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秉钧去看滨滨（周恩来秘书何谦之子何滨）回来。

    七妈：你和滨滨都谈了些什么？
    秉钧：随便谈的。
    伯伯：怎么不谈思想？和别人谈话就要谈思想，不要乱谈。“四个第一”是你们解放军的，到哪里也得“四个第一”。
    秉钧：爸爸说，爷爷当小职员，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相当于工人阶级。我看爷爷不像工人阶级。
    伯伯：你和爸爸说了吗？
    秉钧：没有。
    伯伯：为什么不谈？党员嘛，怕什么，想到就应该说。一切都要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待，你父亲就是缺乏这个，从现象看问题。他看你爷爷后来到北方当个小收发，很穷，就让你写职员出身，他自己也写职员出身。我还是说破落封建官僚出身。
    七妈：毛主席第一篇文章就讲这个问题。
    伯伯：你趁这个机会再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你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说这个封建家庭，对封建家庭一定要认清，不要以为职员是属于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了。我讲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讲，要找根源，找本质。封建影响是有的，认识了才能批判。一些年轻人当了五年工人，本人可以定为工人了，但家庭出身还得挖根子。家庭对人的影响可大了。我是后来出来上学，开始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也是反封建的，我反掉了一些，后来学习了马列主义，才完全丢掉了封建影响。就是背叛了坏家庭，思想残余也不容易丢净，要不断地改造。封建家庭一点进步性都没有，搞什么都是一团糟，办事情都是有头无尾。我们家过去几辈子，堂兄弟大排行都是开始排一些，后面就不排了，所以你父亲就没有大排行。你看过《石头记》（《红楼梦》）没有？
    秉钧：没有。
    伯伯：你们都不看这些的，那里面也是的，大排行没有排到底的，不合理的事情多得很。
    七妈：《石头记》我不感兴趣，秉钧也没看过。你嗓子又不好，你还是少讲点，快吃你的饭，下午还得开会。
    伯伯：我是给他讲要怎么看待封建家庭嘛！为什么要看家庭出身？受了家庭教育、家庭影响，就有他这个阶级的感情和思想方法。我们淮安老家有几个人，解放前不干活，也没土地，也能活了二十多年，就是东借西借，卖家里东西，间接剥削，或出租房子，根本不想到劳动。
    秉钧：劳动人民就是无法生活时也要找到活干，来维持生活，不会找邪道道。
    伯伯：就是的！封建家庭还要说假话，虚伪，这些都要认识清，自己要防止。知识分子很复杂了。因为他不是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就要看他为哪个阶级服务，便从属于哪个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革命化。我是知识分子，是40多年的共产党员了，没有给旧社会做过事，一直为党工作，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但社会存在着阶级，就有各种阶级的思想，我脑子里也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总得不断改造嘛。当然也不能说你是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就要看你自己了。我对他们说，我有个侄子在空军，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秉钧：去年我在预校，空军政治部的一个同志在那里整材料，他听说我在那儿，就找我去谈。他说他家在扬州，过去和我们老家八爷爷他们很熟，问了一些老家里尔辉（周恩来的胞伯周贻奎之孙）的情况，可能是他告诉吴司令员的。叫郑崇朴，您认识他吗？
    伯伯：不认识，我知道有个郑崇实。他家是干什么的？
    秉钧：我没问。
    伯伯：怎么不问呢？人家问了你那么多家里的事，你就不问一问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阶级调查、社会调查嘛！

    伯伯：你们现在津贴费多少钱？
    秉钧：很多，20元。
    伯伯：那么多！你过去告诉我说津贴高，我没想到高到20块钱。
    秉钧：学员津贴每年都增加，可是我们除了买牙膏、肥皂，其它用不到钱。
    伯伯：这还不是等于军龄！一个学员，吃用都是发的，哪用这么多钱！大学生助学金，包括伙食费不过十几块钱。这个也得改。你们那儿是不是有的同志有家庭负担的？
    秉钧：我们这里学员入伍前都是学生，由家庭供养的。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
    （伯伯一边搬手指，嘴里一边重复着每年津贴费的增加情况，记在了脑子里。）
    七妈：你们伙食费多少钱？
    秉钧：60元。
    七妈：哎哟，一个月加起来要80元，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也没有这么多。60元伙食你们吃得了吗？
    秉钧：我也不晓得吃得了不，这还是最低的空勤灶。
    （这时李先念副总理进来了。）
    七妈：（指着秉钧）呐，这是你花钱最多培养的人——飞行员。
    伯伯：一个学员，还没有飞，没有做工作，一个月就20块钱，津贴费太多了！

