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上旬，红三军军部及九师、教导团与红七师，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分兵活动后于恩施石灰窑会师，并乘敌军清剿间歇休整数日。休整期间，中央分局就会合后的红三军下步行动方针进行谈话，形成了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今属重庆，下同）发展、创造新根据地意向。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红三军转战咸丰，19日在大村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史称“大村会议”，正式决定红三军向四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造新根据地。此后，红三军转战川东，进而南下黔东北，着手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到1934年上半年，开辟包括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酉阳在内的黔东特区根据地。同年10月，与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领导下统一行动。两军会师，更是如鱼得水，特别是在中共中央“遵义会议”精神指引下，根据地建设突飞猛进，反“围剿”斗争捷报频传，不断开创革命事业新局面。

    红三军在湘鄂边的艰苦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的一个缩影，也足以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红色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是无数的革命前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与牺牲的结果，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公而忘私、不懈奋斗、舍生忘死的崇高精神和丰功伟绩将彪炳千秋，激励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