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和与西安家中的联络

    1940年，蒋孝传去延安时，其父蒋自明仍在西安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他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协和”，对外则称去昆明的云南大学上学，为了天衣无缝，每月还从西安家中向云南邮寄生活费，并以蒋孝传的名义回复家书。

周子健转交致张协和的信函五与信封   T497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致张协和的信函七  T499

周子健由边区银行曹菊茹部长转交致张协和的信函十与信封（信中提及有关蒋自明字帖的事宜为代康生表达）T573

周子健通过军委供给部范离部长转致张协和的信函一与实寄封    T485

    张协和到延安后，因工作面广又喜好交友等原因逐渐成为了知名人物，此时他按理应该大学毕业了，为备后用，假于北京就业。按照中央社会部要求，他每次以蒋孝传的名义写的家书，均交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子健转交，由专人乘飞机托带到北平，再转由航空邮信寄回西安家中。西安家中回信全部都是口头转达，而周子健回复的信函也均由他人转交，有时还会在写有张协和明确信息的信封外再套上一个转交信封。当时北平、西安、延安三地分由日伪、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管辖，但交通与邮政还可往来，其信息相互封锁且不易核对,我情报部门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殊交通渠道开展大量工作。为减少信件被他人截获造成危险，甚至就是在周子健回延安任交际处长时仍保持形式不变，不敢疏忽。周子健回信中披露，有时情况紧急还会将家书销毁，事后重写后再按固定方式邮寄。周子健信中还多次提到，感谢他与王平夫妇不在延安时，张协和夫妇对其子女的照顾。

周子健致张协和的信函三与信封及套在原信封外面的转交信函封  T493、495B

    张协和还利用这些私人书信往来，为延安办理物资采购，情报调查等公事，并多次利用往来通信，协助叶剑英参谋长联络为毛主席采购军事书籍，现存的延安时期周子健写给张协和的10封信中就有3封提及采购军事书籍事宜。

周子健由居敬转交致张协和的信函六与信封   T498

    因工作关系，康生与蒋自明、张协和父子都很熟悉，他知道蒋自明收藏有大量砚台与字帖拓片（包括宋拓），便绕道通过周子健写信时转告张协和，让家人对其妥善保管，有机会带到延安。50年代中期，张协和调到北京工作，他将砚台与字帖各一樟木箱也带到北京，除了郭子化老暂借一方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私用大砚和张协和自己留用一、两方端砚外，整箱子砚台均被康生借走，而那一箱字帖张协和推说，“你先玩儿砚台，玩儿完了咱们俩再换。”

    文革后，抄康生家时曾找出两百多方砚台，其中有二、三十块是从故宫、国图等处“借”的，其余大部分均“借”自蒋自明的旧藏，十多年不提归还而占为己有。“文革”中康生的极左行为令张协和反感，遂断绝来往。

    后我们得知康生在知道自己已失势后，家中文玩均被他盖上自刻印章“上交充公”，这与有些不了解康生为人的“妄评家”，称赞他爱护并上交文物的说法大相径庭。

    为延安平剧院及“黄河大合唱”制作布景、道具和乐器

    延安平剧院于1942年“双十节”在延安贺家湾成立（因当时京剧衍生于北平而称平剧），剧院由延安鲁艺文学院平剧研究团和八路军120师战斗平剧社等单位合并组建，毛泽东为之题词：“推陈出新”，由中央党校“三部”主任刘芝明兼任院长。延安平剧院作为现今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前身，为聚集京剧人才及新中国传统京剧的传承与现代京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协和为《三打祝家庄》制作道具彩色效果图  T8

为《三打祝家庄》制作布景、道具彩色效果图 T10

    平剧院主要开展研究、教学与演出三方面的活动，并以演出为主项。该院除演出过《群英会》、《空城计》、《四进士》、《八大锤》、《战太平》、《玉堂春》、《奇双会》等100多出传统剧目外，还新编演了一批新剧目，如历史剧《岳飞》，现代戏《难民曲》、《上天堂》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根据《水浒》故事改编的《逼上梁山》和1944年冬编演的《三打祝家庄》。

