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 壹元券

    我曾经在一位资深收藏家手里转让到一枚“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如图）。这枚借钱票框图形状蜡刻印刷，四角书“凭票壹元”，上方从右至左“闽西南军政委”6个字，编号为“910”号，中间竖式从右至左书“昨向陈锋交君借来大洋一元正，特给凭票为据，候后款到再行通知照票付还，此据（标点符号是作者加的）”。落款为：主席张鼎丞（章），副主席兼财委邓子恢（章），经手人邱春阑（签字并盖章），时间为1937年8月印。

    拿到这张票后，我立刻去古田会议纪念馆进行核对和查阅相关资料。傅柒生馆长非常热情，很快找来馆藏文物进行对照，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了馆藏文物比对，确认真品无疑，心里甚是高兴。古田纪念馆馆藏这种“闽西南军政委”借钱票一共有三张，分别为“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种。据傅馆长介绍，因为南方游击战争时期遗留的文物非常之少，这一套借钱票很早以前就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了。

    中国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指的是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下的16000余红军战士，为主力红军长征，实现战略大转移，拖住国民党军队的追剿而在中央苏区开展为期三年的游击战争。

    项英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游击三年  红旗不倒》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原话：“我们在一个区域里，曾有二年半的时期，经常转移不停，因为山下的树木多数被砍得一根不留，丛木野草多数被烧得精光，如果我们死停在一个山里，即要被发觉被消灭，所以我们必须经常从此山移到彼山，而且转移的时候很短促……，在1935年，我们曾有一次被围困在山里，附近的民众被驱逐干净，四面包围封锁得非常紧密”。

    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1935年11月初，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采取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的“封坑”手段。他命令所属部队将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山区群众全部强迫搬出，不留一切粮食，如若不肯搬出，即以“通匪”论罪，并予以枪决，妄图将红军游击队陷入无人无粮的空山中。国民党军队将赶出山的群众并于山边山外的大屋场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以断绝与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各山坑及要道经常由军队巡察埋伏，以使红军游击队无法出山。同时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寻找游击队的踪迹，企图用这种“封坑”手段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山上。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给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那段极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难。首先是断粮后的饥饿。反“清剿”前，人民群众在山上一些秘密地点给红军游击队埋藏的粮食、油盐吃光后，红军游击队只好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饥饿折磨着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其次是寒冷与风雨的折磨。真乃是“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许多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过着露宿荒野、和衣而眠、枪不离身的生活。开始时还可以搭竹棚、杉皮棚、茅草棚居住。但是，敌人大搜山时，棚子成了敌人袭击的目标，只好拆掉棚子，几个人在大树下背靠背地睡觉，下雨天撑把伞或在树上支块布，以避风雨，但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野草丛中过夜。到了深秋和冬天，阴雨绵绵，寒风刺骨，红军游击队生活更加艰难。夏天也艰难，陈毅的《赣南游击词》再现了红军游击队夏天宿营的情景：“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浸衣被夏犹寒，树间卿卿鸣知了。满身沾野草。”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许多游击队员病倒了，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治疗而牺牲。陈毅的伤口因无药医治而多次化脓，1935年9月伤口再次化脓，无医无药，只好叫警卫人员将负伤的腿捆在树上，将脓血挤出来，用白布抹上万金油塞进伤口。当时的生活之艰苦，环境之险恶，可谓亘古罕闻。

    如此惨烈的历史，注定很难留下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东西，怪不得红色收藏爱好者千寻百度，都难找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红色文物。

长汀县南山钟屋村观寿公祠——1934年9月30日中央主力红军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举行誓师大会，告别父老乡亲，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来的部队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是其中的一支游击队。为解决红军主力长征后的问题，张鼎丞于1935年3月，以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红8 、9团领导干部会议。在与中共中央及福建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会议选举张鼎丞任主席，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党政军工作。4月中旬，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的名义，在赤寨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上，陈潭秋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的电报指示内容和中央分局对今后斗争的指示：“根据目前形势和党中央最近的电报指示，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不再搞大兵团作战，应当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要充分认识和相信苏区人民，他们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同时，张鼎丞、邓子恢等一批领导干部和群众有血肉的联系，各个红军游击队又有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只要我们依靠群众，游击战争一定能胜利坚持下去。”接着，张鼎丞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根据大部分苏区已经丧失的严重情况，强调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继续牵制敌人、保卫苏区了，而是必须摆脱敌人的跟踪“围剿”，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相机逐步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到会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一致赞成张鼎丞的意见。会议确定了“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锻炼现有部队；在政治上保持党的旗帜，保持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战斗性”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会上，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决定把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一致推选张鼎丞为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和游击战争方针、任务的确定，扭转了闽西南和红军游击队的危险局面，使各自为战互不联系的红军游击队有了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这对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残酷“清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