    伯伯：秉宜学制几年？
    秉钧：听妈妈说原来七年，后来她自己说现在是五年了。原来一年去农村、一年去工厂的时间放在五年之内了。
    伯伯：胡闹！学一个工艺美术要七年！这学制是怎么搞的？真是胡闹。搞工艺美术就应该早实践，边干边学。
    七妈：那也用不了五年呀！

    9月26日，午饭

    伯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打下一架美国飞机F-104，活捉了美国鬼子。“歼6”是什么飞机？
    秉钧：米格-19.
    伯伯：你看，米格-21也不及F-104快，我们用米格-19就把它打下来了。
    七妈：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本质决定了它见到我们就害怕，他一下来就把13国文字的投降书拿出来了。
    （伯伯和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听到屋顶上叮叮当当地敲打，伯伯问在干什么，我说是工人在堵老鼠。）
    伯伯：我一直反对这么办，劳民伤财，不起作用。已经搞过三次了，老鼠还是来。不起作用还要搞，就是不知道总结经验。还是养猫最好！

    秉钧：国庆节过后，我要回航校了，一天傍晚，我陪七妈在外院散步，七妈对我说：“你来住在我们这里很好，我们了解了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伯伯的工作和生活。”正说着话，迎面遇见了阿米（邓颖超秘书张元的长女肖远音），她问我：“秉钧，你没去看戏呀？我还以为你去看戏了。”七妈说：“我没让秉钧去，自从上次你们周伯伯批评了以后，凡是给我们俩的请柬，我们没时间去，宁愿浪费也不让给孩子们。如果另外发票，当然可以去。”
    我休假结束后回到航校，我们校政委就找我谈话。他问我：“你在北京见到总理了？”我说：“见到了。”他又问：“总理有没有跟你谈过？”我说：“有。”他说：“吴司令来电话，说你回来之后，问问你，如果有的话，让你把材料写出来。”我说：“哎呀，这个恐怕不合适。”他说：“你就写吧。”那个时候，我们其他同学都到飞行团去准备开飞啦，政委就把我留下写材料，我在校部就多住了一个星期。写完后校部又把材料交给组织部和宣传部的那些笔杆子们给我看看，修改修改。宣传科长看完后对我说：“哎，周秉钧同志，你这个还可以，还挺顺的嘛，用不着改什么。”我说：“第一，我记的这个是事实。第二，我也是高中毕业。第三，这东西不能改呀，这东西怎么能改呢！”
    但是，我又跟政委说：“既然让我写这个，我就得给我伯伯、七妈写信报告一下。”他说：“那当然了。”然后我就写信给七妈。七妈就回了封信。她说：“我正想给你写信，问你这个事情。因为你走了之后，伯伯就料到他们可能让你写东西，正好你来信了。当然这不怪你，因为领导让你写，你不能不写。可是你必须马上向领导报告，这个东西不要上送，不要下发，立即收回。”七妈还说：“你伯伯跟你谈的话，完全是长辈对孩子在家里说的事，怎么能当工作指示去下发呢？但是你们确实也谈了工作上的事，那么校方他们就把这个作为总理强调实践吧。”
    后来我想到了，当时还有一个背景：1964年或1965年，毛远新在哈军工上学，他暑假回北京，毛主席跟他有过一次谈话，他就写了一个材料。罗瑞卿看了这个材料就发给全军了。你说伯伯他怎么能干这事，噢，主席给他侄子的讲话在全军发下去了，然后总理跟侄子的谈话也要在空军发，这怎么行！别人会怎么想？就该说什么的都有了。
    但是接到七妈信的时候，我已经到阜新了。阜新那个时候跟锦州的校部没有电话，没办法往上通消息。后来我写了封信，可能是请一个回锦州校部办事的教官把信带回去，从阜新乘火车回锦州几个小时就能到。但是校部早就把我写的材料送到空军了，而且空军已经把材料打印出来下发了，起码下发到空军的军一级干部。1967年9月我毕业分到广州空军，我们一共去了38个毕业生，都被分到35师。广空的领导来看我们这些新兵，师领导就一个一个介绍，介绍到我时，广空的军训部长说：“噢，你就是周秉钧同志，我看到总理跟你谈话的那个材料了。”他告诉我，那个材料很快又收回了。那时候上面领导的指示，下面还真兑现、真落实。