1944年冬由延安平剧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花园一场的剧照Y26

    当时，抗战已进行了6年（按史称八年抗战时期计算），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抓丁抢粮，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而延安则日益成为抗日的圣地，加之正在整风运动期间，《逼上梁山》就是在这种政治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与传统剧目《野猪林》有所不同，毛泽东在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赞扬该剧“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 。《三打祝家庄》则通过宋江率梁山兵马三次攻打祝家庄的故事，表现了军事战略战术中调查研究、各个击破、里应外合等手段的运用与效果。该剧对抗战时期的军事斗争很有参考价值。延安的京剧是借用历史戏曲形式，以表达社会现状的开端，他借鉴了西方戏剧的表演结构，并在中国传统戏剧表演中第一次引入了导演方式。“科学的导演制度首先需要着一些精通了评剧表演技术，且能运用新的表演方法的演员。…评剧的导演便必须精通科学表演方法与旧有评剧表演方法。…建立科学的导演制度；创造能完善表达新的内容和新的观点的新的表演技术”。(《建立评剧导演制度》李纶1942.9《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特刊》)。延安时期对京剧的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他对于以后中国戏曲的影响，包括文革前“样板戏”的产生形成，甚至今天的戏剧表演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延安平剧院制作道具的记录 T9

为延安平剧院制作道具的图录  T7

1942年10月10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 Y39

    延安平剧院上演的各种剧目上百个，演出1200余场，观众达200万人次。据钟敬之编著《延安十年戏剧图集》记载，1937—1947年10年间，在延安首映的古、今、中、外各类戏剧剧目达228出，其中除京剧外还有话剧、活报剧、歌剧、昆曲、独幕剧、小歌剧、大合唱、歌舞活报、儿童剧、俄语话剧、日语话剧、短剧、地方歌剧、秧歌剧等，体现了边区军民思想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与当时广泛弥漫在蒋管区的消极失败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能与文化工作有如此紧密而广泛的联系。

1944年元旦延安平剧院公演的《逼上梁山》剧照Y2

    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多数是喜好文化艺术活动的，张协和与同时期的他们一样，初中毕业后，曾被父亲送到梅兰芳先生创办的国剧传习所学习京剧，但因他个子太高，不好与他人配戏，经梅先生劝说而改学工科。1938年春，年仅18岁时由宋绮云、徐彬如同志委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地方队部剧团编导主任，后协助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王玉清等开展推进进步戏剧的活动（时用名蒋志功）。1939年春，任中国救济总会第七救济区难民服务剧团负责人（笔名小川），在陕、豫、鄂等蒋管区以文艺演出方式宣传抗日。

张协和设计的吉他草图   T296-1

    如同延安具有按全国人口数量平均最多的学校与学生一样，延安同时也建有最多的各种剧社与剧团。为支持延安戏剧演出，张协和通过父亲在西安的戏曲界老友刘仲秋先生（夏生剧社创办人，后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募集了一些戏装与道具，又由蒋自明增添了部分，一并转运延安，受到周恩来同志赞扬。他还为《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剧目设计了舞台布景及大刀、宝剑、单枪、单刀、腰刀、令箭牌、圈椅、狼牙棒、日月刀等大量道具及胡琴等乐器，并细心指导美坚工厂具体加工制作，增强了演出效果。

由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演唱“黄河大合唱”Y27

    1938年9月，武汉沦陷后，青年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瀑布附近东渡黄河，目睹了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1939年1月，光未然抵延安后，创作并在除夕晚会上朗诵了《黄河吟》。在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前赴延安，后担任了鲁艺音乐系主任。1939年3月，他去看望光未然，被其朗诵诗《黄河吟》和他讲述的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所感染。之后，冼星海连续写作了六天，于3月31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两周内又完成了作品的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作曲。《大合唱》以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国家的必胜信念。

    因当时延安没有管弦乐队，大多数人还都不识五线谱，所以第一个“延安版本”是用简谱编写的。后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时，有这样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

张协和为“黄河大合唱”制作提琴（贝斯）的放大样原图T297

张协和当年设计的二胡草图 T296-2

    1941年，冼星海为了治疗结核病抵达苏联后，对乐曲进行了重新修订（莫斯科版），乐谱大幅增加了管、弦乐器伴奏，使其乐曲的辉煌气势得以表现。延安的乐队在演出时缺乏众多乐器，尤其缺少低音伴奏乐器。张协和不善西洋乐器，便依照相关乐器演奏者关于使用乐器的形容，并根据边区物质条件及可寻找到的整块木板之最大宽度尺寸，制作出低音提琴和吉他、二胡、板胡、风琴等多种乐器以解决急需。“黄河大合唱”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发扬传承的。

张协和设计的板胡加工尺寸图B6-97-2

    在物质条件环境极差的处境下，这些学生娃与文化人们不惧困难、积极努力的行动，充分表现了当时解放区年轻的革命者们，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目标，为了缔造战胜敌人的强大精神武器，而忘我努力、不屈奋斗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