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有贵，1934年参加红军．延安通校清凉山气象训练队成员，是我党我军第一批气象工作者。曾任延安军委三局电台一分队报务员、军委驻冀鲁豫军区气象观测站观测员、报务员，鲁南军区气象训练班教员。

老红军胡有贵使用过的手电筒

    1974年，刚满16岁的我高中毕业。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时代浪潮感召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临行前一天，父亲从衣柜里拿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歪脖子手电筒．说是他当年在延安学习时部队发的，质量很好，灯泡很耐用，嘱咐我爱惜使用。说着．父亲的手不禁又摸了一下那个手电筒。我能看出他眼神中的珍惜之情。

    就这样，我带着父母的嘱托和手电筒出发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父亲赠予的小小手电筒不仅驱散了上夜工回家的黑暗、照亮了坎坷不平的乡间小道、更给予我精神上的寄托——借着他躲在被窝里偷偷翻阅《苦菜花》、《迎春花》、《红旗飘飘》等名著，也给予了我学习高中课本的光明。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这个手电简带来的是心灵上的光明。它伴随着我上大学、参加工作，后来慢慢退出我的常用物品之列，静静躺在衣柜深处。

    2000年11月27日，父亲胡有贵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1933年，年仅14岁的他在大巴山参加革命，过草地、爬雪山，西渡黄河、血战河西走廊 …… ，我们兄妹在追寻父亲的革命脚步中，有幸看到有关他早年的一份履历表，里面记录着这样一段历史：“1945年1月，由军委三局调到联防司令部通训队学习气象观测四个月，在学习中担任组长，结业被分配至敌后作气象观测报告工作。带着两部电台和其他装备穿越敌人多条封锁线，到达冀鲁豫（后山东）军区筹建气象观测站工作。”看到这些，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些和父亲当年送给我的手电筒有无联系？经过多年走访调研相关纪念馆和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终于查到了手电简的来历。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战场是这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由于航空作战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美军指挥部急需气象情报资料。而我党我军在敌后建有众多根据地，具备建立气象观测站的客观条件。因此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向我党提出了希望提供气象情报的要求。在达成协议后，军委三局开始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无线电通信训练队（原延安通校）筹备组建气象训练班，我父亲经组织仔细考查后被选调到联防司令部通训队学习气象。

    当时，气象培训队共建有三个班，我父亲担任三班班长。与此同时，从延安医科大学调来清华大学气象专业毕业的张乃召同志，担任气象教学和领导工作。训练班学习内容主要是无线电通信和气象两门课。据父亲同班战友葛仕民回忆，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室是土窑洞，没有桌椅，学员们就用双膝当桌，以石为凳。天气好时，就在院子里上课。我父亲通过刻苦学习，学会了辨云识雨，基本掌握气象知识，并且会讲英文．成绩名列前茅。

    结业后，学员们即分赴陕甘宁、晋冀鲁豫、晋绥及晋察冀各根据地建设气象站。我父亲与葛仕民、王振海三人经组织严格审查，被安排到敌后根据地，到冀鲁豫（后山东）军区筹建气象观测站工作。根据 《延安时代的的气象事业》 （气象出版社）一书记载，各观测站人员除携带气象仪器设备外，还发了铅笔、小刀、歪脖子手电筒等工作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