶。

    刘丰和曾思玉的两辆车在后面紧追。我们弄不清后面来车的意图，护卫着主席的车也加快速度紧跑，就这样刘丰和曾思玉从东湖宾馆一直追到火车站。

    在离开武汉之前，毛主席叮嘱刘丰：不要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别人。并说，“我是给你打招呼，有些事回去（中央）还要讨论。”刘丰当即作了明确表示：“不会的。”

    其实，在此之前，李作鹏陪同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时，李作鹏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主席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最后传到了在北戴河的林彪耳朵里。刘丰最终还是辜负了主席对他的希望，只唱了歌，却没有按照歌中的内容去做。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