    秉宜：估计伯伯也会给空军打了招呼的，光靠你这么说一句话，好像还不一定行。

    秉钧：1967年9月，我从航校毕业，去广空报到时，正好路过北京，我就抓紧时间去了一趟西花厅。一进西花厅的走廊，七妈已经在等我，她对我说：“秉钧，你先别进客厅，先看看这张大字报。”在伯伯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写给总理的大字报，大家要求总理要爱惜身体，尤其他已经出现心脏早搏状况了，一定要改变他不分日夜过分繁忙的工作状态。我看到已经有许多前来西花厅的中央领导同志如叶帅、陈老总、聂老总等都在上面签了字。七妈问我：“你对大字报同意吗？”我说：“同意。”七妈说：“同意就签字。”

    秉宜：我和大姐也在大字报上签字了。

    秉钧：到了客厅，七妈讲到伯伯忙的程度，说最严重的一次是接待红卫兵连续36个小时没休息，红卫兵来了一批又一批，轮番找他辩论，结果伯伯心脏病犯了，当场休克。这样的连续劳累，严重摧毁了伯伯的身体。伯伯看了大字报以后还写了八个字回复大家的关心：“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秉宜：嗨！一点用也没有，伯伯照样天天超负荷劳动。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小报和传单，上面登着中央首长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造反派的记录，我记得有一张小报登着造反派和总理辩论。造反派要打倒某个领导同志，原因是他社会关系复杂。伯伯说：“社会关系复杂？谁有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当时咱们家的确有亲戚在台湾，并且公开骂共产党。伯伯接着给这些年轻人做工作，大意是看一个同志，要看他的立场站在哪边，他为党为国家做了哪些工作等等。造反派就不满意了，说：“总理，你和稀泥。”伯伯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中国最大的泥瓦匠。”辩论、舌战、熬夜，伯伯都不怕，他接受挑战，他也愿意和年轻人辩论。他说：“我宁愿花费很多时间给红卫兵做工作，说服他们能完全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秉钧：当时我在飞行部队，对地方上搞文革的事不特别了解。来到西花厅看到的只有伯伯的劳累和忙碌，这一次我又在西花厅住了几天，依旧和伯伯七妈一起吃饭。正如七妈所说，伯伯每天从外面回来都是先进办公室。我和七妈都坐在饭桌边等他，卫士和服务员去叫他他都不出来，常常一拖就拖到下午3--4点才吃饭。记得有一次，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张树迎叔叔打电话来，说伯伯5分钟后就回来，七妈就让人把饭送过来摆好了。但是，伯伯回来后又立刻进了办公室。七妈让我去叫他出来吃饭，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对伯伯说：“伯伯，七妈让您出来吃饭。”伯伯答应了一声，站起来一下，又坐下了，继续看文件。我只好回来告诉七妈，七妈说：“他这个人，吃饭要不是三顾茅庐，他就不会来。”七妈只好自己再去，才把伯伯请出来了。

    秉宜：我记得1964年夏天伯伯给我们讲话时，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能当上总理，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革命的干劲。”到了1966年，面对着文革的惊涛骇浪，就更显出来他老红军的英雄本色。

    秉钧：我去广空报到后，被分配到了惠阳机场做飞行员。我们那里属于南海前线，位置非常重要。那时台湾经常有飞机过来骚扰，还有美国的飞机也在边境外转来转去，如果我们的飞机上天，他们就不敢来了。
    1968年2月中旬，我到北京开会，17号休会一天，我在西郊机场给爸买了两条中华烟就进城了。回到家已经是下午，妈还没下班，只有小六在家，她告诉我说：爸15号晚上被卫戍区带走了。我赶快就去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处，给七妈打了一个电话，七妈让我马上去西花厅。来到西花厅后，七妈第一句话就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说：现在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原因也不清楚，但是毛主席说了：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如果他确实有问题，那我就要和他划清界限；如果没问题，他还是我爸。七妈对我的表态很满意，她让我先回家跟妈谈一谈，然后再晚也要回到西花厅来住。
    晚上很晚我才回到西花厅。伯伯已经回来了，他没有对我具体谈爸的事，只是嘱咐我：“这事你要正确对待，尤其你是解放军，要站稳立场。”我问伯伯：“这件事我要向组织报告，我怎么说呢？”他说：“你能不能见到你们吴司令（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我说：“能。”我在空司有一个熟人，我知道他可以帮我找到吴司令。

