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兄都曾是抗日军人。父游广居抗战前期曾任45军127师副师长，45军参谋长。胞兄游联璋，黄埔军校出身，抗战八年中，除上陆军大学学习两年外全程参与。接受日军投降时任45军副参谋长。这支部队转战山西、山东、湖北，参加过台儿庄、大洪山、老河口等重要战役。解放后，父亲作为民主人士，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胞兄作为起义将领，安排在芦山县任县政协副主席。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留下什么抗日文字和实物。

    我1930年出生，全面抗战爆发时，已是多少懂些事的三年级小学生，亲身经历，耳濡目染，至今沉积在心灵深处的一些往事，不能磨灭。我永远记得父兄出征前家祭辞祖时，他们悲壮的誓言，有如我后来读到的荆轲易水之歌。1937年9月，欢送川军出川抗日的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广场举行，距我就读的华一小很近。我在老师的带领下高举三角小旗参加过。人山人海，起码有几万人，我人小，虽尽看大人后背，挤不进，听不清，但群情高昂、壮怀激烈的氛围强烈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我既为包括父兄在内的川军将士们的安危担心，更为他们临危受命精忠报国的壮志所鼓舞。我以作为他们的子弟感到光荣、骄傲，想到过长大后也要当个抗日战士。我曾无数次经历过日寇飞机的狂轰烂炸，第一次27架，最多时108架，十分猖狂。我目睹少城公园、盐市口等地受害同胞的尸骨狼藉。还曾躲在防空壕里兴奋地看到中国空军英勇迎敌，打下日机领队奥田大佐的辉煌胜利。我挤在人群中恭迎过抗日英烈王铭章将军灵柩的归来，目送过抗日英烈李家钰将军的送殡。更不用说听到过一些父兄和他们的战友们关于抗战的感人故事和深沉言谈。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全城彻夜狂欢，更是一次民族大解放大复兴的契机，终身怀念。

    转眼70年过去了,我应该写点什么以资纪念,思来想去,选了“应永垂青史的抗日川军精神——国家大节、民族大义”这个题目。一是告慰340万抗日川军前辈,悼念以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赵渭宾诸将军为代表的64万伤亡川军将士，二是理直气壮地彰显他们以国家大节民族大义为重的崇高品德，以励后人。

    我深感他们的国家大节、民族大义体现在：

    一、从历史背景和比较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先是东北少帅张学良拥兵30万，装备精良，地利，人和，后勤保障无虞，但竟然不战而丢弃了白山黑水大片山河。紧接着是汤玉麟拥兵10万，又不战丢了热河。还有后来的韩复渠手握十余万大军又不战而逃,丢了山东。在此日寇亡我之心昭然已揭，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30万川军将士竟能一声令下就放下温馨富饶的故乡家园一切，明知敌寇离四川还远，毅然决然，立即不避艰险，千山万水，风雪兼程，北上东下，赶赴远方陌生的险恶战场，同时还愿意以四川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支持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以四川为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打到底。这样慷慨赴难和壮阔胸怀的国家大节、民族大义精神，难能可贵之极，理应名垂青史，激励后人。

    二、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川军能够如此，并能够坚持苦战八年，以弱抗敌强，前仆后继，虽败多胜少，然屡败屡战，愈战愈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就我所知，川军中不少人有类似王铭章名言的类似认识，对过去打内战有负罪疚感，这次是“打国仗，光荣”，并以此动员全军将士。他们对蒋介石的排斥异已不满，不存在为国民党打仗的观念，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能顾全大局，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过去，他们有的人反过共产党，有的的亲过共产党，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共产党。但大敌当前，他们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从刘湘、邓锡候起，一些川军和共产党多有联系，在抗战中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战斗，相互支援。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127师陈离任师长时和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的关系就很好，127师先后以大量的棉衣、军用物资，甚至一部军用电台支援李部抗日。实事求是地说，川军中许多人地方派系观念较重，国民党观念并不强，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要强得多。

    三、部分川军将领能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起了带头示范作用。首先，刘湘作为川军主帅，就能在全国率先主动请缨抗日，并提出要以全川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日，在行动上则是以有严重胃病之身亲临前线督师。原本说好，全部川军集中第七战区由刘统一指挥，以利相互支援，但一转眼，蒋就把30万川军分散调给各战区。刘顾全大局痛忍了，终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再一个，41军军长，后任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出征前是把家财处理了，大量捐赠给了他一手创办的成都树德中学。这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下定决心，不战胜就战死的壮举。没有了国，哪里有家！李、王、饶、许、赵诸将军，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事迹，更是惊天地泣鬼神！“魂魄毅兮为鬼雄”！还有范绍曾将军，变卖家产，自购武器，自招兵马，拉起袍哥兄弟伙队伍上阵杀敌，屡立战功，哪点不该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棠棣之花，外御其侮，古有明训，这是有江湖味的正能量！这样的精神还不可敬可贵吗！

    四、有必要澄清一些有损抗日川军形象的流言和不实之词。或者出于误解，或者出于以讹传讹，有人说川军是“双枪兵”，有人说川军像“土匪”,似乎抗日川军丢了四川人的脸,丢了中国军人的脸。为此，我专门问过父亲。对“双枪兵”的说法，他微笑说：有些误会，以讹传讹。他说：川军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多喜欢抽叶子烟，当兵抗日，肩上扛一支步枪，腰带上或背夹上插一支不足一尺长或尺多长的叶子烟杆儿，不是个别的。抽叶子烟没什么不好，可以解困、提神，烟油还可以作外用药，一些毒虫就怕叶子烟油。四川省政府1935年就发布了禁烟令，抗日远行军，哪准他带鸦片烟枪！对“土匪”一说，父亲非常严肃地说：那是阎锡山骂我们川军的话。在山西时，我们川军是被迫抢过阎锡山的军用仓库，我就支持过。起因是，当时已是冬天，北方比四川冷得多。我们的士兵出川时匆忙上路，衣单，粮不多，武器装备陋劣，量少。原说到宝鸡时补给，没兑现。后又说到太原补给，都是空话。为了生存，为了抗战，能打日本鬼子才是大节。你战区长官不给解决，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四川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再说这些仓库都位于即将沦陷的地方，我们不抢，便是留给日本人。但我们有一条底线，不能扰民，不能抢老百姓的。事实表明,当时各战区的川军很少听说有扰民抢老百姓的。

    至于川军的素质问题，父兄都能直率地承认，当时川军文化低、装备差、军事训练不足是客观事实。但他们同时认为，应该看到川军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特别能吃苦，耐劳，不怕死，必要时敢拼命。如果带得好，在实战锻炼中能越打越能打，特别是能打山地战，连日本有关史料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所以，抗日川军不是丢脸，而是长了中国人、中国军人的脸。

    家兄游联璋以大洪山战役为例证说：1941年底，日寇趁我45军刚接防大洪山地区的缝隙，集中了一个旅团的兵力，突然发动进攻，企图一举拿下大洪山地区。45军竟能临危不乱，凭借山区复杂的地形，凭险顽强拒守，并灵活地迅速转移再攻击。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完全用不上。有森林掩盖，飞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优势锐减。川军善于翻山越岭的韧性优势却大起作用。大战七天，鬼子没捡到一点便宜，还付出了伤亡近千人的代价，不得不黯然收兵撤退。敌酋抛下的一句叹息是：“我最不喜欢中国的山水画（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