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8日，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红色讲堂》第六期授课在八宝山会议室举行，图为会场情景。（中红网陈胜摄）

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六期红色讲堂上，八宝山革命公墓党支部书记、主任董立波主持了本次活动。右为授课讲师宋崇实。（中红网陈胜摄）

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六期红色讲堂上，宋时轮上将之女宋崇实老师在讲述父亲的革命故事。（中红网陈胜摄）

八宝山革命公墓学员们在认真聆听宋崇实讲述的她父亲宋时轮上将的故事。（中红网陈胜摄）

八宝山革命公墓党支部书记、主任董立波（右)向宋崇实老师（左）颁发授课讲师聘书。（中红网陈胜摄）

授课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左起：董立波、江山、宋崇实、陈建斌。（中红网陈胜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8月28日电（江山、陈胜）

    黄埔从戎初请缨，风云叱咤鬼神惊。
    南征北战驱顽敌，武略文招任纵横。
    总高步校桃李盛，军事科研硕果丰。
    忠魂已逝动天雨，伟业长存育后人。

    今天，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红色讲堂》第六期授课在八宝山会议室举行，邀请宋时轮上将之女宋崇实为主讲人。她演讲的题目是《我的父亲宋时轮》。革命公墓党支部书记、主任董立波主持了本次活动，并和红色讲堂学生们认真听取宋崇实老师的讲话。

    董立波主任在主持时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董主任说：“今天，宋崇实讲述的她的父亲宋时轮上将一生的事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表扬的明大德、守功德、严私德的模范。我们要认真学习宋时轮投身革命、初心立定、严格治军、公而忘私、勇挑重担、求真务实、强军强国、奋斗终生的伟大精神。”

    第一个故事：宋时轮参加革命后三次入党，不忘初心“明大德”

    宋崇实回忆，1922年父亲在湖南醴陵县立中学念书，在“五四”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学校进步教师启发他与同学左权、陈恭、蔡中煕、陈觉等人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学校里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等。1923年，因反对学校杨人杞贪污被开除学籍。今后怎么办？这时听说孙中山元帅府的军政部长程潜派人来醴陵为军校招生，父亲与左权等决定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军校。

    1926年考上黄埔军校时，左权已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我父亲是第五期。1927年1月，由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我父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并在广州进行清党运动，父亲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到熊雄同志开导，父亲豁然开朗，他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革命信念更加坚定。熊雄同志不幸于5月1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父亲悲痛万分，熊雄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父亲的心中。

    两年后父亲出狱，却与党失去了联系，他辗转多地，仍没有找到，在白色恐怖下，父亲决定回到故乡继续革命。为表达自己的决心，因为白色恐怖下原名不能用了，后改名为宋时轮，其含义为：“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回到家乡，父亲积极联系农会骨干积极分子，组成游击队，后来游击队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加入红六军。由于没有组织关系介绍信，经贺碧如同志介绍，父亲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这是他第二次入党。

    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在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不少革命干部战士受到错杀、错批、错斗。1933年底，父亲在红军大学学习时，被打成AB团嫌疑分子，被开除党籍，父亲痛苦极了。他后来回忆说：“被自己人怀疑，真比坐敌人的监狱还难受！”

    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党中央。为避免红军打红军，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10日凌晨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驻地分散，父亲事先没有得到北上通知，第二天早上发现红军主力全部转移，他立即避开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父亲时说：“宋时轮你来了，好！”一股暖流涌上父亲心头。就这样，父亲背着处分，爬雪山过草地，徒步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在陕北，当毛泽东要调父亲到红15军团任作战处长时，才得知父亲已被开除党籍一年多。毛泽东说：“恢复你党籍是组织上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愉快的到红15军团报到、工作。”父亲回到住地，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到了红15军团，经研究，由红15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第三次入党。

    宋崇实感慨地说，三次入党说明父亲理想信念的坚定，在各党派中，以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因此他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风雨同舟奋斗到底才是唯一正确之路。所以无论被敌人关进监狱还是被自己人开除党籍，任何困境，父亲都坚决跟党和毛泽东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不少军政干部，这时都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及时解救和平反。所以共产党有能力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任何时候对共产党都不要丧失信心，现在也是如此。

    第二个故事：宋时轮解放上海严格治军，服务人民“守公德”

    宋崇实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是中国也是远东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还有五十多个国家领事馆的国际性大城市。汤恩伯在上海有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并多年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碉堡，海上有三十多艘军舰，机场有一百二十多架飞机，为海陆空立体防卫，自吹固若金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要将上海完整的接过来，以利于今后的建设。陈毅形容攻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这种高难度的仗谁也没打过，中央军委还决定上海解放后由父亲所在的第九兵团负责上海的警备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直接统筹下，同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店、护校，提供情报。汤恩伯早早逃离上海，军心大乱。我军不断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人，争取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等四万人投诚起义。经过16昼夜的激烈战斗，共歼敌15.3万人，上海解放，创造了我军攻克有永久性设防的大城市，又没有对城市造成重大破坏的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

    上海解放后，父亲又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域，设置五千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卫，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部队进驻上海初期严守纪律，不住民房露宿街头，谢绝馈赠。全军看管十六处仓库，库房内吃用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没动过一块银元，正如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描绘的那样，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军，受到群众的爱戴。第九兵团指导部队把入城教育和防腐拒变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查思想、查斗志、查作风、查纪律”的四查活动，组织大讨论，部队进驻上海获得军政全胜，这也是对父亲严格治军的最好褒奖。

    刚解放的上海有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三万多人，流散的国民党官兵二万人，还有根深蒂固的黑帮组织，整个经济瘫痪，物价飞涨，难民、乞丐、妓女、流民达六十万，敌人破坏活动猖獗。父亲说：“上海是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闯，帝国主义反动派说我们管不好上海，会被上海的大染缸染黑，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我偏不信邪。”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上海市长陈毅的领导下，展开了经济斗争，6月10日我军派出了两个营，协同四百多个便衣公安人员，突然包围大投机商操纵的证券交易大楼，扣押主犯二百五十名，立即把银元价格压了下来，物价连续下跌，民心大快。我军在市政府领导下，还从外地运来粮食、棉花销售，沉重地打击了囤积粮棉的奸商，保证了人民生活的稳定。

    宋崇实说，父亲率领部队大力清剿残敌，搜捕匪特，取消赌场、妓院，让黑帮组织交出名单，服从管教。父亲向上级建议成立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全面负责严厉打击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并提出成立市警军民联合办事处，父亲任主任，公安局长和民政接待处处长任副主任，定期联合办公，提高办事效率，并以区为单位成立治安委员会，发动群众，让坏人无处藏身，无处可逃。一些大案得以迅速破解，如台湾派来上海暗杀陈毅等人的上校行动组长刘全德立即逮捕，并侦破和一网打尽军统、中统在上海的潜伏站、特务电台，消灭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共救国军”等反动组织的破坏活动，仅两个月，五百万人口的上海就秩序井然。这体现了父亲的卓越军政才能，从而也证明了我军不仅能占领上海，而且还能管理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