    伯伯说：“那好，你先向吴司令报告一下，先不要和基层组织说。”
    第二天早上8:00，我正准备出门去找吴司令，伯伯从外面办事回来了，他说：“秉钧，你不用再找你们吴司令了。你爸爸的事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何时能向你们组织讲，我会告诉你。”

    秉宜：我当时住在学校，有一天妈忽然来找我，那应该是在爸被带走以后的第3天，她告诉我说，爸被卫戍区带走了。我一听，这种事终于落到咱们家了。我看她很紧张很无助的样子，就尽量安慰她，我说：上个星期红霞公寓（部级干部宿舍）里有几个部长也被抓走了，看来这不是爸一个人的事。我说你也不要太着急，这事早晚要解决的。
    当时我在大学里只是个逍遥派，基本上不参加运动。但文革以来混乱的形势，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揪斗被打倒的事情看得太多了。我私下里也和几个高干子弟议论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被抓走，我就不觉得这是爸本人的事。当然这些看法我是不会对伯伯七妈他们讲的。
    妈也真不容易，爸头天夜里被带走，第二天一早妈仍然去学校给学生上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她一节课都没有落。
    后来老王（王金岭，卫戍区参谋，负责周同宇的案子）告诉我，爸被关押后，公安部、卫戍区的许多同志都还是挺同情爸的，公安部一个领导就说：“去，去给周同宇挑一间向阳的房间。”

    秉钧：我回到惠阳机场后，一直自己掌握，该学习学习，该飞行飞行，也没有对谁说过这事。大概在5月份，有一次我们师副政委刘建从兴宁到惠阳来视察工作，他见到我后，把我拉到一边，问：“小周，你给总理写信了吗？信里胡说什么了？”我说：“没有哇。”他说：“那奇怪了，昨天晚上总理办公室……”我说：“没有办公室了，是值班室。”他说：“总理值班室直接打电话找我，问你在部队表现怎么样？”

    秉宜：伯伯在检查你的表现，他怕你思想上有压力影响飞行。

    秉钧：直到8月份，七妈给我来信，告诉我现在可以向组织汇报爸爸的事情了，说：“目前给周同宇定的是：‘参加了反革命聚餐会’。”具体为什么叫反革命聚餐会，这个性质又是谁定的，七妈没说。后来我是听妈说：因为爸在文革前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在北海和中山公园吃过几次饭。当时王光琦受到刘少奇王光美一案的牵连，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了。

    秉宜：所以爸因为和“反革命”王光琦吃过几次饭，就等于是参加了反革命的聚餐会。

    秉钧：看完七妈的信，我马上就向团副政委刘连生汇报了。我又向他表态说：“按照空军的规定：凡文革中家里受冲击的都暂停飞行。如果继续让我飞，请组织上放心，我能飞好，不会出事；如果让我停飞，我也服从组织决定。”副政委当时回答我：“小周，你别想这么多，今天好好准备，明天好好飞。”
    文革结束之后，1982年，七妈把咱们全家叫到西花厅去，那次才谈到爸的事，是伯伯下令把爸关押起来的。七妈说：“要是落在造反派手里……”爸马上接了一句：“那就死无对证了。”七妈接着又说：“对，那就死无对证了。你们看看彭老总，被造反派抓走，让他们整得多惨。”七妈又说：“你们的伯伯到后来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一切都拜托你了。’我就想，党和国家的事情他不可能拜托我，只能说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只有同宇这件事最大了。我后来专门把同宇的材料调来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伯伯再三强调不要我们向外面说他和我们的关系，但是他却对吴法宪讲了爸的事，不就等于讲了他和我们的关系了吗？这是他唯一一次主动对人讲到他和我们的关系。

    秉宜：也不是唯一一次。爸被卫戍区带走那天，伯伯当时就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内容就是怎么处理爸这个问题，同时提到了妈和咱家6个孩子的名字。

    秉钧：噢，对，对。那个报告才是伯伯第一次提到咱们，等于向组织汇报嘛。

    秉宜：因为这封信毛主席会批给中央文革小组传阅，也会批给卫戍区来具体实施，等于是公开了咱们和伯伯的关系。王金岭后来说，卫戍区的领导看了这个报告后，指示他们一定要把周同宇的家人保护起来，就按总理写的这个名单。

