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飞峙大江边”的庐山，曾经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桃花源，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风云的见证者。我党曾在这“乱云飞渡”的“险峰”召开过三次（1959、1961、1970年）重要会议，其中两次发生了党内斗争，而且都具有突然性。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毛主席在庐山居住的芦林一号别墅，在九奇峰的怀抱中，三面环山一面向湖，有一座很大的院子，院子的右侧有一进一出两个大门。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院子内的警卫由我们一中队四区队负责。

    主席到庐山后，我先在主席住房的后门站哨。主席房后几十米外就是一座山峰,有一条公路从主席房子的后门经过，由于江青不住在主席的房子里，她到主席这里来经常从这里经过，主席有时从后门出来散步，再就是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从这里进进出出。我在这里站哨只有几天的时间。

    有一天，区队长把我领到主席院子左侧进车的大门，让我在这里站哨，要求由带手枪改为带自动步枪站哨。并给我交待：没有警卫值班室的通知，任何人不准进来。

    实际上，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凡是到主席住所来的中央领导，出于对主席的尊重和对警卫制度的遵守，无论有没有规定自由进出主席的住所，都是先让工作人员提前联系好了，才到主席的住所来，这样做实际上都方便。我在主席身边站哨的几年里，除江青偶尔不通知到主席这里来以外，任何中央领导包括周总理在内，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提前联系好了才到主席这里来。

    当时领导命令我：把两扇大铁栅栏门中右侧的一扇关上，这样轿车就进不来了。我们哨兵就站在大门内左侧。还规定：如果有人开车闯大门，必须拦住。

    我看到区队长这么严肃，当时就多问了一句：“可不可以开枪”？

    区队长说：“不能开枪。如果实在拦不住，只能用枪托砸车、砸车玻璃”。作为一名老兵，领导一说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从此以后，主席有几天时间没有去会场，在住所内或外出找一些人谈话，也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比如，8月2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在主席的住所内召开的。不过，陈伯达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进过主席居住的房子。我们则按着规定，在接到警卫值班室通知：某个或几个中央首长要经过时，才打开关着的这扇大门，严格按着规定放行。

    当时在庐山，只有毛主席是从北京带去的保险吉斯车，其他中央领导大部分乘坐的是不保险的车。有些领导乘坐的轿车，据当时传说，是周总理安排廉价购买的前苏联在香港卖不出去，又不愿掏过境费的廉价“伏尔加”车。这种车撞了铁门再经过门卫的阻拦，是很难冲过去的，何况主席房子门前还有一名离警卫值班室很近的哨兵，可以直接看到大门，如果有了情况，可以立即通知警卫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