    秉钧：不过伯伯当时对吴法宪怎么讲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秉宜：当时伯伯是要保你的，他对吴法宪说：我这个侄子还得飞，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不容易。

    秉钧：伯伯有这个话吗？

    秉宜：怎么，你不知道这事？

    秉钧：我不知道呀！

    秉宜：那怎么回事？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是听周家鼎（周恩来的秘书）叔叔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想：伯伯从来没有为咱们家孩子去向组织提出过要求，对你真是一个例外了。

    秉钧：哎呀！我要是早知道伯伯有这话，1981年我无论如何不停飞了。你知道1976—1978的三年中，我们师的焦副政委找我谈了三次话，动员我停飞，我都没同意。焦副政委说：“周秉钧同志，你身体单薄，肠胃也不好，万一出个三长两短的，我们也没法交待。”我说：“副政委，你如果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停飞了。我了解他们两位老人，如果我真的飞行出了事故，牺牲了，他们会认为这是因公殉职，是光荣的。”

    秉宜：伯伯一向认为周家子弟为保卫祖国献身那是咱们周家的光荣。我记得1964年夏天他在西花厅给我们讲话时就说过：“毛主席家里为革命牺牲了6个人，咱们家还没一个人为革命牺牲。”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当然，同宇为革命流过血。”伯伯是指爸在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攻打武昌时受伤的事。

    秉钧：我对焦副政委说：“我身体合格，政治没问题，组织纪律、技术各方面都没出过问题，何况我还是做政治工作的。”那时我已经是105飞行大队的政委了，飞行大队也就是今天的飞行团。政委的任务就是要给飞行员做工作，要求飞行员加强事业心，为党为祖国多飞、飞好。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停飞，我怎么去向别人做工作呢？就这样，我直到1981年才停飞。要知道伯伯说过那些话，我说什么也不停飞了。

    秉宜：咱们家的孩子，伯伯和七妈对你能在海防前线保卫祖国领空，对秉建能坚持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劳动，那是最满意的。你们的确给他们二老争了气。你知道吗，七妈在1970年5月给秉建的信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从阶级感情上来说，我对你和你二哥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最深的，胜过亲属关系。”那已经是最高的评价了。对他们来说，革命的关系永远在亲属关系之上。

    秉钧：大姐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时表现也很好，她放弃了考大学，主动报名去农村当一名农村的小学教师。这事当时在他们学校引起了轰动，学校领导还发展她入了党。

    秉宜：大姐的选择的确符合伯伯的要求，只不过，她那个农村小学教师当了还不到3个月，就被调到朝阳区委坐办公室去了。大姐说伯伯知道后对她说了一句话：“你怎么当了干部了？”过了三年后，伯伯还惦记着这事儿，他又问大姐：“你有没有当科长啊？”他应该是在担心，怕大姐才工作三年就受到领导提拔，这不符合伯伯的治家方针。
    还有秉华，1974年秉华从北京印刷一厂上调到北京市出版办公室（今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让他去当理论宣传教员。伯伯知道后也对他说：“你怎么也当干部了，跟你大姐一样？”然后伯伯就让他去“和厂里领导说说，每星期下来劳动3天。”秉华说只怕人家出版办公室不会同意。伯伯说：“那你就要和他们辩论，一直到他们想通了、同意了。”反正他就不同意秉华离开工厂去当干部，但是他又不愿意让秉华去跟组织上讲这是伯伯的意见。伯伯说：“你可不要讲是我说的，那他们就要搞什么指示啦，感谢啦……”反正这事儿他也挺难的。

    秉钧：文化大革命中伯伯也对我说起过你。他说：“秉宜如果能到农村去，能直接和一个农民子弟结婚，就算秉宜有出息。”

    秉宜：我知道，比较起来，伯伯对我是不够满意了。

    秉钧：不过七妈对你还是挺关心的。爸被关押之后，伯伯不许妈动用爸的退休金。妈每个月从爸的退休金中取出20元作为爸的伙食费和订报纸等零用钱，给卫戍区（后来是交给第一专案组）送过去，剩下的钱全存起来。后来小五、小六去农村插队，他们在那边基本没有收入，妈要拿自己的工资补贴他们还不够，还要去卖些东西，旧衣服、旧首饰什么的。

    秉宜：爸被关押后，伯伯也不能再给家里补贴了，妈那点工资的确太困难了。

    秉钧：有一次你给我写信，提到家里已经不吃肉了，我把这事告诉了七妈。

    秉宜：这封信应该是1970年4月以前写的吧，因为到5月份我就跟着学校一起下部队农场了。

    秉钧：那应该是吧。1970年7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二届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去西花厅看七妈时，七妈就专门和我谈起怎么帮你和小五、小六的事。她说：兄弟姐妹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现在小五、小六都在农村，小咪大学该毕业了，但是还没分配工作，他们现在都养活不了自己。她说：“我想同你和你大姐三个人分分工，每人帮助一个怎么样？”我马上回答说：“行。”七妈又说：“你来管小咪，小六我来管，小五在延安，离西安近，让你大姐管。你再征求一下你大姐的意见，她有两个孩子，能不能负担，如果负担不了，小五也由我来管。另外你告诉你大姐，寄钱不要多，我给小六一个月就8块。小咪那么大了，又是女孩子，你给她多一些。”
    就这样，我记得我给你的钱，好像一个月15元还是20元，钱寄到你们那个部队农场去。大姐后来回信说，她可以承担小五的生活费用，也应该承担。

    秉宜：秉和说从1971年5月起，他的生活费也由七妈管起来了。

    秉钧：秉华到印刷厂当了工人以后，他上班想买个单车，但是他的钱不够，就去找七妈帮他。七妈说：你工作需要，我是应该帮你，但兄弟之间也应该互相帮助，你自己也要出些钱，不能全靠别人，这样你才会感到是自己的劳动赚来的车，才会懂得爱惜。你先问问你二哥，看他能给你多少帮助，不够的我再给你补。后来秉华给我写信，我说我完全可以帮你，你就不要让七妈出钱了，差多少我寄给你。后来我听妈说，七妈还是给他钱了。

    秉宜：我倒从来没向七妈要过钱，即使住西花厅那些年，七妈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哪怕一分钱。她不给是有她的道理：自从小五、小六出生后，咱家里前后请了两个保姆，后来咱俩也回家住了，爸的负担就比较重。伯伯和七妈就商量怎么帮助咱家，商量的结果，伯伯负担咱家，七妈负担二娘（周恩来胞弟周恩溥的夫人王兰芳），二娘从部队上复员后一直没有工作。给咱家每个月是105元，偶尔爸生病了，或者要做手术了，临时多给些。这样伯伯和七妈就有一个原则，既然他们给了咱家补助，那么负担孩子们的生活就是爸和妈自己的事情了，他们就不再插手了。记得上中学时，爸对我说过，妈一直坚持每个月由她当面交给我生活费，以此提醒我，虽然我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但我是由妈供养的。伯伯和七妈非常懂得妈的心思，所以他们从不给我钱。这是他们对一个母亲的尊重，也由此养成了我的好习惯：经济上有困难从不向七妈张口。
    记得我上高中以后，有几次从西花厅回家，成元功叔叔（周恩来的卫士长）让我把生活费给爸带回去，同时还要我打一个收条，注明钱数、日期和签字。成元功叔叔特严肃，他说：伯伯帮助你们是为了不让你们再去找政府申请困难补助了。这也是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

    秉钧：咱们生活上有什么事还都会跟七妈说，从来没找过伯伯。

    秉宜：那当然。家里的事都是七妈在管，伯伯从不插手。如果你真的去找他，他也会说：这事你去找你七妈。更何况西花厅有纪律，伯伯管的是国家这个大家，谁敢拿自己的生活小事去打扰他。

    秉钧：1970年夏天那一次的空军第二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的时间比较长，我就常利用周末时间进城，一般先去和平里看妈，然后再去西花厅。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伯伯在办公室忙着一直没有出来，七妈和我在客厅说话。等了一会儿，伯伯还不出来，我就跟七妈说：“七妈，那我走了。伯伯在忙，我就不打扰他了。”七妈说：“不，不，不，我就是让你去跟他打个招呼，告个别，让他起来活动活动，不然他就总也不肯起来。”我就和七妈一起来到伯伯的办公室，我推开半扇门，站在门口，只见伯伯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笔正在看文件。我说：“伯伯，我回去了。”他从老花镜上面看见我，放下笔，我说：“您忙吧，不要起来了。”七妈在我身后接过话来对伯伯说：“正好你也坐了好久了，秉钧要走了，你出去送送他吧。”伯伯看看表，放下老花镜，这才起身跟着我们走出办公室，一直把我送到二门。记得就是那一次我还给伯伯带去了两双尼龙袜子。

    秉宜：你说到这儿，让我想起韩福裕叔叔（周恩来的卫士）曾经对我说过，爸在文革前也会去西花厅看伯伯，他就一个人去。伯伯知道他来，也不管他，只顾忙自己的工作。韩叔叔说有一次他正陪爸在客厅说话，伯伯从办公室出来了，伯伯见了爸也不说话，往沙发上那么一坐，眼睛一闭就睡了。爸也不说话，就坐在一边陪他。伯伯睡上那么几分钟，站起身又进了办公室。

    秉钧：伯伯那么讲究礼仪的人，只有在自己的小弟面前才一点客套不用讲，这才是兄弟。

    秉宜：妈跟我说解放初她第一次见到伯伯时告诉伯伯，她是1914年出生，爸比她大9岁。伯伯立刻纠正说：“不对，他比你大10岁。生他的时候我就在场。”妈就说原来爸还瞒了她一岁。爸3岁的时候奶奶就去世了，那年伯伯9岁。爸后来对胡华（人民大学教授）说：“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

    秉钧：1970年那会儿，毛主席提倡学习马列主义，还专门点过一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几部经典著作，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论权威》、《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这些书的单行本七妈都给我寄过。我那时还在飞行大队当政委，有一次上级要求讲一讲关于组织纪律性的党课，我备课时就参照了恩格斯的《论权威》中的一些观点。后来我把这个讲课稿整理了一下，给七妈寄去了。结果这次我回北京开会，赵炜阿姨一见到我就说：“秉钧，你的学习笔记寄给七妈后，七妈就给我们施加压力了，说你们哪个同志能做出这个笔记来。”

    秉宜：周家子弟但凡有好的表现，七妈都会很自豪。

    秉钧：到了8月20日那天，我去西花厅时，伯伯和七妈他们正要出发去外地。七妈见了我说：“秉钧，我和你伯伯要外出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就不必来了，多陪陪你妈妈吧。”正说着，钱家栋叔叔走进客厅，他向伯伯请示说：“总理，今天是廖仲恺先生遇刺日，是否要有表示？”他这么一提醒，伯伯马上想起来了，他说：“噢，还是45周年呢，你赶快用我的名义送个花篮给何香凝先生。”七妈在一旁听着就不满意了，她非常认真地对着伯伯说：“怎么只用你一个人的名义？我在广州还给何香凝先生做过秘书的呀！”伯伯听了连忙向七妈道歉，说：“对不起。”又告诉钱家栋叔叔：“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送。”我在一旁暗自发笑，这老两口真有意思。
    这一天，他们是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就是陈伯达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却被毛主席批了的那次。当时我们那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已经开完了，不过大会最后要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大家做总结发言，而吴法宪也去庐山开会了，我们这些代表就只能再等，一直等到9月份吴法宪回北京给大家做了报告，会议才结束。我是过完国庆才回的广州。

    秉宜：《周恩来年谱》中说：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原定是修改宪法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三项。你到北京那段时间伯伯应该一直在忙着为大会的召开做准备吧。

    秉钧：大概在1972年左右，有一次我来北京出差，我去看伯伯和七妈，我和七妈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史记》，七妈说：“你还挺喜欢《史记》？”我说我看得不多。她问我：“你有没有《史记》？”我说没有。她说：“那好，新出了一部《史记》，等你结婚时候我送你做结婚的礼物。”

    秉宜：伯伯也跟我提过《史记》的事。1972年春天，我从部队农场回北京结婚，我和任长安去西花厅看望伯伯七妈，到那儿已经是中午了，伯伯刚吃过饭，正在客厅里来回地走两步，活动活动。我们过去和他打了招呼，他忽然停下来问我们：“你们看过二十五史吗？”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那些年书店里除了毛选和马列方面的政治书籍，其它的出版物哪里还看得到了，不知道伯伯怎么忽然提起二十五史来了。再说不是叫二十四史吗？我真是孤陋寡闻了。我就说：“我没看过。”伯伯又问：“《史记》看过吗？”我说《史记》我知道，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讲过司马迁写《史记》，但是我没看过。伯伯就说了一句：“二十五史没看过，看看《史记》也是可以的。”
    后来看《毛泽东年谱》，才知道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有关部门请示毛泽东同意，写信给周恩来申请完成点校二十四史。周恩来当日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估计伯伯又加了一个《清史稿》，这才成了二十五史。

    秉钧：我是1973年五一节在北京结婚的，婚后回到部队不久，6月份又来北京开会，参加空军的党员代表大会，选十八大代表。6月份广州的荔枝刚下来，很新鲜，我买了一大堆荔枝，回到北京后先去和平里给妈留了一部分，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了西花厅。七妈见了荔枝以后说：“哎呀，6月份就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荔枝，真难得！”那天从和平里到府右街，半路上还下起了雨，我没带伞，衣服全淋湿了，七妈说：“你看你身上都淋湿了，赶快，赶快让爱梅把你的衣服拿到后面去烤烤干。”她又从卧室找出一件伯伯的衣服、一双拖鞋和一双袜子让我换上。她指着那双袜子说：“你看，这还是你送给伯伯的呢。这袜子太凉了，我没给你伯伯穿，正好，你就把它穿回去吧。”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我得赶回去我开会的空军学院，可是雨还没有停，七妈就说：“秉钧，我给你派了个车，让老杨（周恩来的司机杨金明）送你回空军学院。你要开会，不要淋病了影响开会。”

    秉宜：这是怕你影响工作所以特别照顾吧。咱们小时候，每次回家不都是让叔叔（周恩来的卫士）在街上叫辆三轮车把咱们接回西花厅么，什么时候用过他们的车？我一直记着七妈当时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小汽车是公家发给你伯伯工作、开会用的，你们小学生没有对国家做过什么贡献，就没有资格坐伯伯的车。”我那时也就才上小学二年级吧。

    秉钧：下一个周末我又去了西花厅，正好赶上伯伯从外面回来，七妈就让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散步。那一次他和我谈的多一些。

    伯伯问我：“你们空军去年摔了多少架飞机？”
    我说：“XX架。”
    他又问：“几个一等几个二等？”
    我就跟他说了多少个一等，多少个二等。我就奇怪他怎么还懂得一等二等？空军飞行摔飞机，一等事故就是机毁人亡，二等事故就是机毁人在，三等事故是人是安全的，飞机也可以修复待用。
    伯伯接着又问：“那今年呢？”
    我说：“今年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恐怕跟去年差不多。”
    他问：“为什么？”
    我说：“有多种因素，有天气的原因，有飞行员的技术问题，有个别飞行员组织纪律性问题，有指挥员指挥不当的问题，也有飞机质量问题。”
    他问：“这个飞机质量主要表现在哪里？”
    我说：“比如发动机中间那个轴，用的是一根钢棒。制作时要把钢棒的两头切掉，只用中间那段。文化大革命就给破了，说这样太浪费，要废除旧的规章制度，要砸烂条条框框，就把那一根钢棒从中间切，一切两，一个做成了两个，这样轴的两头就不够结实，就容易出事故。”
    伯伯说：“这我知道。”又问：“那你认为哪个是主要的？”
    我说：“质量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飞行训练时间太少，飞得太少。”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1968年一年我才飞了25个小时。为什么呢？尽搞大批判了。坐下来学习，什么忆苦思甜，下农村访贫问苦这些事净搞这些事了。不过我没有跟伯伯说净搞大批判和忆苦思甜占去了很多时间，我就跟他说训练得太少，说我1968年全年才飞了25个小时。可是人家以色列的空军飞行员，35岁退役后，就在机场附近给他们安排工作。虽然退役了还要飞，每个月还要飞65个小时，要保持飞行技术。这样一旦开仗，随时可以回来继续服务。而我们呢，正儿八经的飞行员一年才飞25个小时，只能保持一个基本的驾驶技术，什么高难度的科目都不敢飞，领导也怕出事。
    伯伯点点头说：“你分析得对。”

    我总的感觉他重点问的还是航空工业生产的问题，他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伯伯和我谈话，一般都是比较简短地提些问题，比如部队建设、飞行安全等等。

    秉宜：是这样，而且一般他总是问的多，说的少，更不随便表态。除非要批判封建家庭了，或者动员秉和秉建继续留在农村了，他才会多说两句。